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良|一个在世界屋脊，一个在云南边陲！上海80后医生伉俪：携手奔赴健康扶贫战线，同心书写壮美“家国记忆”( 三 ) 一个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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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义诊
日子一天天过着，邱晓頔发现，光在临沧二院坐等病人还不够。 “临沧市下面还有七个县，有人知道上海专家来了，会跑来看病，但还有很多老人住在山里，如果没有小辈的帮助，根本出不来，得不到及时治疗，眼睛就瞎了。 ”邱晓頔和于慧前多次奔赴邦东、平村、乌木龙彝族乡“送医下乡” 。
一次次翻山越岭，一次次下乡，一次次重构着这些大城市医生的“见识” 。
云南的少数民族众多，邱晓頔其实与大部分患者是语言不通的，但一次次成功治疗后，邱晓頔不需要语言就能读懂患者：刚来时，他们大多躺在床上，眼神木木的；治疗后，他们的脸上有了笑容，眼里更有了光。
为了表示感谢，山民们拿来大萝卜送给邱晓頔。与富含水分的大萝卜一样，邱晓頔的心情也是沉甸甸的。她说，临沧市除了5%的市区， 95%的地方是山区，这些大山是驴友眼中的美景，却也是困住山民就医的“天堑” 。
邱晓頔在下乡的夜晚，真正见识了什么叫“伸手不见五指” ，远离城市的灯光，让她看到了这辈子都不会忘的星河。也在这些地方，她感怀于山坳深处乡村医生们的坚守，更是重新认识了学了十多年的“临床医学” 。
一次下乡，她遇到一名老太太，借着已经十分微弱的视觉，从家里蹒跚走到山坡的梯田上务农。 “可以手术治疗好的！”“没有钱……”“我们去联系慈善资助！”“出去一趟，太折腾了……”类似对话，邱晓頔遇到过多次，她发现，当地人更迫切的诉求是“希望大专家带药进来” ，他们可以直接吃、获得治疗。
“医学的‘高精尖’固然重要，而医学的普及性同样重要，我们能否研究一些更简单、可普及的治疗方法，比如药品，这或许对地广人稀、现代医学难以触及的偏远地区老百姓更有帮助。 ”邱晓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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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还是观念！健康扶贫没有终点
“技术扶贫很重要，观念扶贫同样重要。 ”同样是在边城行医，这点是邱晓頔与李培良的共鸣——得让老百姓重视健康，愿意治疗；必须拔掉边陲地带老百姓“小病扛、大病拖”的固有思维。
“脱贫之困：人员之困、设备之困、观念之困。 ”邱晓頔在援滇总结中写下这行字，这是她与同事坚持一次次下乡的动力之源，希望“把健康送进大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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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良则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坚持去日喀则当地电台做节目，他不是要当什么“电台明星” ，而是“希望到当地人多的地方去呼喊健康保健的重要性” 。
李培良跟采访人员说起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病例。有一天上班，李培良得知病房在夜里收了一位藏族老太太， 68岁，动脉瘤导致蛛网膜下腔出血，出血程度很重，人的意识已经模模糊糊了。
“昨天为什么不马上通知我，这在上海得让急诊手术待命。 ”李培良问值班医生，当地医生普次医生赶紧过来打圆场，说家属不愿做手术，连CT血管造影都不愿意做。
李培良有点不敢相信，把家属请来亲自和他们谈，结果，家属确实不同意，还坚决要求出院。后来他才知道，当大城市里的许多患者因神经外科手术重获新生，在日喀则地区，当地人对“脑袋上动刀”的手术依旧抗拒，在疾病的威胁与手术的风险的权衡中，他们更担心手术的风险。
就在女儿办理出院手续之际，病房里突然传来呼叫声，大伙赶去一看，老太太已经没有了反应，瞳孔散大，动脉瘤再次破裂出血了。老太太走了，女儿悲痛的哭声让李培良久久不能释怀。
“在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对口支援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后，这里的神经外科手术水平能够达到上海一般三甲医院的平均水平，各类病人均能得到有效治疗，但这一年我也发现，人们普遍对现代医学的理解存在偏差，缺乏正确的防病、治病意识。 ”当时正值“组团式”医疗援藏工作会议强调强化胸痛、卒中等五大中心建设的工作，李培良颇有感触， “五大中心除了常规的治病救人，更重要的作用就是带动区域医疗及健康保健发展，不仅要在医院内部提升医疗质量，更要下沉区县，建立三级诊疗和医联体体系，使优质医疗资源能够让更多百姓所知所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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