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在三国时期，农民是如何打破“小农经济”束缚，成为职业军人的？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战火纷飞，既有万人之中取上将头颅的豪迈，也有“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萧索。战场之上，军人是无可争议的主角。然则，在三国这样一个社会环境急剧变化的时期，军人们出现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职业的军人？本文愿浅谈三国职业军人的前世今生、起承转合，一窥乱世风华。职业军人的兴起
1、秦汉时期的兵役规定
要谈三国的“职业军人” ，则职业军人之外历史上势必出现过“非职业军人” 。先秦去三国也远，今当求诸秦汉之兵制。秦汉虽有王朝更替之“恨” ，然而有赖萧何之功，国家制度多半汉承秦制，因此在制度构建问题上，将秦和西汉合并看待无可厚非，兵役制度亦然。现在要理解三国时期的军事制度，毕竟还要考察这一制度的起承转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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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何剧照
《汉官旧仪》卷下曰:“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而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曰：“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二十倍于古。”、“汉兴, 循而未改。”
以上这些史料可以佐证，兵役在秦汉，是徭役的一部分，类似于“义务兵役制” 。秦汉时期男子全民皆兵，这是和三国时期的职业兵的最大不同。
实际上，早在秦汉之前，有“魏武卒”可以作为三国的职业军人的源头，但始终作为奇兵、精锐部队，尚且没有普及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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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服兵役
秦汉是中央高度集权的帝国，地方权力弱小；“竹帛下于庶人” ，因此原来的贵族公卿的势力得到了一定的遏制，官员成为依附于皇权的“官僚” 。而东汉末年以来，维持中央绝对权威的力量已经不复存在，国家暴力机关掌握在更多人手中，因此，军事制度随之发生变化。职业军人的兴起，正是对义务军人的替代。
2、庄园制经济与家兵、部曲
谈到魏晋六朝的经济基础，并不陌生的一个词便是“庄园制经济” 。然则何谓庄园制经济，其与职业军人之兴何干？请为君释之。
汉武独尊儒术以来，造就了一批以经术起家的官僚，他们历代积累，相互联合，成为累世公卿，门人故吏遍天下，官僚队伍的构成就从之前的布衣卿相变成各个错综复杂的小集体，我们知道，以后还会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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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剧照
他们在政治上取得优势之后，势必将其中的一部分转化成为显性的经济优势。于是通过土地的兼并，将财富集中于地权，他们在取得大量土地之后，虽然政治上是一个个公卿，经济上却已经成为大土地所有者。
他们将土地聚集起来、联结乡党，内部经济活动自给自足，就构成了简单的庄园。
文的官僚与武的军人相结合有两层顾虑，一则，在经济上可以保卫庄园的生产生活活动和相应的收益，二则，在政治上，军权是乱世的倚仗。在自保的过程中，他们选择采用军事建制，具体的维护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军人，就构成了家兵、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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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兵
三国战乱以来，人们之间的依附关系进一步加强，家臣对于主君是“仕于家者，二世则主之，三世则君之。”于是，部曲这样一个军人组织，日渐变成主将的私属。分页标题
部曲的变化，除了依附关系的增强，还有身份的固定。战争的不断扩大和延续使部曲人数增多，拥有武装的世家大族把部曲转移到土地上并限制他们的流动，成为且耕且战的劳动力，因为佃客的身份世袭，为方便故，部曲的身份也成为世袭了。
固然这是私兵，然而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点了，在中央权威没有确定之前，地方割据势力会倒逼制度的改变。职业军人，产生于汉末的社会环境——地方割据、天灾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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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军人兵农合一，亦兵亦农
1、三国时期的屯田：以曹魏为例
说起三国的屯田，绕不开曹魏。
早期曹操的屯田，劳动力是招安的黄巾军，开始于建安元年的许下屯田。史载他的屯田政策“州郡列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数年中，所在积粟，仓禀皆满” 。屯田直指粮食问题和流民问题，屯田之前，四方荒蔽，屯田之后，曹操创造性地将流民和土地重新结合起来，使失去土地的农民回归到土地上来。
虽然农民的剥削加重了，人身依附关系增强了，但相对于之前的纷乱，终究是一种进步。这样，不但北方经济得以逐渐恢复，而且也解决了军粮问题，稳定了后方，为曹操的进一步谋划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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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剧照
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民屯是招募流民百姓，军屯则又有补充兵员的目的。既要补充兵员，则惩罚逃兵。曹魏在这一点上一直奉行高压政策，军士逃亡，罪及妻子。这样，士兵不仅是一个战士，而且与主君有了经济关系。自此，由于佃兵多是父子相承，军户也就成为世袭的身份了。因曹魏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威势，职业军人因此由私家约定，变成国家制度因袭下来。
三国屯田，曹魏最为典型，东吴也曾施行，不过效仿而为之，加之更有许多变数，在此不表。
2、凋敝的地方经济
上文以世家的角度简单介绍了庄园经济的存在，然而三国时期更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不是吟诗作乐、曲水流觞，而是战乱频仍，黍离麦秀。以普通百姓的视角看，更有许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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挟天子以令诸侯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争权夺利，董卓入京，皇室驱狼吞虎，开门揖盗。其后十八路诸侯讨董，生灵涂炭。统治阶级的混战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的破坏：“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军队缺乏粮食的例子数不胜数，有武力倚仗尚且如此，普通人之易子而食是可以想见的了。
为避战乱，人们转徙各地，四处奔逃成为流民，农业生产更加荒废下来，这也是曹操进行屯田的社会基础。
另外，汉末多有瘟疫：安帝元初六年夏四月，会稽大疫、延光四年，京都大疫、元嘉元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庐江又疫……凡此种种，史不绝书。这些瘟疫如此集中地出现在汉末三国的中原、对传统的经济重心和产粮地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其结果是，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这样，以往的小农不得不依附，成为了托庇于高门大姓的佃客、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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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瘟疫多选择成为职业军人的好坏
1、福利多多——生存还是毁灭，这根本不成为问题
由于特定的时空限制，这里的军人有两个身份，一是军人，二是佃户。
军人能够保证你的最低需求基本被满足。所谓“当兵吃粮” ，那时成为职业军人最大的好处是能吃上饭，在最后一个百姓死去之前，不必担心没有粮食。
作为佃户也并不是就深受剥削痛苦不堪。
三国时期的自耕农，承担着日益繁重的税赋、劳役，最终的归宿是在高门大族兼并土地的时候被抛掷出自己的土地，不得不四处游荡，导致“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浮末。”但如果一个农民主动将自己的土地上交给高门大户，托庇于此，则农民的经济身份是别人的依附农，社会身份是隐户——也就是说，只需要承担地主的地租，而不必承担国家的赋税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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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末农民
职业军人的经济基础就是如此。屯田，将农民和土地再次联系起来，而国家成为最大的大土地所有者，人民与国家从需要交税赋、服兵役，变成交田租，由特定的人专门服兵役。在这个关系中，国家私人化了，但各取所需，满足了国家需要社会秩序的平稳的需求，适当的缓和或者说掩饰了社会矛盾。
2、坏处不少——世代成为主家的农奴、战争的机器
上文提到过在屯田造就的职业军人之下，士兵逃亡，罪及妻子。貌似罪有应得，实施过程中很容易变得毫无人性。《三国志》记载说，逃亡士兵有一新妇， “始适夫家，数日，未与夫相见，大理奏弃市” 。
至于世袭职业军人，晋武帝伐吴诏曰：今调诸士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取三人，限年十七以上，至五十以还，先取有妻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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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两晋南北朝|在三国时期，农民是如何打破“小农经济”束缚，成为职业军人的？】三国志
何解？曹魏的屯田经改进成为西晋的占田，但世袭职业军人沿袭下来，最为年富力强的时期奔波于战场，日夜祈祷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除此之外，不要忘了军人同时是佃户，部曲，在实践中甚至近乎家内奴隶。小结
可以说，职业军人之所以在三国兴起，是有极为复杂、环环相扣的原因的，社会条件也囊括万千。但条分缕析讲来，大致有这样两个主体：军人和世家。
经济上，世家在战乱之中聚族自保，形成坞堡之类自给自足的庄园，成为庄园经济。政治上，乱世之中只有掌握兵权、有武装才有话语权，才能参与国家权力的角逐、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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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军人
对于军人，或者说更多的百姓来说，成为部曲，成为世袭的、职业的军人，首先是农民破产、失去自己的土地，与土地脱离关系然后又重建联系的过程，即从流民变成种地的军人，土地兼并等问题造成的破产是因。其次是能够谋生，甚至有可能通过军功实现阶级的跨越。
一言以蔽之，是各取所需，各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