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禄琳琅》：《石渠宝笈》的“姊妹篇”( 二 ) 《天禄琳琅》收录的善本及印

从笔记中我们还得知在光绪年间，由帝师翁同龢亲自主持了宫内善本古籍的又一次整理工作，这次整理再次发现了一些之前所有编目中没有涉及的古籍善本，于是宫廷又开始准备着手整理编纂《天禄琳琅书目四编》，也称为《天禄琳琅书目补编》，但终因甲午战争的爆发，这项工程最终没有开展。
多部古籍善本毁于战火
1912年民国成立，从此紫禁城被一分为二，外朝部分归属于中华民国，溥仪和他的小朝廷则被允许居住在乾清门广场以北的内廷部分，并享受《清室优待条件》中的待遇。按照这份文件规定，紫禁城中的国宝都属于清帝的私有财产，于是末代皇帝溥仪就开始钻这个空子，打着“赏赐”的旗号，将《天禄琳琅》和《石渠宝笈》分别收录的古籍善本和名贵字画交由在宫中任伴读的溥杰和溥佳（溥仪堂弟）偷运出宫，藏于后海的醇亲王府中。 1924年11月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之后移居到天津居住，而这些珍宝也被分装了七八十个大箱子，并由溥佳打通各个关口，从北京运送到了天津溥仪的住处。
溥仪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进驻紫禁城，开始对紫禁城中的文物进行清点。 1925年3月，在对相关文物经过详细的登记造册之后，发现《天禄琳琅书目后编》中收录的古籍善本仅剩余313部，连原有规模的一半都不到。他们甚至还发现了一些元老勋臣以“借用”的名义从宫中索取字画书籍的“借条” ，这造成了大量文物流失到紫禁城外，足见溥仪小朝廷管理的混乱。更让人扼腕叹息的是，有一部分被溥杰和溥佳偷运出宫的名贵书画和善本，被直接变卖掉，流失到民间，不知去向。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溥仪秘密前往东北三省，成为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1934年，在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以及溥仪的老师罗振玉的安排下，他们将溥仪存放在天津的宝物运抵长春，并储藏在伪满皇宫一座被称为“小白楼”的建筑里。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伪满皇宫无人看守，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里，长春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很多当地居民直接冲进伪皇宫哄抢，盗走了部分珍贵的文物。 1946年1月，国民党在长春的专员张嘉璈，命令接收人员从残存的小白楼藏品中“精中选精” ，选出有“天禄琳琅”印玺的书籍13箱，共计92部， 1449册运到沈阳故宫存放。
但毕竟整个挑选过程过于粗略，而且参与人员非常不专业，只是“寻章”办事儿，因此就造成了对于天禄琳琅书籍整理的遗漏。他们挑选出的13箱“精选书籍”被运送至沈阳后，剩下的文物都被运送到了当时的长春市市政府保管。那13箱“精选书籍”在沈阳存放不久后，即被送还至北京故宫博物院，以换回之前沈阳故宫存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的宋、明丝绣。存放在长春市市政府的那批书籍，被后来的东北民主联军在解放长春时发现。这些书籍被运送到哈尔滨，交由东北图书馆筹备处（今辽宁省图书馆前身）管理。而这批藏品也随着辽宁省图书馆的搬迁最终落户沈阳，成为辽宁省图书馆重要的馆藏文献之一。
当年，这批古籍在从长春迁移到沈阳的过程中，有些遭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很多珍贵的善本都成了残本。更为遗憾的是，被张元济先生苦心从民间收集来并储藏于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的两部古籍，即宋版的《公是先生七经小传》和明版的《鹤林玉露》，都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毁于日寇的炮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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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留于紫禁城中的另外三百多部古籍也由于抗战的爆发而踏上了“流亡”的道路：由于日寇逼近华北，这些古籍也随着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一起南迁，历尽了周折。可以说它们见证了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这批天禄琳琅古籍最后被运送到台湾，成为后来兴建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中重要的收藏品。
从某种意义上说，《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的种种经历既见证了近代中国的动荡和屈辱，也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从乱世时古籍善本的离散，到最近海峡两岸共同努力搜集和保存古籍善本，这一切都体现了华夏儿女对于自己文化遗产的珍视。当然我们也希望终有一日，《天禄琳琅》系列能够珠联璧合，重新以一个整体展现在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