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国、还是依法治国，诸子百家各持己见，得出了怎样的结论？( 三 ) 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

孔子的德治在极大程度上，只能应用在那些讲道德的人身上，只能应用在那些生存环境相对安稳的人身上，对于处在动荡中流离失所的难民，对于压根就不讲道理或者没有接受过道德教育的人，德治是起不到作用的。
对于这些人，或许只能应用韩非的法治，不要企图让他们不想，只需做到让他们不敢。这么看来好像是法治更有作用一点，但事实上，韩非的法治也存在着弊端。
其实，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的问题，并不在于执法而在于立法，因为我们现代人的角度，一个国家为什么需要法律呢？是为了保证国家的长治久，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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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非等法家子弟的角度上，一个国家需要法律的原因在于要巩固君主的统治，如此一来，当一个国家应用法家的观念实施法治的时候，带来的就是文化专制和思想专制的弊端。韩非曾说，共民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刀剑之捍，以斩首为勇。
就是说，一个国家不需要有一切文献史料，不需要有一切思想遗产，这样的思想无疑是极端的，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国民，他们大约也只能成为以斩首为勇的杀人机器，如此，法治就成了冰冷的控制手段，剥夺百姓的利益，加强君主的权力，成为了君主称霸的资本，这样的法治并不是绝大多数人想要的法治。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韩非的法固然能够成为君主集权的工具，固然能够在那个时代里更好的保证君主的权力，更好地推动历史的发展，但却也能更大规模上造就血腥。
与此同时，孔子的德虽然不能约束所有人，甚至对于不能约束的那部分人也没有丝毫办法，但是孔子的德却也是君主之德，也是一个合格的君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那么，到底是德治呢？还是法治呢？
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诸子百家并没有改出答案，或者说对于这个问题，先秦诸子已经回答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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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子到韩非，先秦诸子竞相争鸣，影响了我们民族思想文化历史，又留下了一大堆至今让人困惑不解和争论不休的问题，其中就包括如何治国，是德治还是法治？可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思考，一个国家又为什么必须要在德治和法治当中选择其一呢？二者兼备，共同治理，难道不会有更好的结果吗？
所以，真的延续到这个地步，我们或许需要跳出儒家和法家的争论，如此一来，斩断争论就不再困难了。
治国到底是要以德、还是以法？这个问题很简单，必须要依法，德是人的生存的条件之一，但是德并不具有可操作性，无论是领导者还是底层人民自身，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并不能直接控制道德，也不能直接控制人们去遵守道德，因为违反道德的人实际上没有与之相对应的惩罚措施。
但是，法律却不一样，法律条文是明晃晃地摆在那里的，它有实际的可操作性，也更方便让人们遵守，让人们警醒。
【以德治国、还是依法治国，诸子百家各持己见，得出了怎样的结论？】所以，依法治国是必须的，但是以法治国的同时我们却不能忽略道德的作用，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道德，那必定是伪善的，如果一个国家造就大量的伪君子，这个国家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很大的阻碍，所以，我们不妨将法治和德治结合起来，以道德来教育人，以法治来约束人，这样达到育人和约束的双重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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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时至今日，关于治国的争论并没有完全的解决，诸子百家三百年的争鸣也没有结论，只不过没有结论是很正常的，很多时候一个问题的存在，并不是必须要有结果才能证明问题有价值，思考问题的过程有时候更加重要。
所以，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在是以德治还是以法治的选择上，我们并不需要一边倒，并不需要非此即彼，我们更加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要有法律？又为什么要有道德？对于这几个问题的思考过程，或许才是影响国家发展最为主要的方面。
其实，历史发展到今天，其向我们传达的是法律和道德同等重要的理念，没有法律就很难有公平公正，没有道德，社会也很难有人情味，所以，在发展的过程中，双方必须要双管齐下，至于如何双管齐下那就要依靠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