儒家思想内部分歧，对武帝晚期政治的影响武帝时期

武帝时期，公羊学家董仲舒和谷梁学家江公辩论朝堂之上，最终当公羊学赢得辩论之后，随后被确定为官方之学。与此同时，汉武帝也让自己后继之君太子学习公羊春秋，他同时也学谷梁春秋， “稍壮，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穀梁》。 ”公羊春秋和谷梁春秋虽同属于儒学，但是他们对治国的理念还是存在分歧，武帝确定公羊春秋之后，谷梁春秋便站在政治权力外围。但是这些谷梁春秋学者并没有由此消沉，他们反而是转身投靠于汉帝国未来的后继之君的身上，希望能够在未来的政局上搬回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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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之所以安排太子刘据，学习公羊春秋的目的，
武帝征伐四夷，扩张汉帝国的版图，增加对周边地区的政治影响。公羊春秋的思想恰恰体现了这一观念，让后继之君能够继承自己创下的基业，同时也希望后继之君能够继续沿袭既定国家政策。但是，太子刘据仿佛不能够体会到汉武帝的良苦用心，在政见上屡屡与汉武帝不和， “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上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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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太子和武帝的政见不和，导致了朝堂之上出现了两派。田余庆先生指出：“武帝和太子既然各有一班为自己效力的臣僚，他们的关系就超越宫廷生活中的父子关系和个人权势关系，而具有朝廷中两种相矛盾的政治势力的性质。这两种政治势力的矛盾，在形势变化的时候，有可能激化起来，表现为武帝和太子的不可两立的抗争。 ”田老一针见血的指出了汉武帝和太子刘据之间的政治矛盾，笔者认为，汉武帝一直都在不断的加强自己的权力，不允许出现一个和自己抗衡的势力存在，对外是如此，对内同样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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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刘据周围所形成的政治势力
对武帝的国家策略很不满意，也因此在汉廷中形成了两大对立的派别。对此汉武帝极其不能容忍他们的存在。笔者在此认同田老分析武帝和太子刘据的政治矛盾，但从学术背景上看，实际上有着更深一层的隐喻，这也是汉武帝实行尊儒之后的政治影响。可以看到的是，汉武帝所重用的大臣都是善文法之士，对儒生的态度只是随侍在侧的顾问，虽然以公孙弘为代表的儒生地位被提高至三公九卿，但也只是装饰门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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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内部分歧，对武帝晚期政治的影响】在公羊春秋能够为武帝的统找到一个合理的理论依据的时候，得到了汉武帝的推崇，刘据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被安排学习儒家思想。而谷梁春秋的学者在没有得到重用的时候，他们转向太子，这一点在上述中已经论述，通过对太子的熏陶和感染，使得刘据慢慢转向了谷梁春秋，这样就和汉武帝推崇的公羊春秋背道而驰。武帝父子在治国理论上出现的分析，才是导致父子之间政见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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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深层次的原因，汉武帝在推崇儒学之后，并没有限制其他的学者对儒学经典的解释，虽然在政府权力强制推行公羊春秋之后，但是并没有限制谷梁春秋的学说，从而使这些儒生转而投向太子。并以此形成了太子集团的势力，不难看出的是，太子的势力其实很小，根本不可能动摇汉武帝的地位和权力，但是为什么汉武帝要对自己的儿子痛下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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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点：
首先是，上面论述的武帝父子之间所接受的政治思想不同而导致父子政见不同；其次是，在朝中所形成的两股政治势力形同水火，势必造成朝堂之上派别之争，从而导致朝堂之上永无宁日；再次围绕在武帝身边的这群大臣们，现在所实行的政策得不到后继之君的认同，势必在新君登基之后，会改变现有的政治举措，从而影响这群势力的政治前途；最后，汉武帝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后继之君改变自己的政治策略，也不愿意看到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基业受到损伤。而太子刘据守文的治国理念和汉武帝开疆扩张的理念背道而驰，因此武帝这才下定决心除掉以太子为首的政治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