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德治国、还是依法治国，诸子百家各持己见，得出了怎样的结论？( 二 ) 从春秋时代到战国时代

所以，相对来讲身份地位处在低阶层的人，就需要向高阶层的人学习，自然而然也就要向高阶层的人表示尊重。
所以说，在孔子以德治国的体系之下，人们必须要尊重的是高阶层的人，因为高阶层的人拥有最高的道德。虽然，实际上并不如此，可是按照孔子的理论推断的话，必然会得出这样的结果，因此，孔子并不是想要维护贵族的特权，而是在他的认知当中，身居高位的人就要有高道德，即便没有也需要培养。
总之，只要身处高位，就必须道德高尚，而既然道德高尚，那么，就有得到人们尊重的必要，所以人们必须要尊重身份贵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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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孔子看来，如果公布刑法，实施法治，不但会让人们不再尊重身份贵重的人，同样还会磨灭人们的羞耻心。
孔子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恐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一个国家要用政令来引导人民，用刑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那么，人民群众可能真的不敢再犯罪，但不敢犯罪并不代表着不想犯罪，有的人可能只是碍于法律的严苛不敢动手，但是内心深处却没有羞耻心，一旦得到一丝一毫的机会，他们依旧会损害他人或者社会的利益。
可是，如果用道德来引导人们，就会让人们从内心深处明白犯罪的行为绝不可取，如果用礼仪来规范人们，就会让人们知道羞耻，并且能够自律。也就是说，孔子认为实施法治是治标不治本的，它只能让人们恐惧，让人们害怕，并不会让人们不敢，不能从实际上让人们知道不对。
而这就是孔子坚持德治最为主要的原因，毕竟不想作恶和不敢作恶是不一样，而且相比之下，必定是前者更好。
但在韩非看来，孔子的理论根本就实现不了。韩非认为，人们之所以会干坏事并非是所有的人生来就有这样的癖好，虽然他说人性本恶，但韩非所说的恶也有恶的条件，而这个条件指的就是利害的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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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利之所至，趋之若鹜，害之所顾，避之不及。
如果利害关系不大，那么，人们可能还能讲点道德，做什么都无所谓，没关系，但是如果一旦诱惑和欲望没有办法被抵御，或者说受到的危害难以忍受，那么，人们恐怕就什么都顾不上了。
所以，韩非认为，君主治国必须要左右开弓，要有赏有罚，对于做得好的人就加以奖赏，对于做的坏的人就加以惩罚，并且惩罚和奖赏要有对应的标准，同时，这个标准也要适用于国家内部的所有人。
再者，为了刑法管用，韩非主张奖赏要明确要慷慨大方，要说话算数，要让人觉得有利可图，罚就要心狠手辣，从重从快，让他们担忧的魂飞魄散，所谓执法要统一，立法要持重，法令要公开，高官厚禄，严刑峻法，说一不二，令行禁止，这就是韩非的法治原则，也导致了他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高压之下必有良民的基本观念。
由此可见，作为德治代表的孔子和作为法治代表的韩非，他们的观念是针锋相对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在他们的观念之下，如果要德治就完全用不得法治，如果用法治就完全要不得德治。可问题是，孔子所说的德治和韩非所说的法治真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吗？其实不然。
孔子的言论有一定的道理，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人，确实有一定程度上的羞耻心，有一定程度上的道德感，在很多方面也可以用道德的标准去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是，这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当人们并没有受到过多程度的迫害，且讲道德的时候，道德心和羞耻心都有约束的能力，可是，对于一个不讲道理的人，对于一个已经被社会或者是他人压迫到无以复加地步的人还能够讲究道德吗？这时候就很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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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个方面，并不是生活在社会上的所有人，都从一开始就讲道德，也不是生存在这个社会上的所有人，都能够保证自己的生存空间，试问，一个连生命都无法保证的人，难道还能要求他们讲道德吗？
或许对于孔子和孟子这样的圣人可以，他们可以舍生取义，但像孔子、孟子这样的圣人又有多少呢？绝大部分都是普通人而已，既然是普通人就不能用圣人的标准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