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国、还是依法治国，诸子百家各持己见，得出了怎样的结论？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

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百家争鸣持续了三百多年，在此之中，各个学派都有自身的主流学说和思想，对于如何治理天下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虽然他们的主张各有不同，可是归根结底，我们却可以将其大体分为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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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无论诸子百家思想主张下的具体行为措施有多么不一样，他们最终的思想都要汇聚为两个点，其一为德治，其二是法治。
无论是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好，还是法家的兼爱也好，又或者说是道家的无为，这些就算是并不以人为本，但也绝对是从人出发提出来的理念，哪怕是道家所说的天道，也是希望人顺应自然万物的道理，这一切都与自然有关。
或者说，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所有的天道和道德，都是自然延伸出来的，也并不是强制性的要求，都是人们内心深处自发对于自己的约束，这实际上就是德治，以道德来治理国家，让人们自己约束自己。
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法家的法治，法治理解起来相对简单，就是通过强制性的法律条文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把所有人的行为规范在一个同样的框架之下，不再依靠人自身的自觉，而是依靠制度的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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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来，诸子百家虽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争论，但最终他们所有的争论都汇聚到了德治与法治，至此，一个国家到底是要进行德治、还是法治，就成了战国时代百家的最后争鸣。
那么，德治与法治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各持己见的诸子百家又有哪些理由呢？本篇文章我们就重点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深入剖析一下德治与法治的内涵。
按理来说，德治和法治的争论是从孔子的时代开始的，鲁昭公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前513年，鲁国铸造邢鼎，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行为，等同于将刑法的条款向国民公开，可以看作是法家思想实践的先行。
毕竟，法家的主张就是法莫如显，实施法律的结果应该是使民知之，所以，法必须要公开，要公开才能公正，要公正才有公平，这是法治的基本原则。
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法治已经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并且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行为认知当中。可是对于鲁国这样的行为，孔夫子是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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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要维护礼治，在孔子的认知中，维护礼治就不能公布刑法条款。为什么呢？因为礼治的核心是尊尊，第一个字是动词的含义，应该解释为尊崇，而第二个尊则，是名词，需要解释为尊者，就是说要尊重身份贵重的人。
可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制定刑法条款的必然是身份贵重的，同时，刑法的裁量权也要由身份贵重的人把持，这是一个划分阶层的国家，所必然拥有的体系形态。
但问题在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在是“察”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民众都能看到顶上的法律条文，那么他们就会知道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犯法的，也会知道犯法之后，要承担怎样的后果，同时，也会了解如何才能规避犯法的行为。
如此一来，人们就有了自我约束的框架，也有了对自身行为的准确认知，同时也会了解到所有的人都必须要遵循顶上的法律，如此岂不是所有人都平等了吗？或者说，所有的人都被同样的法律条文对等对待了吗？既然如此，那么人们又怎么还会去尊重身份贵重的人？毕竟既然大家都要遵守同样的条令，那谁又比谁尊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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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真的要铸造并兴鼎，真的要把鼎上的条文公布出去，那么，人们就只会尊重鼎，尊重法律，到那个时候谁还会维护身份贵重的人呢？因此，孔子反对公布刑法的行为。
那么，为什么孔子会如此反对呢？难道他是想要维护贵族的特权吗？其实不然，孔子这样的行为只是他认为认知导致的一种结果而已。
实际上，孔子并不是要维护贵族的特权，而是希望维护德治。所谓的德治就是以德治国，通过道德的手段来治理天下，而道德的手段实际上指的就是礼法，或者说西周的礼乐制度等。如此，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道德是区分人们身份最为主要的标准，最有道德的人就应该是权力最大的人，或者说权力最大的人必须拥有最高等级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