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译言｜王太庆：试论外国哲学著作的汉语翻译问题（选录）本文来源：王太庆译《柏拉图

本文来源：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附录
转自：松云书会
用古汉语译印欧语原著，困难是很大的。就是用现代汉语，也不是没有困难。难在印欧语的分析性强，汉语比较笼统，使用汉语的人也有笼统的倾向。根本问题在于改变这种倾向，使汉语的表达精密起来而又不啰嗦。这个任务在“五四”以后开始突出，首先是改用白话文。现代汉语的表现能力和弹性比古汉语强，因为现代生活本身比古代丰富得多，细密得多，要求语言尽可能表现它，能松能紧才行。不用白话文，哲学翻译就只能依稀仿佛，精确不起来，不能满足科学的要求，至多做到严复那样的达旨。改用白话文，其实不只是不用文言文，而且包含着改造白话文。原来的口语长期以来不用于文字，用起来虚弱得很，粗率得很，语词不够，语法模糊，而且汉语方言众多，缺乏规范。这个改造汉语普通话的过程在解放前进行了三十来年，解放后又进行了三十来年，到今天才有这个样子，但还不是大功告成，而是仍须不断努力。如果没这七十年来的努力，我们的翻译水平就只能落后。我们拿出解放前的译本和“五四”前的译本、今天的译本一比，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差别。香港、台湾现在出版的译本，我们看起来感到译文陈旧，主要是由于那些地方缺少了解放后的改造。
【哲学|译言｜王太庆：试论外国哲学著作的汉语翻译问题（选录）】这改造主要表现为新词的创立，语法的精确化，复合句的灵活处理。依靠的是对外国哲学的理解加深，对逻辑的认识加深，对汉语语法的意识加深。 “五四”以前对外国哲学的理解较浅，不能见其真相，就只能用模糊的词句翻译，例如Bourgeois就曾译为“豪绅” 。以后知道的多了，发现“豪绅”不对，才改为“布尔乔亚” ，又发现音译不解决问题，才改为“资产阶级” 。逻辑和语法是过去的中国人最忽视的，然而印度人和西方人却很重视，他们逻辑谨严的文章，我们译不准，因为翻译手段本来不够，同时自己又不管逻辑，而且对汉语语法一般不加理睬，那就只好马马虎虎。
这些年来，我们的哲学译文有不少进步，这是大家深入研究内容，讲究逻辑，钻研语法的结果，同时也是使用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的结果。但是应当说还不够，这表现在好几方面，例如：
（1）遣词不当。例如первичное（theprimary）译成“第一性的现象” 。第一性的怎么能还是现象？这“现象”一词是用了一般口头语的意义，以为等于“东西” ，可是哲学术语“现象”是相对于“本体”的，在这里不能用，用了等于自打耳光，形成逻辑矛盾。毛病出在缺少语意分析上。
（2）将印欧语的语法形式直接搬入汉语。例如拉丁语的前缀prae-（pre- ， pré- ， vor ， Ao-）被译成“前××” ，如“前资本主义”、“前苏格拉底”、“前批判”等等。印欧语一般都把介词放在前面，所以称为praepositio ，即“前××”或“后××”的形式，我们把它照搬到汉语里，而汉语的介词是后置词，即“××前”或“××后”的形式，因此发生冲突，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人们根据汉语习惯来猜，以为“前××”是“前面那个××” ，如“前汉”、“前边”、“前人”之类，万万想不到是“汉以前”……的意思。当然，造那些服从外国语法的新词的人并没有想到用“前战”代替“战前” ，用“前解放”代替“解放前” ，那是他们究竟不能全抛汉语语法的缘故。这种做法的毛病在于不知道语法不能搬家，在哪里就得守哪里的法律，不守就要治罪。
（3）把汉语的虚字当印欧语的用。例如把汉语“和”字看成英语and（et ， und ， i ， u）的等价物，一遇and就译成“和” 。这样的译文就成了用汉语词按英语语法写成的非英语亦非汉语，和翻译电报码差不多了。 “和”跟and的确在逻辑上是等价的，即p·q里的· ，但是从语法上看却是不同的，用法不一样，而且这用法不是任意的，而是有客观规律的。在汉语里，不容许违犯“和”的规律，正如在英语里不容许违犯and的用法规律一样。具体语言的规律以逻辑规律为依据，却不等于逻辑规律。不懂逻辑会犯根本性的错误，只管逻辑不管具体的语法则会犯张冠李戴的错误，后一种错误也是不能容许的，犯了就会造成不达。翻译要懂逻辑，也要懂一般的语言学原理，还要懂具体语言的用法，包括原文的和译文的。我们在这一方面工夫下得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