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枫：我的高祖父林寿图( 三 ) 前言所提《日晏》作者即是我

高祖父虽然从未到过东北，但他时刻心系东北边防，甚至在被革职之后，用心著述此书，以飨后人，高祖父于此曾言：“谈形势者审焉。 ”
爱国之心，可见其诚。
满腹才情，教书育人，藏书收画
古人以举仕治国，也热衷于诗文书画创作甚至结社酬唱，又清代推行文德政治，要求官僚既富于儒家的品格与情怀，又要有文学的艺能与风度。这种政策导向，让一个人可以亦文亦仕，诗人与官僚合流。我的高祖父也是如此。
作为诗人，高祖父在文学上的创作也极丰富。
高祖父自幼就擅作诗文，他少年时代就以诗名闻名乡里，进入仕途后就越发勤力了。他一生所见诗文刊籍就有《黄鹄山人诗钞》、《华山游草》等。
清末学人谢章铤曾评其“颍叔诗之工且多，一时魁人杰士，无不怵服而钦佩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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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所存信札
高祖父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考上举人后，次年（1844）夏天，即自京师归。当时也曾与同乡诗人沈绍九、周麟章、萨大滋、陈福嘉、陈崇砥、陈隅廷等一起组织了西湖诗社。此西湖并非杭州西湖，而是福州西湖，社址在荷亭。
西湖诗社，沿袭古代文人雅集酬和的传统，诸如魏晋南北朝的兰亭雅集与宋代的西园雅集，文士们彼此唱酬、切磋诗艺、品第高下，可谓雅兴悠悠。
道光二十四年（1844）的整个下半年，身处福州的高祖父与朋友们酒酣拍案，互相击赏，寄情于诗文，真可以说意气风发。
当时高祖父年36岁，正是生命中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后来高祖父在西湖诗社创作的诗文，被编撰入《黄鹄山人诗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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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鹄山人诗钞》
西湖诗社成立约五个月之后，高祖父赴京赶考，诗社中另一重要成员周麟章也赴泉州设塾，诗社遂停止活动。
道光二十五年（1845）高祖父考中进士，第二年也即道光二十六年（1846）的春天，他请假从京城又回到故里，重新组织起诗社，社员又增刘瑞、孙翼谋二人，当时大家集会，约定俗成，人各一题，篇各一体。这次重新组织诗社，又活跃了近一年。
后来高祖父进京任职，同时刘瑞赴山西任职，陈福嘉、陈崇砥叔侄赴京应试，诗社复又停止活动。
此次诗社成员的诗文，被整理编入《西湖诗社存》，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仲春刻成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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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所存信札
进入仕途后，高祖父也积极参与其与僚属的文酒雅集，大家拈题赋诗，相互唱和，气氛非常活跃。
同治朝，当时高祖父丁忧守制在家，期间同为福州同乡的沈葆桢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沈葆桢与高祖父互相交好直至暮年。
在马江衙署，沈葆桢常邀请翰苑人士谢章铤、杨浚、刘学畲、梁鸣谦等，与高祖父一同组织雅集酒会，即兴吟咏。
后来，沈葆桢又多次举办雅集，众人称之为船司空雅集。谢章铤在《船司空雅集录·序》里曾介绍了当时雅集活动的方式和盛况：“招十余人或二三十人，团聚一处，拈题分韵，限时刻更唱迭和。一月数会，一会辄得诗无算。剞劂其尤，往者去，来者续，成书至八九集。他省未之闻，惟吾乡最盛。 ”
高祖父偶亦作画，《福建通志》载其曾自题《画石赠幼农》，其中有诗文“突兀方寸胸，隐跃有五岳。石耶非石耶，籍贡他山学” ，时人皆以为甚佳。
更摘以其在《黄鹄山人诗初钞》中的《顾横波墨兰后有龚芝麓跋语》：“老大风流擅画眉，墨花悟入折钗枝。梅村不遂东山隐，枉及文青未嫁时。 ”评其以画入文，如王维诗画融一，其意境近乎高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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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祖父用印
除了诗文书画创作，高祖父亦致力于教书育人。他早年即以在地方任塾师为生，仿佛他年少时的聪颖好学，为他在各地书院设讲经史埋下了种子。
同治九年（1870）张氏先逝，他即辞官扶棺归闽，丁忧守制。这个时期的高祖父在政坛与诗坛均占有一席之地，被福建巡抚王凯泰看在眼里。
王凯泰当时认为闽中课士皆以八股为主，五言试贴诗和诗赋为辅，缺少专门研究经史的学院，便参照浙江诂经经舍、广东学海堂的规制，以“学以致用”和“通经致用”作为办学宗旨，于同治十年（1871）创办了福州致用书院，并且规定了在常课外别悬一课，专治经史，以振兴闽学、推崇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