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虎|夏商时期玉虎的渊源与流变夏商时期的玉虎

夏商时期的玉虎，经历了石家河文化晚期、二里头文化、商代中期、商代晚期前段、商代晚期后段等几个发展阶段，其中二里头文化时期的玉虎有待发现。石家河文化晚期至商代晚期后段玉虎形制演变发展过程较为清晰，笔者已做了初步的梳理［1］。本文将探索夏商时期玉虎的渊源与流变。
一夏商时期玉虎渊源的探索
追溯夏商时期玉虎的渊源，首先需要探索石家河文化晚期之前的玉虎或虎纹装饰遗存。
目前发现的石家河文化晚期之前的玉虎或虎纹装饰遗存，按照以往学术界流行的看法，主要有考古发掘出土的良渚文化玉器上神人兽面纹图像与凌家滩文化玉虎。兹分析如下。
1.良渚文化玉器上神人兽面纹图像中的兽面纹与虎形象没有关系
良渚文化玉器上的虎纹饰，曾是指浙江省余杭反山墓地M12墓葬出土的M12∶98玉琮（图一）［2］、M12∶100玉钺［3］等玉器上的神人兽面纹饰中的这类兽面纹饰。这种完整的神人兽面纹饰图像在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上有26个，而兽面纹饰图像在良渚文化玉器上发现数量很多。 1990年，张明华率先提出这种神人兽面纹饰图像为人御虎，兽面纹饰象征的是虎［4］。之后一些研究者沿用此认识。然而，在良渚文化中至今没有发现玉虎或其他虎纹或虎头纹样的装饰图案。良渚文化是否崇敬虎、制作玉虎、流行虎形象的纹饰图案，目前得不到证实。良渚文化反山M12出土的大玉琮、玉钺上的神人兽面纹饰图像中的兽面纹以及其他良渚文化玉器上的这类繁简不一的兽面纹是否为虎纹，至今没有被证实。笔者曾于2001年提出反山M12∶98良渚文化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饰图像中的兽面纹象征的是鳄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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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反山M12∶98玉琮上神人兽面纹饰线图
现在看来，良渚文化玉琮上神人兽面纹饰图像中的兽面纹的渊源，大致可追溯至松泽文化晚期，如浙江省桐乡普安桥遗址M8墓葬出土的兽首玉饰与M17墓葬出土的兽首玉珠、海宁市迖泽庙遗址M10墓葬出土的兽首玉饰、海盐仙坛庙遗址M51墓葬出土的兽首玉珠等。
普安桥M8∶28兽首玉饰，器形较小，为不规则椭圆形，高3.1厘米，宽1.3厘米，厚1.6厘米，正面（侧立面）浮雕兽首的嘴、鼻、眼、耳，长吻，圆鼓眼，嘴下向内切割1厘米后向上切割至眼角后侧［6］。（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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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普安桥M8∶28兽首玉饰
普安桥M17∶2兽首玉珠，器形很小，不规则圆环状，长径约1.2厘米，短径1.1厘米，厚0.4厘米，孔径约0.25厘米，在一侧边雕出兽首，有微凸的双眼、象征性的长吻，以及脑后微凸的双耳［7］。（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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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普安桥M17∶2兽首玉珠
迖泽庙M10∶4兽首玉饰，高2.8厘米，宽1.1厘米，下部为兽首的吻部，中部两侧为一对微凸圆眼，双眼间及双眼之上刻上扬的飘带线纹象征双耳，双眼间下面有三道弧线相连。上下端中部分别穿一系孔［8］。（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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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迖泽庙M10∶4兽首玉饰
仙坛庙M51∶2兽首玉珠，器形很小，为不规则圆环状，直径约1.1厘米，厚0.4厘米，孔径0.5厘米，在一侧边雕出兽首，有微凸的双眼、象征性的长吻以及脑后的双耳［9］。（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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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仙坛庙M51∶2兽首玉珠
普安桥M8∶28兽首玉饰与迖泽庙M10∶4兽首玉饰、以及普安桥M17∶2兽首玉珠与仙坛庙M51∶2兽首玉珠的兽首特征，与虎首形象相去甚远，而与鳄鱼的首部特征可做比拟，可能象征着鳄鱼首部的形态。这可能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象征鳄鱼首部的一批玉雕作品。
这4件兽首玉饰与兽首玉珠，以普安桥M8∶28兽首玉饰的形态较为原始，兽首为浅浮雕形态，刻纹线条较少；其嘴下向内切割并转向上切割至眼角后侧的切割线口，是象征着鳄鱼开启的大口，还是拟将兽首切割下来而没有完工，尚不可知。迖泽庙M10∶4兽首玉饰和普安桥M17∶2兽首玉珠似都为普安桥M8∶28兽首玉饰的进一步发展。由此可知，在崧泽文化晚期至末尾，由普安桥M8∶28兽首玉饰形制的进一步演化，存在着两种形制：一种演化为迖泽庙M10∶4兽首玉饰的形制，另一种演化为普安桥M17∶2兽首玉珠的形制。其中仙坛庙M51∶2兽首玉珠可能是普安桥M17∶2兽首玉珠的进一步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