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统治者法制意识较强，重视法律规定，使亲邻法更加制度化宋代亲邻法

宋代亲邻法，在明清被废除之后，便沦为习惯法。在当前的社会，亲邻法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然不存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也没有专门的亲邻优先购买权制度，但亲邻法作为一项流传了一千多年的法律制度，在民间田宅交易的具体实践中，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法律实践对现代社会的司法，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先问亲邻的习俗，能从习惯法上升到国家层面的制定法，进入司法者的视野，除了其本身的价值外，更多地是它适应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需求。先问亲邻在宋朝入律，并非偶然。
宋代是一个开放性的朝代，商品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隋唐以来的均田制已被瓦解，土地私有成为常态；社会结构上，魏晋以来的世家大族慢慢衰败，以个体为中心的小家族成为社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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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宋朝统治者大都法制意识较强，重视法律制定，以致于民间适用已久的先问亲邻，得法律制度化。亲邻法的形成，除了这些客观原因外，更多地应是其本身的价值，符合了当时的社会需求。
作为一项习惯法，亲邻法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是在宗法制的基础上产生的，其赋予亲邻优先购买权，一是基于亲亲的宗法观念，保持家族内部的和谐与团结，二是维系孝道的伦理需要，维护父系血统下家庭财产的完整，以确保宗族有足够发展壮大的经济基础。
因而亲邻法实际上内含了儒家追崇的和的思想，将关系重大的田宅交易优先典、卖给亲邻，不仅密切了与自家亲邻的关系，也避免了日后因相邻权而引发的潜在危机，其中蕴含的爱好和平，追求和谐的思想，正是我国古代人民一直以来的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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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宋代确立亲邻法，对民间习俗予以确认，也表明了官方对民间先问亲邻习俗的尊重。司法官判定二人的交易为抵当，应按该地风俗归还田产。可见，在宋代，从统治者到司法官，对民间善良习俗都能予以重视，甚至在司法实践中予以援引，以加强民众对法律层面的内心确信，促进民众更好地遵从法律。
亲邻法从习惯到法律制度，给民间习俗入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近年来民间法广受关注，民族习俗、乡村习惯法、村规民约等研究不断开展，它们作为一种源自民间的社会控制机制，在中国乡土社会中有悠久的历史渊源，直到民国之前，始终是生活在初民社会中的乡民们处理纠纷、平息矛盾的重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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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习俗在生产生活中自发形成，对乡民的交往规律与生活习性更加了解，在对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中国现代社会，其特点也契合现在的社会秩序，比起国家法更能满足现在基层的法治需求。
例如，在对待老人精神赡养上，常回家看看为何能入法，原因在于自古以来孝敬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侍养奉亲不仅是传统的道德习俗，更是融入民众生命的道德要求，其蕴含的孝文化，是我们当前文明社会所必需的，是构建父慈子孝，家庭和睦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在此基础上，将常回家看看写进法律，既是对已然存在的精神赡养传统给予肯定与支持，也是对孝文化的一种传承。从亲邻法的适用范围来看，不管是在典卖、绝卖，还是倚当、抵当中，都仅仅适用于民众私有不动产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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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私有田宅，对统治者来说，基本是一个敏感地带，国家不能干预过多，但也不能放任不管，统治者允许亲邻法在此领域的适用，不让其无限扩大，也不让其就地消亡。原因在于，土地和房屋，不仅是一个国家赖以存在的根基，更是普通民众生存的最低物质需求。
土地房宅问题，关乎国计民生，自古以来就是国家重点整治的领域，历代统治者对此都非常重视，对田宅交易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积极干预。但是在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乡土社会，国家权力难以下移，司法权力难以渗透。像这种纵使国家法律再强大完善，也鞭长莫及的地带，就需要土生土长的习惯法来予以弥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