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勒斯蒂格|沉冤难雪的脂肪：一份饮食指南和它带来的40年健康灾难( 四 ) 1972年

这项研究最大的局限在于它的方法。流行病学研究既要收集有关人群行为和健康情况的数据，也要寻找其中的规律。这种研究方法最初是用来研究传染病的，基斯和他的后继者则用它来研究慢性病，而与感染病不同的是，慢性病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去发展，并且受到实际上无法分割的数百个饮食和生活方式因素的影响。
为了确认存在因果关系，和不是单纯的相关性，就要有更具说服力的证据：对照试验。这种实验最简单的形式是：招募一批受试者，在长时间，例如15年内让他们中的一半人采用固定的食谱。在实验结束时，评估饮食干预组的健康状况，与对照组相比较。这种方法依然是有问题的：因为研究人员几乎不可能去严密监控所有受试者的饮食。但以正确方式进行的实验是证明因素X导致了Y的唯一途径。
尽管基斯证明了心脏病的发生与饱和脂肪的摄入有关，但他并没有排除其他因素导致心脏病的可能性。几年之后，参与七国研究的首席意大利研究者达历山德罗·梅诺蒂（AlessandroMenotti）回顾这些数据的时候，发现与心脏病死亡率关联最密切的不是饱和脂肪而是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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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已经太晚了。这份七国报告已经成为了权威性的依据，脂肪假说也被官方指南采纳。参议员乔治·麦戈文（GeorgeMcGovern）领导的委员会编写了原始版本膳食指南。委员会采纳的证据大多来自美国的营养学界精英：他们大多来自著名的大学，他们中的大多数彼此认识或曾经共事，而且他们全部同意脂肪对健康来说是个大麻烦，而对这个假说麦戈文和他的同事从没有认真质疑过。他们只是偶尔被要求重新考虑。在1973年，尤德金受邀到委员会面前作证，展示了他关于心脏病的另类理论。
困惑的麦戈文问尤德金，是否他真的认为高脂饮食不是问题，胆固醇没有危险。
“没错，我相信这两个结论是对的。 ”尤德金回答道。
“但是这与我的医生告诉我的完全相反” ，麦戈文说。
在2015年一篇标题为《科学进步总在葬礼之后？》（DoesScienceAdvanceOneFuneralataTime?）的文章里，一个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BureauofEconomicResearch）的研究团队为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Planck）的名言找到了一个经验证据：“一个新的科学理论并不是通过说服反对者和让反对者接受真理而获得胜利的，而是因为反对者去世，熟悉它的新一代成长起来。 ”
这些研究者选择了超过12000名不同领域的精英科学家作为对象展开研究。精英阶层的入选标准包括研究经费，发表论文数量还有他们是否是美国科学院或者医学院的院士。通过搜索讣告，研究人员发现，这些科学家有452人死于退休之前。他们接下来通过分析出版模式去了解在这些科学家去世以后，他们各自所在的领域都发生了什么。
他们的发现证实了普朗克的猜想。那些在精英身边工作，与他们一起发表论文的研究者发表论文的数量变少了。与此同时，那些刚刚进入这一领域，很少引用已逝科学家的文章研究者发表论文的数量有明显上升。这些新人的文章更加务实也更有影响力，所以有更多人去引用。他们就这样改变了整个研究领域。
如波兰科学哲学家卢德维克·弗莱克（LudwikFleck）所称，一名科学家是“思想集合体”（thoughtcollective）的一员：他们用自己的俚语交换想法。他认为，当群体成员用趋同的方式交流、思考和感受的时候，这个群体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其自己的思想。
这使得科学研究也顺从于人类社会的永恒规律：顺从魅力、羊群效应、惩罚与众不同者，不愿承认错误。当然，我们发明科学方法正是用来改正这种趋向的，而从长远来看，科学方法也出色的完成了这项工作。然而，待到科学方法发挥作用，我们都死了，而且很可能是因为没用听从正确的饮食建议而早逝的。
科普作家加里·陶布斯（GaryTaubes）用一系列措辞激烈的文章和书籍，例如《我们为什么长胖》（WhyWeGetFat），对当代营养学进行了批判，他的攻势之猛烈，使得营养学界不得不关注他的作品。他的一个主要贡献就是披露了德国和澳大利亚科学家在二战前开展的一系列研究，这些研究被20世纪50年代重新开创这一领域的美国人忽视了。欧洲研究者多数是经验丰富的医生和新陈代谢领域的专家。而美国研究者大多是搞流行病学研究的，相对来说对生物化学和内分泌学（研究激素的学科）比较无知，这直接导致了现代营养学中出现了一些基础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