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朝法律入手，看“暴秦”称号的由来( 二 ) 从陈胜喊出那句“天下苦秦久

迁刑：即流放至别的地方。
耐刑：也即髡刑，据《秦律·法律问答》中记载有关于家暴的处罚，即是耐刑。 “妻悍，夫殴治之，决其耳，若折肢指、胅，问夫何论？当耐” ，这里的“耐刑”属于耻辱刑，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它似乎属于轻罚，但在古代文化典籍《孝经》所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所以，作为对打伤妻子的惩罚，在重男轻女的时代虽不至于以“肉刑”来惩罚丈夫，但耐刑实质上也是一种对丈夫身体的破坏。
综上所述，可见商鞅变法的根本在于完善并制定了系统性的法律《秦律》，由此使得秦国进入“有法可依，执法必严”的时代，最终达成“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显著效果。但随着《秦律》的不断发展，以及秦始皇和秦二世的不断修改，以及政治活动的介入，《秦律》变得越来越严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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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完善了《秦律》的内容
秦律发生的变法
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听从李斯的建议施行郡县制，并“焚书坑儒” ，其中“坑儒”便是触犯《秦律》中的“以古非今”罪，用现代话来说即是犯了言论罪。 “坑儒”的根本原因就是以候生、卢生等方士以及一群儒生在内共同非议秦始皇以及政体导致的结果，其中犯罪较重的被活埋，较轻的被罚以徒刑戍边。
此外还有针对“焚书”事件的“挟书罪” ，这是在李斯的倡导下为了加强统治而进行的政治活动，应该说在秦朝末期其内部进行的政治活动十分活跃，由此导致人心浮动，制造了大量的冤案错案。刘邦在进入关中后对秦国百姓说“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 ，其实就是反映了秦末以来管控十分严厉的政治手段和思想钳制。
其中譬如还有所谓的“妄言”罪，据《史记·郦生传》记载说“秦法不可妄言，妄言者无类” ，在《史记·项羽本纪》中也记载有说“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 。说明在秦始皇一朝真正严苛的并不直接来自于《秦律》本身，而是秦始皇发动的“思想统一”战争导致全国上下人心惶惶。而及至秦二世时，在赵高的谗言下，秦二世修改法律，制定了更为严苛的政令，由此导致民不聊生，人心浮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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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发动的政治活动导致了内部矛盾
臣战战栗栗，唯恐不终，陛下安得为此乐乎！”二世曰：“为之奈何？”赵高曰：“陛下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灭大臣及宗室；”二世然之。乃更为法律，务益刻深，大臣、诸公子有罪，辄下高令鞠治之。于是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逮者不可胜数。
由此可见，《秦律》的败坏并不是制度出现了问题，而是自秦始皇和秦二世以来发动的政治变革导致《秦律》成为统治者肆意妄为的工具，由此才让陈胜喊出“天下苦秦久矣”的不满。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秦律》有其严苛残忍之处，但是它毕竟是建立在犯罪事实的依据上，而及至秦始皇和秦二世时为了加强统治进而发动一场场政治活动，最终导致秦朝戴上了“暴秦”的帽子。
而秦始皇发动的两项大工程阿房宫、骊山和长城都给民间带来沉重的压力和苦难，这其中既是以《秦律》作为辅助工具，但根本上还是秦始皇的政治野心和私欲在作祟，说秦国亡于苛政自然有其道理。刘邦进入关中以后“约法三章” ，由此尽得关中人心，其实说明制度本身并没有错，其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出现在统治者倒行逆施的举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