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营2021：一次偶像产业的技术换市场( 三 ) 低薪|中薪|芒果|人生|乘风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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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偶像行业是个不折不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在创造营和邓超、宁静一起担任导师的Amber刘逸云，是韩国当红女团f(x)的一名成员，作为女团里少有的中性风格代表，Amber在团里做了5年冷板凳，一度在社交媒体上吐露苦楚：“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一切，他们仍然说我不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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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er刘逸云在社交媒体倾诉自己不被重视
怀才不遇在偶像产业司空见惯，Blackpink的成员Lisa今年继续坐稳《青春有你》的导师席位，而她的前同门师姐CL（李彩麟）却只能在老板发布艺人回归计划的ins下留言，
钻研朝鲜半岛经济的崔志鹰教授在《韩日经济发展模式比较》一文中写过，“日本国内市场是新产品能否在海外市场生存的试金石，反之在韩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使许多韩国企业是根据海外市场的需求、而不是根据其国内市场的需求来生产产品。”
从H.O.T.开始试水海外市场，到BoA和东方神起在日本出道，再到Super Junior、f(x)、EXO启用外籍成员，韩流从中国一路飘到东南亚甚至欧美国家，原因只有一个：
以偶像的唱片销量来说，防弹少年团2032万张的累计销量已经是韩国歌坛的最高纪录，但对比隔壁日本，AKB48以6005万张位居女团第一，岚则以3800万张拿下男团第一，消费市场的总量差距一目了然。
1998年，正处于亚洲金融危机风波中的韩国，国内市场急剧萎缩，金大中一上任就提出“21世纪韩国的立国之本，是高新技术和文化产业”，要用文化产业拉内需，带出口。为了让政策能够全面贯彻落实，金总统果断发扬“让领导先上”的精神，与H.O.T.一块拍摄了一部旅游宣传片。
尽管金大中在任期末丑闻频出，但他的“文化立国”路线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2000年，韩国文化产业出口只有5亿美元，2010年达到32亿美元，2019年更是突破了百亿美元。
在造星这条产业链上，韩国人打造出了一套“朴正熙模式”产业升级的翻版，大概分为“政府政策指引——民间资本进场——扶持超级经纪公司——大力出口创汇”几个步骤。
众所周知，“领导殷切关怀”的地方，往往也是裙带关系的重灾区。SM的两任社长金英敏和金英旭，都是金大中的亲戚。前总统朴槿惠的朴家也是文艺人才辈出，90年代大火的偶像男团“水晶男孩”的队长殷志源，就是朴槿惠的侄子。
有殷切关怀，有高度重视，有成熟经验，韩国的追梦少年们一时如过江之鲫。据不完全统计，韩国偶像团体数量超过300个，这背后是数量突破100万的练习生，能与经纪公司正式签约的概率只有0.1%[11]。要是再算出道概率，可能还得乘个0.1。
韩流能够更迭三代席卷亚洲，这离不开产业链上游的高度集中。在韩国，SM、JYP、YG三大超级经纪公司几乎垄断了韩国的娱乐市场。但下游高度分散，上游高度集中，带来的结果就是话语权的不对等。恰逢彼时中国居民购买力日益提高，创造了中国籍艺人回国发展的浪潮。
2009年12月，偶像组合Super Junior唯一的中国成员韩庚把自己的老板SM告上法庭，要求解约。随着诉讼审理的进行，SM的霸王条约也相继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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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庚接受采访时谈及在SM的工作经历
有了在韩国高强度的历练，回国后的韩庚发专辑、开个唱、上春晚，从打工人成为老板。在先驱的带动下，2014年前后，EXO的三位成员鹿晗、吴亦凡和黄子韬先后与老东家对簿公堂，解约回国发展。相比韩国本土艺人在INS上求社长关注，鹿晗在微博上坐拥6200万粉丝，比韩国人口还多了1000万。
如果说中国籍艺人单飞只是产业发展中的一些挫折，那么日本市场的总需求疲软和中国在2016年后陆续落地的限韩令，则是让整个产业元气大伤。
“金大中模式”的关键，在于偶像供给与市场需求两端的稳定增长，在失去中国和日本两个最主要的海外市场后，
限韩令下，韩国娱乐公司市值一度跌入年内冰点，绝大多数中国消费者对韩流的认知，也停留在了2016年EXO与Twice的时代。韩国娱乐圈在中国掀起的讨论也大多是负面新闻，比如当红偶像崔雪莉和具荷拉先后自杀，顶流团体Bigbang的丑闻一度牵扯到青瓦台。
对中国而言，限韩令实际上对行业起到了某种程度的保护作用。无论欧美国家还是东亚国家，也都有过利用产业保护政策扶持产业升级的先例。但同一时期，国内偶像产业的供需两侧，也遇到了和韩国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