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枫：我的高祖父林寿图( 二 ) 前言所提《日晏》作者即是我

在咸丰朝任职军机章京时，他以工楷法，得任帮办总章京，起草机要文件，闲暇时亦与孙衣言、王拯等人切磋学问，讲求有用之书。辛酉政变时，他力惩腐败，查处贪污，在朝堂里深得人心，得到慈禧的赏识。
之后上疏《求才务实疏》，针砭时弊，向清廷建议当务之急是培养脚踏实地的人才，所谓“善治国者必注意于人才”、“人才莫贵于培养” 。
不久，他又向咸丰皇帝上疏，提出四点建议，即请端圣学以裕国本，布宽政以培元气，慎言利以苏民困，坚初念以受谏诤。
这些建议都是希望当时的清政府可以广开言路，顺应时代，求真务实。很可惜，虽然当时朝廷很赏识高祖父，却因积弊甚久，官僚腐败冗余，两次奏疏竟均未落到实处。
在任职地方官期间，高祖父积极整顿吏治，关心民生，得到了地方百姓的认可。
咸丰年间，福建吏治极为腐败，闽浙总督庆瑞与布政使裕铎互相勾结，贪污害民，百姓皆敢怒不敢言。高祖父不惧强权，上疏揭发他们的罪行，请立即罢免，并请以前降调浙江布政使的徐宗干为福建巡抚，经朝廷核实后批准实行。此后高祖父刚正不阿之声远播。
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高祖父以御史身份抽查天津等地漕运之粮。海运尚未入仓的粮食有9万多石。英法侵略军进逼大沽后，局势紧张，车户（常运粮车夫）逃散，无人运粮，监运官则坐视不管。高祖父上疏弹劾监督不力的官员，并表示自己愿负督运之责。
他招募车户，积极装载，漕粮得以畅运，计浙江、江苏两省粳米34600多石，山东、河南的粟、米、麦、豆等243099石全部运入仓库，毫无损失。
在此之前，满人御史阿克敦布受花户（非常运车夫）邢三贿赂，故意延缓转运，侵吞仓储。高祖父奏请仓场侍郎拿办，邢三聚集一些无赖亡命之徒，藏匿阿克敦布家中，逍遥法外。后经侦察调查属实，高祖父又会同有关衙门搜查阿克敦布的家，当场将邢三擒获，立置于法，官民无不拍手称快。
同治年间，高祖父任职陕西布政史，期间遇有猾吏、悍将，必加剪除、裁抑。他处理过去积累的荒政，深入巡视，以致吏胥不敢作弊。
有一次新疆伊犁参赞率兵过境西上，索取劳力与车马，数倍于常，百姓泣诉，高祖父即裁其半。参赞怀恨在心，便诬蔑他供给不时，以遮掩自己逗留不进。当时朝廷本来听信谗言要将他降级，幸好有一大员过境，接到绅民公禀，据实奏告，才未被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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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所存信札
同治初年，在陕西的回民趁太平天国和捻军进入陕西的机会发动叛乱，左宗棠率领各军回乱与捻军。同治七年（1868），高祖父因与当时身处陕西追击乱军的左宗棠政见不合，便请辞归养，一度寄情山水。
同治九年因母丧回福州守职制，直至光绪初又调任山西布政使。当时山西连年荒旱，之前的地方官一直不曾上报灾情，人民负担沉重，草根树皮都吃光了，生者也都各处流亡，民生凋敝。
高祖父一上任，需要处理的文牍竟堆积如山，不是州县报灾，请求减免征敛，就是西征之师催办借饷，他殚精竭虑，最后却因耽误解协饷而被革职。
高祖父从山西离任时，想到福建老家无田无房，依他自述为“念故乡无一椽寸亩，乃僦屋依所亲以居” ，多亏同乡好友沈葆桢荐聘，接受湖北钟山书院的邀请，做回了青年时期靠此营生的老师角色。
后又经好友闽浙总督何璟、将军穆图善等为其捐资在福州石井巷购置房屋，才算在老家福州有了栖身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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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井巷
期间，高祖父也从未放下经世治国、救国救民的理想。那几年他靠着记忆回想当初在京供职军机时所得资料，参证史料，著成《启东录》一书。
《启东录》是因东北地区是清代发祥之地而得名，他在书的开篇就写道：“帝，出乎震，东方也。扶余旁薄之气，启我圣清...冠裳骑射，文物声明，肇开于肃慎。 ”可见高祖父是一心为国的。
《启东录》共六卷，七万余字，内容包括当时东北地区自肃慎直至满族，与各个少数民族之间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血缘关系或隶属关系，还包括了明清之际东北边防的历史概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