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营2021：一次偶像产业的技术换市场( 二 ) 低薪|中薪|芒果|人生|乘风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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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偶像：出演大公司广告和电视剧，属于明星艺人
地下偶像：也被称为“独立偶像”，主要在live house现场演出
地底偶像：更下层的地下偶像，大多没有自己的原创歌曲
作为二八法则的重灾区，往往只有金字塔顶层的偶像才能享受顶级的人气与收入。
2012年，日本学者滨野智史出版了一本
后来，AKB48的策划人秋元康（Akimoto Yasushi）听说了这个跨界彩虹屁，直接把这本书定性为“1979年评论家平冈正明所著评论以来最好的”，而平冈正明当年的评论文章标题也非常简单粗暴：
1964年东京奥运会期间，日本政府打着拉动内需的旗子号召老百姓买电视看奥运。奥运会叠加战后婴儿潮一代走向社会，家庭耐用品支出陡增，
1971年，一档类似“星光大道”的节目《明星诞生》在日本开播，被认为是亚洲第一部选秀类节目，山口百惠就是从该节目出道。80年代，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成为中国的全民偶像，《血疑》与《阿信》在中国屠榜。2006年，湖南卫视时隔20年引进《阿信》复刻版，收视率一度冲到了5.79%。
彩电的普及带动了影视与广告产业的繁荣，自然也拉动了栖身于此的偶像产业。1975年，日本娱乐业传奇人物強尼·喜多川（Hiromu Kitagawa）创立了杰尼斯事务所，喜多川的创举在于，打造了一种内部
【创造营2021：一次偶像产业的技术换市场】前者让偶像可以被流水线式的批量生产，后者让这条流水线可以持续自我造血。依靠这套体系，杰尼斯培养了一大批类似木村拓哉和生田斗真这类顶级人气偶像。巅峰时期，旗下艺人每年创造的总收入超过100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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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尼斯选拔-训练-管理-策划-营销的经营模式，国金证券
杰尼斯的另一个创举在于对艺人的全方位管理，杜绝了“明星赚钱公司亏损”的情况。比如严格的肖像权制度，对艺人唱片原盘的管控，以及旗下艺人标志性的“杰尼斯式微笑”。2019年喜多川逝世，后来曝光的葬礼现场照片中，旗下90名艺人洋溢着整齐划一的微笑，画面感人。
1981年，日本人均GDP历史性的突破1万美元，个人消费占GDP比重高达69.5%，超过了同期美国62%的水平。社会学家三浦展将1975到2004年的日本称为“第三消费时代”：
同一时期，优衣库和无印良品这类本土消费品牌批量出现，急需在品牌影响力上赶英超美，自带人气的偶像与消费品牌自然而然成为天作之合。1996年，日本化妆品公司佳丽宝(Kanebo)邀请了24岁的木村拓哉拍摄了两段口红广告，轰动全日本，以至于广告海报屡遭盗窃。
“杰尼斯模式”在日后的集大成者，是前文提到的AKB48的策划人秋元康，2009年，秋元康推出总选举模式，赋予粉丝当家作主的权利，投票决定偶像的出镜率。只不过每行使一次权利，要缴纳50元人民币左右的投票费。2015年，AKB48总选举的投票收入达到1.6亿人民币，秋元康一战封神。
这套粉丝投票与内部竞争结合的模式，几乎成了日后所有选秀节目的标准模板。但这种市场化模式也带来了圈层的割裂：顶级偶像拿走了大部分的人气与收入，广大底层偶像无人问津。
“御宅族”一词的创造者，日本评论家中森明夫指出过偶像泛滥的问题，
另一方面，日本的消费市场在90年代的巅峰之后，开始陷入总需求不足，增长几近停滞。以和偶像联系最紧密的音乐市场为例，日本的唱片零售店数量在1989年到达巅峰水平，之后便一路下滑。音乐市场的整体销售额，在2010年后就再也没有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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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唱片零售店规模萎缩到1984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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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音乐市场规模的增长在2010年后陷入停滞
供给端持续增加，需求端持续萎靡，导致的结果就是中日韩人民都非常熟悉的剧本：
1998年9月，韩国偶像组合H.O.T.发表专辑《复苏》，首批50万的发货量两天内售罄，时值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政府同IMF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援助协议。H.O.T.在《希望》中唱到，
这首《希望》由三天拿下三大歌谣节目的大满贯，并在年底将所有歌曲大奖收入囊中。第二年，韩国政府提出“文化立国”，H.O.T.来到中国，成为第一个在北京工体开唱的韩国艺人，《北京青年报》报道这场演唱会时，创造了一个彼时中国社会的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