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国民性批判

不能全部展开，只举一例。比如，鲁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七）”一文中说， “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 。在他看来，中国人同时具备奴性和专制性，并由此生发出自私、冷漠（看客心态）和奸猾等特性。鲁迅还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他的看法，比如学生们在面对军警的枪托时四处奔避，一旦结成大群袭击敌人，却也是嚣张蛮横，又比如中国的女人一直饱受压制，有时简直连羊都不如，但一旦贵为校长，对同性的学生却也任加欺凌。涉世不深的青年看了这些文字，大都深有感触。青年人对鲁迅描绘的现象有感知，但因缺乏政治历史知识，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鲁迅的国民性论看起来比较深刻，比较有终极性，于是欣然接受。随阅历增长，你会发现，鲁迅观察和描述的现象，可以有另外一种更为确当的解释。其实是人在权力关系中的不同行为模式（这些权力关系既可能是制度性的，也可能是事实性的）：强者专横跋扈；弱者卑怯顺从。在人际交往中，如果一方掌握着可以宰制对方命运和福利的专断权力，就会表现得傲慢骄横，相对的一方则会表现得卑贱软弱，这显然是人类社会普遍的，而不是中国人特有的行为模式。从托克维尔等人对大革命之前法国社会的描述来看，在专制皇权和等级制度下的法国人，有权势者的骄横和无权势者的卑怯，与鲁迅等人笔下的中国人可以说毫无二致。中国人并没有特别的的诸如“奴性”、“专制性”之类的所谓国民性。就是说只要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人们的行为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比如，今天的法国建立了一种以个人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结构，与大革命之前专制皇权和等级政治结构下的情况相比，人们的行为模式已是截然不同了。国民性、传统文化当然可以批判，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自我及社会，但当指向某一特定社会问题时，应当避免将各种政府治理危机渲染成社会道德危机，从而妨碍公共政策的检讨与改进。比如，诸如雾霾、食品安全、信用缺失、医患关系等问题，本来都是公共治理危机，却经常被说成社会道德或公众意识问题。其结果是，诸如“从我做起”、“提升社会道德”、“提高公众素质”和“倡导企业社会责任”之类的无稽建议，以及空洞无物的文学抒情，取代了严肃的制度反思和政策检讨，充斥着各种公共讨论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