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海辛：地理决定论批判

地理决定论批判文/范海辛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这是关心时政的网友一直在争论的问题，这其中，地理决定论颇有市场。譬如谈到民主制为何最早在希腊的雅典城邦出现，就被归因为希腊的地理环境：因为靠海而且陆地多丘陵，不像平原、河谷地形利于农耕，只能靠商业、航海贸易谋生，故而致此；此外为何英国、日本能成为发达国家，也被归因为海岛国家属于海洋的“蓝色文明” ，不同于中国大陆的农耕的“黄色文明” ，等等。地理决定论最早出现在大航海时代后的欧洲，随着欧洲的商人、水手、探险家、传教士的脚步遍布世界各地，由这些人传回的讯息使欧洲学者相信，是地理环境造成了社会的差异。比较典型的是法国学者孟德斯鸠，在其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就有较多篇幅论及于此。譬如，在该书14章第二节“人怎样因气候的差异而不同”中，他认为北方寒冷，所以北方民族理性强，不易情绪化；南方人体格纤细、脆弱，但是感受性敏锐。又说热带气候使人懒惰。但是第三节又把热带南方人的气质禀赋搬到东方人身上，难道东方没有寒带与温带气候？第15节，作者比较了日本与印度的法律，将之归于二地气候的不同。日本主要分布于寒带、北温带和亚热带，但是日本人性格残酷，印度人性格温和软弱有怜悯心。现在看来，孟德斯鸠的地理决定论十分可笑。地理决定论在近些年来重新活跃，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学者贾雷德.戴蒙德所写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有关。如果18世纪孟德斯鸠的地理决定论是1.0版的话，那么戴蒙德就是2.0版。要批判地理决定论，我认为首先要对什么是“决定”有个明确的定义。两个不同的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依轻重程度不同可分为三种状况：作用程度最轻的叫“影响” ，最重的、最强烈的叫“决定”；居于二者之间的叫“制约” 。我们今天要乘车到某地去干某事，途中遇到下雨路滑，致使我们在路上花去较多时间，这个“下雨路滑”对于我们的行程作用，就属于“影响”——没有改变原定的计划，只是增加了一些成本。而被称为“决定”的，必须达到这个程度：无之不可，有之必成。譬如你的父母对于你的诞生就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说你的父母决定了你来到人世。那么什么是“制约”呢？按照形式逻辑，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分别对于结果而言，就是制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的“米” ，对于“炊”而言就是如此：无之必不可，有之未必成。没米肯定坐不成饭，但有了米不见得能做成，因为还需要水、燃料、炊具等物。船对于过河而言，是充分条件：有之必成，无之未必不成。譬如，有船肯定能过河，没船还可以架桥或游泳过河。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把制约等同于决定，这会造成许多误识。一些穷人相信，金钱决定了幸福，贫贱夫妻百事哀嘛。没钱肯定不幸福，有钱肯定幸福。但是富人知道，有钱未必幸福，因为金钱不能决定幸福，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只能说，金钱制约了幸福（金钱不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地理决定论在形式逻辑上犯了错误，把地理对历史的制约混为了决定。为何这样说呢？还是以古希腊的雅典为例。地理因素的确对雅典形成不同凡响的文明有重要作用，你看，希腊两大霸主，一个是近海的雅典，另一是地处内陆的斯巴达。斯巴达以农耕为主，发展出了专制的集体主义文化，而靠海上贸易繁荣的雅典则发展出了个人主义的文化。如果地理是决定性的因素，那么同为靠海上贸易起家的迦太基文明为何没有发展出与雅典差不多的灿烂文明呢？迦太基留给我们的只有屠婴献祭这种可怕的文化，后来被罗马灭掉。如果地理决定论是对的，那么日本应该与英国一样，首先发展出工业革命。但是日本是被英国的学生美国三次修理，才成为发达国家的（第一次是黑船，第二次是原子弹，第三次是广场协议）。戴蒙德的2.0版的地理决定论花了不少文字解释欧洲与中国的不同。春秋时期的中国与分裂为许多小国的欧洲相同，但是因为地理环境的作用，最终使中国走上了大一统的道路，而欧洲则变成了现在的模样。戴蒙德在书中写到：“欧洲被一些高山（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喀尔巴阡山脉和挪威边界山脉）分割成一些独立的语言、种族和政治单位，而中国在西藏高原以东的山脉则不是那样难以克服的障碍。中国的中心地带从东到西被肥沃的冲击河谷中两条可通航的水系（长江黄河）连接了起来，从南到北又由于这两大水系（最后有运河连接）之间比较方便的车船联运而成为一体。因此，中国很早就受到了地域广阔的两个高生产力核心地区的决定性影响，而这两个地区本来彼此只有微不足道的阻隔，最终又合并为一个中心。欧洲的两条最大的河流——莱茵河与多瑙河则比较小，在欧洲流经的地方也少得多。与中国不同，欧洲有许多分散的小的核心地区，没有一个大到足以对其他核心地区产生长期的决定性影响，而每一个地区又都是历史上一些独立国家的中心。 ”（该书P.443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戴蒙德将欧洲因为地理原因造成的分裂称为“最优分裂原则”（P.483）,因为“欧洲的地理障碍足以妨碍政治上的统一，但还不足以使思想和传播停止下来。 ”（P.445）我相信，多数中国网络大虾在看到上述引文都会对作者嗤之以鼻。要说中国的地形不利于割据，那么四川盆地就是一个最好的反例。抗日战争中，日本陆军在拥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始终未能攻进四川。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脉，在公元前迦太基将领汉尼拔率领的有大象的军队都能翻越。如果换了中国人，阿尔卑斯山还不是如太行山一样，绝对难以阻挡秦王汉武的征伐。因此我认为，造成欧洲的最优分裂与中国的大一统，根本原因不在地理，而在文化，在于欧洲出现了大一统的精神王国——罗马基督教会。正是由于教会的存在抑制了世俗王权的扩张，使欧洲史前形成的各个独立的语言民族区，没有像中国一样被一个强大的民族掩盖、同化。中国因为没有出现严密的一神教，所以中国与新月沃地、北非以及地中海地区不同，始终没有祭司阶层独立存在。而基督教在欧洲导致的政教分离，才是欧洲最优分裂的终极原因。因为中国是政教合一的，而且在精神领域没有欧洲基督教的道德约束，所以《商君书》之类的古代法西斯思想才能产生并得到帝王的青睐。如果欧洲没有耶稣创立的基督教，很可能也会产生类似《商君书》的极权主义学说并最终出现一位“扫六合”的君主。中国学者把西方文化的源头称为“两希文化” ，指的是古希腊与古希伯来。而现代性的核心价值是古希伯来文明发展出来的基督教的个人主义与希腊的理性主义（作为现代性的工具理性）。世界其他地区都没有现代性这关键的两个核心价值，这是为什么？按照戴蒙德的观点，当时被称为中东的新月沃土地带与中国的黄河流域都是适于发展农耕的地区，也是最早的古文明诞生之地，那么两希文化为何不能出在中国呢？我以为这与中东的地理位置有关（我当然不是宣传地理决定论，但我承认地理是一个制约性的重要因素）——新月沃地处于欧亚非三大洲的交汇地区，而黄河流域的中原偏于东亚一隅，是欧亚大陆的一个被高原和沙漠封闭的角落。这岂不是证明了地理决定论了吗？没有。新月沃地所处的中东地区虽然是欧亚非大陆的三岔口、一个交通枢纽，但这还是一个制约性的必要条件，在产生两希文化的那个轴心时期，那里有许多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为何只有希腊与希伯来产生了构成后来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而不是古波斯或埃及、巴比伦、叙利亚？我的文化决定论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其产生是找不到原因的，恰如生物基因的突变。而无法追溯的原因，就是终极原因。因为出现了耶稣这样一个人物，因为他30岁前那段神秘的经历，所以犹太教从一种非普世性宗教转变为普世性的宗教。而后又因为保罗的加入，使一种组织严密的普世教会得以产生。从基督教会的产生中，我们无法发现其背后有何必然性的原因， ——你既找不到环境地理的原因，也找不到生产力或者经济方面的原因。一句话，这纯粹是个人的自由意志与偶然性在起作用。或者说耶稣与保罗的所作所为，能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容（虽然与犹太教的教义有冲突，但却为外邦人所欢迎）。而正是这个文化方面的因素，在新月沃地这个必要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导致了欧洲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发展。中国也具备新月沃地的那些必要条件，但中国却产生了《商君书》这样的思想。因此，欧洲与中国大同小异的地理环境不是两地的差异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于那个轴心时期两地人民的选择。这个选择就是文化。我再补充一个例证。我国温州地区的人民善于经商，在发掘原因时，许多人将之归因于地理因素：靠海而又人多地少，再加一个政府投资少。那么与此大致相同的还有福建省的福清，同样是靠海人多地少外加政府投资少，但是福清这个地方与温州不同，他们以偷渡见长，以致中国各地海关人员一看到福清的护照，都会立马警觉起来。两地为何会出现这个差异？我以为还是文化的因素。温州永嘉地区在南宋时期出了一个“永嘉学派” ，这是儒学的一个分支。儒家从来都是“重义轻利”的，孔夫子有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但永嘉学派主张“义利兼顾” ， “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 ，反对某些道学家的空谈义理。因此，自南宋后，温州的读书人都比较重视商业，形成了民间重商主义的文化传统。当然，这与温州地理环境的制约密不可分。如果温州地区后来发现了煤铁或石油这些地下资源，那么温州人满世界到处跑的情况可能就不会出现了。福清地区缺乏这个文化传统，再加地理约束，于是从人的本能出发，自然走上了了与温州不同的道路。以上是我对地理决定论的批判，不知哪位网友能来“踢馆”？202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