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论|康凌｜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

_本文原题：康凌｜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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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关注的是1930年代初以中国诗歌会为代表的左翼诗歌朗诵运动。在当时语境中， “诗朗诵”意味着“一种作为听觉经验与声音现象的诗” 。不同于视觉图像，这种诉诸于声音和听觉的艺术，深深地与“身体”相关联，而没有沦为某种固定的文类。这种“身体”并不是市民阶层的身体，不囿于个体的欲望，而一直“向下” ，努力重新打开广大人民的“劳动的身体” 。这种诗歌实践，既与革命的政治任务相勾连，又不是某种宣教式的、灌输式的艺术；既求助于歌谣小调等传统文艺，以期动员更多的人民，又时刻警惕其成为简单的娱乐。可以说，作者为我们了解左翼的诗歌抒情传统提供了诸多的启发。
需要注意的是，受西方“声音研究”的影响，左翼的诗歌传统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中，其论述空间得到了扩大，但如何与以往的左翼文学研究传统进行更深入的对话，仅仅依靠某些术语、概念是不够的。如何深入动态的社会历史中，以获得理论阐释的生命力，是值得重视的问题。
本文节选自《有声的左翼：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一书的绪论。感谢作者康凌老师授权保马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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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凌《有声的左翼：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
绪论：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
文/康凌
革命如何面对身体？
尽管作为一种公共性的诗歌表演活动，诗歌朗诵运动的发展在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才真正达到高潮。但对这一主题的系统性的理论研讨与创作实践，却应以1930年代初的中国诗歌会为其先声。《新诗歌》的第一卷第二期上便刊载了任钧的《关于诗的朗读问题》一文，其中，他将诗朗诵运动称为“我们的新诗歌运动上的一个飞跃的突进” ，并热切地呼吁诗人们“一同来讨论、实践” ，使这一运动能“一日千里地发展下去” 。
需要注意的是，在1930年代初的左翼诗论语境中，诗朗诵与朗诵诗并不指向——或者说尚未构成——为我们当代读者所熟悉的那种特定的、形式化的“文类” 。任钧等人以“诗朗诵”的话头所谈论的，毋宁说是一种作为听觉经验与声音现象的诗，以此区分于作为书写文本与阅读对象的诗。（当然，这种朗诵同时也必然是公共的、面对一个匿名的、集体的听众的人声展演，因此，它也区别于早先那种文人沙龙式的、私人间的诗歌朗诵与交流。）由是，对于诗朗诵的讨论常常显示出某种跨文类倾向，它不仅包括最常见意义上的诗歌的人声朗诵，也包括歌谣——即下文将要讨论的“歌谣化新诗”——的演唱，乃至更之后对大众合唱诗、诗剧等形式的提倡和创作。在这里，作为一种包罗甚广的“泛文类”的诗朗诵提示我们反思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第一，日后那种作为特定文类的诗朗诵的观念是何时出现的？诗朗诵（以及歌谣、合唱诗、诗剧等）是何时、如何被区分出来并且文类化的？第二，左翼诗人在这些不同形式的诗歌人声表演中所辨识出的某种共通的、一贯的诗学可能性是什么？不同文类间的演进兴替是否具有某种关联性的文化逻辑？或者更简单地说，为何要将作为听觉经验的诗区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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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钧《冷热集新诗话》
前一个问题需要在更长的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而后一个问题，则正是当时的左翼诗论所关注的焦点。在任钧看来，诗歌朗诵——作为听觉形式的诗歌及其各种具体展演形式——兹事体大，因它与左翼力行的文艺大众化方案息息相关。他列举出诗朗诵的三重特点：（一） “直接的感动性” ，即与文字相比，言语要更为“具象化” ，因而， “富于情感之起伏”的朗诵诗将更“容易感动人家”；（二） “大众的普及性” ，即面对不识文字的大众，朗诵诗可以“从耳朵灌注到大众中去” ，以遂行左翼的“文化教育”；（三） “集团的鼓励性” ，即相对于视觉（读文字）而言，听觉的传播受到的限制要小得多， “在同一的时间中，却可以对着几十几百几千甚至几万的大集团朗读，获得组织上的效果。 ”分页标题
由于效果（更易感动）、方式（从耳朵灌注）、范围（大集团）上的三重优势，诗朗诵被视为文艺大众化的当然利器，成为贯穿中国诗歌会历史始终的重中之重。在创作朗诵诗之余，他们还举办研究会， “好好地把有关朗诵诸问题作过详尽的研讨” ，而且“利用各种机会试行朗诵” 。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别开生面的诗歌实验与诗学研讨，并为诗朗诵在抗战期间、新中国成立之后，乃至新时期至今的实践导夫先路。
对于中国诗歌会而言，诗朗诵运动的意义在于“使在当时差不多已经完全变成了视觉艺术的新诗歌，慢慢地还原为听觉的艺术”。这里， “视觉”与“听觉”的区分当然并不简单地意味前者以无声默读，后者以有声朗诵。对左翼诗人而言， “能朗读，通俗，大众化”的诗歌才有能力“击破神秘的、狭义的，个人主义的小道，开展出集团化的，大众诗歌的坦途。 ”也就是说，这里牵涉到的是对诗歌的某种根本的存在意义的重新认识。任钧写道：“从诗的本质上说来，诗并不是为了眼睛，而是为了耳朵而创作的，也就是，正如英国诗人Bottomley所说：‘诗歌必需能够被人们朗诵，被人们听得见，才算得上是健全的诗歌。 ’”反之，作为“视觉艺术”“哑巴艺术”的诗歌“失掉了诗的特质” ，无法“出现在群众之前”来“普遍”而“有效地”发挥其“武器性” 。
在诗歌大众化的理解框架中，左翼诗人对“听觉”效果的重视常常被论者视为“文学（诗歌）的政治化”的典型案例。【……】然而对于左翼诗学论者而言，作为“视觉艺术”的诗歌所缺乏的并非其政治性，而恰恰是“诗的特质” ，是某种使诗成为诗的形式健全性。换言之，通过听觉与视觉这一分殊，左翼诗学提出了一整套不仅是关于诗的政治，同时也是关于诗的形式技艺的论述。左翼诗人在大量诗学讨论与写作实践中所体现出的对诗歌文本与音响形式特性的悉心经营与反复打磨，使得对左翼诗歌的探讨，无法被过于平滑、顺利地收编到对左翼政治意识形态的探讨之中。左翼的诗艺不应被化简、抽象为左翼的理念，因为诗人对诗歌的形式技艺的考量，常常独立于对其“内容”的推敲。因而，对于诗歌语言的物理的、声学的物质性的分析（以及对于这种物质性的生物—生理知识基座的勾勒），也无法被收编到对诗歌的主题、语汇，和意识形态信息的阐释中。柯雷（Maghiel van Crevel）曾提醒我们在诗歌研究中广泛存在、根深蒂固的“内容偏见” ，即“读者过分关注诗歌‘可释义’的方面，过分关注貌似简单直白、可复述的语义信息。 ”内容偏见忽视了语言作为一种媒介的不透明性，并将诗歌简化为其语义信息。对于文学的这种“信息化”（informationalization）处理正是弗雷斯特-汤姆森（Veronica Forrest-Thomson）所批评的“糟糕的自然化”（bad naturalization）：其中，诗歌形式层面的技艺创获被扼杀，并被改造、转译成广义的诗歌之“意义” ，转译成“对于非语言的外在世界的某种陈述” 。诗歌仅仅提供信息，形式被简化为主旨，技艺的价值被取消。
但是，如果诗歌形式可以被简化、收编为对意义和主旨的复述， “这些诗人到底为何煞费苦心地构造长度一样、押韵，且排比的短语呢？或者，反过来说，读者是否能够只考虑其作品的内容，完全不考虑其显而易见的形式特征？”柯雷问道， “为什么艾略特不只是说一句‘生命好像很虚空’ ，而非要写下《荒原》一诗呢？”同样地，我们也大可提问，为什么1930年代的左翼诗人们不只是说一句“打倒日本鬼子” ，而非要与那些麻烦的形式与修辞问题苦苦周旋呢？赵心宪曾以朱自清的朗诵诗理论为样本，提出了朗诵诗写作中的建行问题。在他看来，抗战朗诵诗的“多顿挫”的建行方式，凝结了其诗歌表现与口头表演的张力，指向了“诗的语言”的文体新形式。这类论述为理解左翼诗歌的形式问题提示了重要的方向，并要求我们对诗歌形式本身做出政治的、历史的分析，以此纠正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或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中所存在的某种只谈革命不谈文艺，只谈民族不谈形式的倾向。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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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会会刊《新诗歌》
汤姆森坚持道， “诗歌的技艺”（poetic artifice）——指一切“使得诗歌区别于散文的节奏、语音、口语和逻辑手法”——是诗歌的不可妥协的核心。在某种意义上，理解左翼文学的困难之处，恰恰在于如何把握“溢出”了传统的政治考量之外的、拒绝妥协的“剩余物” 。对左翼的政治的批判必须同时是对左翼的诗学与技艺的批判，因而，进一步追究作为“听觉艺术”的左翼朗诵诗的形式特征，不仅不意味着去政治化的、“纯形式”的研究；相反，它要求我们对形式的历史生成与情感潜能进行真正的历史分析，由此打开一个为文学与政治的简单对立所遮蔽的，更广阔与复杂的论述空间。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包括：诗歌的声音究竟如何感动听众？或者说，听觉经验作为一种情感机制，如何在诗歌中运作？声音如何“组织”（塑造、动员，乃至转化）大众？如何触及听众的身体记忆与感知？或是触及听众的政治经验与智性反思？声音本身的“集体性” ，除了音量的传播外，是否还有其他的构造原理与作用方式？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宣称，一个听觉的“大集团”是民族的或是阶级的？更进一步地，上述关于声音的考量，如何在诗行的排布、语词的选择、韵脚的设置，或者笼统地说，如何在诗歌技艺的层面付诸实践？对于诗歌语音的经营，同诗歌的语义层面之间如何互动、冲突与协商？这些协商又将对语言与身体、语言与社会经验、语言与政治之关系提出哪些新的问题？
带着这样的问题，本书将重访早期左翼诗朗诵运动中的诗学讨论与诗歌实践，并集中考察诗歌语言的“无意义”（non-meaningful）的形式特征，尤其是围绕着诗歌的“节奏”这一核心概念所展开的各种实验，以理解声音与听觉经验在左翼诗学中的意涵。借由对诗歌的声音的非语义的、物质性层面的分析，本书试图为朗诵诗与国族、大众政治之间貌似透明、直接的联系，补充一个更为复杂的面向。左翼朗诵诗中的民族主义讯息当然意在说服、转化听众的思想，并动员他们主动参与、投身民族主义事业；但与此同时，这些讯息、宣示与叙述亦始终为诗歌的音响效果、节奏样式（格律、韵脚、重音、重复等）所中介。 “诗学的政治（化）”要求我们在更为根本的层面上回到“政治的诗学” ，回到“政治的诗艺” ，以及这些技艺所建基其上的知识土壤。左翼诗朗诵当然是政治化的，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这里的“政治”是在什么样的知识视野与话语空间里建基、展开的？左翼诗歌的节奏样式与文学传统、再现陈规、历史背景、作者观念，以及政治意识形态之间构成了哪些关系？
这里首先需要说明的或许是我对“节奏”这一概念的强调。在左翼的诗歌论述中， “节奏”常常包含着，或者可以与如下概念互换使用：音律、韵律、音韵、格律、节调等。这些概念有时指向个别字词层面的、某个音节的规律性出现（传统意义上的“韵”）；有时指向单首诗作层面的，通过音响的规律性重复、连锁、呼应等手法所构造出的听觉上的结构性与形式感；而有时则指向更为抽象的、一般的对诗歌的音乐性的概括。我之所以在这里使用“节奏/Rhythm”这一概念来统摄这些意项，并不是要取消它们之间在概念位阶上的差异以及历史特殊性，而是因为一方面，在当时的论述中， “节奏/Rhythm”确实是出现频率最高的用于讨论诗歌音响的语汇，另一方面，我试图强调的是，在当时对某个韵脚、某首诗的音响结构的设计背后，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更为普遍的、对于诗歌音响所具有的可能性的观念，它贯通着从某个细节字词的安排到朗诵诗的整体实践的各个层面的考量。我试图以“节奏”以及“节奏的诗学”所把握的，正是这种观念的生成基座与实践可能——它一方面根植于诗歌内部的音响形式特征，另一方面又将其与更为宏阔的政治、社会、与身体经验勾连了起来。分页标题
在我看来，左翼诗人关于朗诵诗的节奏问题所展开的文本实验与理论探讨，凸显出了身体感受及其政治可能性在诗歌经验中的核心位置。在左翼诗朗诵中，音响节奏应被理解为革命文艺的一种身体技术。在左翼诗人看来，音响节奏本身并非意识形态教条的直接承担者。但是通过对音响节奏的经营，左翼诗歌将有能力以不同的方式触及、捕捉、召唤、形塑人们的感觉经验。在这个意义上，朗诵诗运动所表明的是，左翼的文化动员不仅是思想的动员，也是身体的动员。它不仅指向革命理念与阶级意识的培育和宣导，同时也冀图在无产阶级中创制一种身体性的大众团结，冀图将大众的身体记忆与感官经验，尤其是他们在劳动、剥削与战争苦难中的身体经验动员起来，为集体的政治主体的创造，奠定肉身的、情感的认同基础。事实上， 20世纪中国左翼文艺最为重要的遗产之一，便是始终将大众自身的审美惯习与身体经验及其能动性置于核心位置。因此，对于大众化文艺的形式分析，也必须说明它对感官经验的中介与塑造作用。在左翼诗朗诵中，听觉与文字之间、音响的物质性与语词的意义层面之间的张力指向了一个丰富而暧昧的空间，使得诗歌的读者与听众能够在同一时间内辨证、协商自己的身体感受与意识形态认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左翼朗诵诗学对身体感受这一层面的重视，也使得对诗歌形式的分析成为理解左翼诗歌时无法回避的重要维度，因为它指向了一个与左翼的意识形态理念相关却不同的独特问题：革命如何面对身体？或者说，以大众化为己任的革命文艺，如何处理大众的肉体记忆、感官愉悦，以及身体的、生理的回应？面对大众对音响节奏的貌似不自觉的身体反应，左翼诗人如何在理论上进行解释，并在实践上加以利用？这些问题背后的张力，构成了左翼诗朗诵最富魅力，也最为复杂的侧面。
另一方面，对于左翼诗朗诵的节奏问题的讨论，也将同时为我们打开一个更为丰富、动态的关于“身体”之概念的理解。学界对文学与身体之关系的研究（包括鸳蝴派、新感觉派、乃至茅盾、胡也频、杨沫等左翼作家的作品），往往限于对个人的情感爱欲的讨论。在这些讨论中，身体的概念被窄化为一个高度欲望化的身体；对身体的研究，也被窄化为对利比多驱力及其压抑机制的文学再现的讨论。然而，在左翼朗诵诗学与诗作中，身体经验不仅指向欲望的运作，它同时也是为人们——尤其是无产阶级大众——的生理机制、生产关系、文化习惯、情感记忆所反复铭写的场域。左翼文艺与大众的身体的遭遇，正是与这些复杂要素及其互动关系的遭遇。在这个意义上，身体绝非某种超历史的、欲望化的对象。相反，关于身体的潜能、它与外在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文艺作品在其中所能扮演的角色，都是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中被塑造、被理解的。如何以历史化的方式重新打开“身体”的问题，尤其是在劳动关系与生产方式的层面上理解“身体”的历史生成，是左翼文艺的身体技术向我们提出的重要问题。大众的身体经验包含着自身的漫长历史，并以这一历史运动的强度向大众化文艺的形式创制以及我们对它的理解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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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会发起人之一穆木天
本书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初步尝试。它所讨论的是，在193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诗歌会的诗人们如何在特定的关于诗歌、关于身体、关于声音的知识论基础上，试图借由对诗歌音响结构和节奏模式的设计与经营，创制出一种身体技术，在诗朗诵的实践中捕捉、动员大众的身体经验，召唤、组织铭刻于大众身体经验上的感官记忆与情感认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尝试在理念的宣教外，以自身的作品引起大众的感官愉悦和生理回应，乃至构造出身体性的团结感；同时，他们也时时意识到自身的计划与大众的身体经验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不断催逼出更新的诗歌形式理论与实验，而左翼文艺大众化实践，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获得了历史运动的重要动力。分页标题
具体而言，本书意在展现一种以阶级与劳动的概念为核心的革命身体观，是如何在对现代性知识论体系的转译和改造的基础上被构建起来，并被转化为有效的文艺实践策略与文本创作成果的。因而在下一章中，我将首先尝试对左翼诗歌的节奏理论进行一个初步的勾勒。在我看来，左翼诗人对节奏的功能的讨论，蕴含着对于诗歌节奏之起源的一种独特的、超越于诗歌文本形式领域的论述：即诗歌节奏起源于人的身体经验，尤其是人们在劳动行为中的身体经验。准此而言，“好的”诗歌节奏应当能够触发听众—劳动者的身体记忆的共鸣与呼应，并由此建构起诗歌的“可复述性”（iterability），使得诗作能够在潜意识层面被劳动大众不自觉地记忆、复述。在这个意义上，诗歌节奏的处理不应属于某种个体的、风格化的实验，事实上，对左翼诗歌节奏的打磨成为一项重要的集体事业：左翼诗人们致力于发掘、恢复埋藏在劳动者的社会—身体经验中、并为这种经验所建构的“自然的”身体节奏——“大众歌调” 。经由对诗歌音响节奏的打造，左翼诗歌文本不仅将在主题与内容上反映劳苦大众的日常经验，更为根本的是，其诗歌节奏本身就是集体的、劳动的身体的节奏，因而召唤着集体的、政治的身体共鸣及其感官形式。
中国诗歌会的身体技术不仅回应着1930年代包括战争与革命在内的政治与历史语境，它同时也建基于一个特定的认识论框架与技术史谱系，它既内在于，又试图超克现代以降关于身体与节奏的认识论传统。对于这一传统的追溯将把我们引向一系列最晚至19世纪开始就支配着现代人关于身体、声音与文学之理解的基本知识体系及其跨国、跨领域传播。左翼诗朗诵（乃至很大一部分现代诗歌）的运作，也只有在这一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才得以成立。本书第三章试图以“节奏”为入口，勾勒这一谱系中的若干关节。事实上，关于节奏的系统研究自18世纪兴起之后，很快成为一个横跨文学、音乐、语言学、哲学、生物学、生理学、人种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等多个领域的热点问题。在这一主题下积累的庞大的经验材料与理论话语不仅成为西方的身体知识、自然观、种族话语与民族意识的隐秘基座，更直接启发了包括荷尔德林、庞德、叶芝等在内的现代主义诗人的形式创制。基于生物学与生理学的“节奏学”知识，不仅成为这些诗人以诗歌回应现代文明危机的认识论框架，更决定了诗歌形式与现代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生命政治之间的复杂纠缠。重要的是，经由毕歇尔（Karl Bücher）与普列汉诺夫的中介，尤其是后者对生物节奏学的批判与阶级论改造，这套关于节奏与身体的知识成为中国诗歌会诗人们认识诗歌节奏、展开创作实践的基本理论视阈。节奏的生理学与生物学，与节奏的社会学与政治学间的互相嵌套与协商，构成了理解左翼诗歌的身体技术的基本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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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风《街头短诗》
关于节奏的知识考古，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左翼诗歌中的集体动员、民族形式、政治抒情等一系列核心命题及其背后漫长而复杂的知识脉络，以及它们在1930年代中国的文化政治环境中所经历的改造与衍生。换句话说，左翼的身体技术及其本土实践的意义，必须被重新放置在历史性的、跨文化的转译与挪用的脉络中，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呈现。在新的认识论框架中，诸多在地的文化资源被重新发现、激活与动员起来，催生出新的实践形式及其可能与危机。在第四章中，我将转向左翼节奏话语中最重要的诗歌创作实践：歌谣化运动。 1930年初，中国诗歌会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歌谣收集与整理运动，其目的是希望借此学习、利用民间歌谣小调的节奏结构。如果说1920年代围绕北大与《歌谣周刊》展开的歌谣运动的主要兴趣，在于这些作品如何代表了中国历史上的平民阶层的所思所想，那么对1930年代的左翼诗人而言，歌谣的价值则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取之不竭的数据宝库，其中贮藏着源于劳动者的身体经验的“自然”节奏模式。因为在左翼诗人看来，民歌小调的音响结构源于人们最为日常的生产劳动活动，因而保存着劳动大众最为熟习、适应的身体节奏的样式。通过研究、抽绎出民歌小调的音响结构并将之应用于自身的诗歌创作，左翼诗人的作品将能够以最为“自然”/有效的方式，自觉或不自觉地触动大众的身体记忆与生理回应。分页标题
然而，对歌谣小调等旧形式的利用始终伴随着对所谓“旧的封建思想”的警觉。在这里，左翼诗人所说的“旧的封建思想” ，与其说是对歌谣的形式与内容的某种意识形态属性的命名与批判，不如说是对歌谣化新诗的去政治化倾向的敏感。左翼诗人一面希望借歌谣的音响结构为自身作品赋予感官上的吸引力，一面又警惕其沦为纯粹的感官娱乐。换句话说，左翼文艺既须要不断返回到既存的、漫长的传统及其所塑造的文化惯习与感知方式中，又始终承载着动员民众政治、打造革命主体的使命要求。这一张力贯穿着左翼诗人对形式的文化—政治能动性及其危机的思考，并成为日后旷日持久的民族形式论辩在1930年代的隐秘先声。
基于他们从民间歌谣中学习到的写作技艺，左翼诗人围绕其作品的音响结构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借用穆木天的“诗的Montage”这一说法，我将在第五章中对若干诗歌文本——尤其是其中的音响结构及其变化、对象声词与劳动呼声的使用——进行细读，以考究左翼诗歌中的听觉节奏与语义象征之间的复杂互动。在我看来，诗歌的节奏样式为文本赋予了一种感官秩序，这一秩序既组织、辅助，又不断扰动着诗歌的意义表达。更重要的是，诗歌的音响结构本身，亦可以用来唤醒、调用听众在过去生活中的感官经验。具体而言，左翼诗歌一方面使得听众能够在当下的诗歌时间中重新经历战争与劳动（以及与之相伴的暴力与剥削）中的听觉体验；另一方面，以共享的身体经验为基础，它将有可能召唤出听众这一“大集团”之间的身体性的连带感，以此作为集体的革命行动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诗的Montage的双重时间性成功地索回、占据了大众的听觉—身体经验，并启动了将大众过去的苦难经验转化为当下的革命潜能的动员进程。
作为全书的总结，我将对左翼抒情主义的概念进行简单地讨论，并回应晚近学界关于抒情传统的论述。一方面，正如学者们早已意识到的，左翼的政治抒情诗呼唤着对大众的革命意识形态与集体主义情感的再现，并将其视为唯一合法的主题，由此承担着清晰的宣传与教育功能。而在另一方面，正如本书的讨论所揭示的，左翼抒情主义同时又认为诗歌的内在节奏源自于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对身体节奏的塑造。准此而言，左翼抒情主义试图恢复的，是诗歌与（某种集体的）身体感知之间的关联。尽管左翼诗人坚持主张身体节奏具有严格的阶级基础，但这些听觉节奏的吸引力常常越出对人们的感官经验的这种清晰的政治边界的区划。在这个意义上，在当代抒情理论普遍将抒情视为个体自我及其内在深度的再现、一种“自我的诗学”（poetics of selfhood）时，左翼抒情主义却勾勒出一种集体的、身体性的抒情-技术维度，它所接引的是人们的生理回应与感官记忆（以及这种身体经验召唤出的集体性），而非听众自身的理念、思想与意识形态。左翼诗学的抒情强度因而既是政治的、审美的，又是感官的、兴动（affect）的。
上述各章的讨论分别涉及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的基本面貌、知识谱系、本土实践、文本特征与抒情向度。其中，身体技术既可以被视为革命文艺大众化运动中一个内在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我更希望将其作为一个新的理解革命文艺的视野。由此出发，我们可以凸显革命文艺中的一些为过往的研究所忽略的面向，譬如说，身体与感官如何在革命文艺中成为一个亟待回应的问题？革命文艺工作者如何在大众化的视野中理解、组织、动员、塑造其听众/读者的身体与感官经验？如何征用诸种理论框架、知识传统与在地文化资源来打造有效的身体技术？以及如何处理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危机？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探寻，当然不仅限于左翼诗歌或文学的范围。在左翼戏剧、左翼电影（尤其是电影技术）、左翼音乐（尤其是大众合唱）、左翼舞蹈（譬如秧歌改造）、左翼绘画与木刻等诸领域中，对身体潜能与感官体验的体认与建构始终是革命文艺的核心问题。在中国的左翼文艺史中，革命的诸理念始终、也必须以具身的（embodied）的方式出现在大众面前，乃至以具身的方式为大众所接受与领会。在这个意义上，革命的思想改造始终以身体改造为自身的前提与方式，在1930年代的左翼诗朗诵中、在延安讲话对“到群众中去”的号召与要求中、在“深入生活”与“劳动改造”的实践中、在诉苦与批斗时的身体展演中，革命文化展现出自身关于身与心、体与脑、思想与情感之关系的独特理解方式，展现出一种以身体作为媒介的思想改造与认同建构的路径。由此，一系列关于身体的组织与动员技术浮现出来，并成为革命文化实践最为耐人寻味的组成部分。本书以朗诵诗的节奏话语为论题而展开的关于劳动、身体、感官（听觉）、文化传统、革命理念的讨论，正希望能为理解革命文化的这一面向，做出初步的尝试。分页标题
保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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