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盛宴|书写中世纪早期文化的辉煌：梳理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发展史

八到九世纪是中世纪艺术的形成时期。到了九世纪末期，在拉丁、希腊和伊斯兰世界中，对艺术的基本态度已经确立，几个世纪内的基本宗教建筑形式已经得到确定。此外，绘画艺术在宗教实践中的作用得到了积极的争讨和辩论，并最终基本得到确立。西方基督教在伊斯兰教的反圣像崇拜和拜占庭帝国对圣像的强烈崇拜之间采取了自己的立场，强调了艺术在美化圣地和圣物以及传播基督教思想和基督教历史方面的作用。一、加洛林时期艺术发展背景
中世纪艺术的历史意义和中世纪艺术家的自发性意识长期以来主要被人们视为在模仿过去而不是透过其本身背景来理解，人们常常强调复制而不是创造是中世纪早期艺术的基本特征。当然，中世纪的艺术与基督教古典时代早期的艺术之间的许多联系，无论是在形式或内容，风格还是肖像上都已经被发现和解释。事实上，对艺术创作的理解，比如杜斯象牙书封面就需要识别其中一些图像上的紧密依赖的绘画模型。
然而，即使早期来源被明确地遵循和唤起，它们的意义也常常被从源头改变，这个例子是为了对当时的加洛林政治和神学争论进行反思。人们对现在的关怀远远超过了对过去的兴趣，最近的一些研究试图了解中世纪早期西方艺术如何有助于当代文献中所定义的核心使命，引导基督教社群走向救赎。
罗马在中世纪早期的艺术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但并无法达到像奥古斯都之于罗马城或者甚至是君士坦丁大帝之于圣彼得大教堂那样的影响。八世纪和九世纪见证了教皇在世俗中权威的增长，教皇作为教会甚至世俗最高力量，试图模仿罗马的礼仪和教法，以及引用罗马的艺术来塑造自身权威。例如，公元781-783年的《戈德斯卡尔克福音书》（The Godescalc Gospel Lectionary）包含了一副描绘生命之泉的图片，回顾了这本书出版的原因，即教皇在罗马拉特兰大教堂（Lateran）洗礼池为查理曼的儿子洗礼。正如本笃会院长毕斯可（Benedict Biscop）在七世纪末带到诺森布里亚的一系列绘画和书籍一样，这副图像所反映的罗马传统是受到当时欧洲人尊重的，但并不古老的，因为它要么反映了这一传统仍在当时使用，要么至少是被视为如此。从这一层面来说，我们可以看出加洛林时期建筑的罗马基督教堂特色不仅应被看作是一种对罗马时代回溯性的"复兴" ，而且也是和当时的罗马教皇的各种传统之间的联系。
这种把中世纪早期西方文化视为接收者而非创造性文化的问题倾向是黑格尔学派的观点，这种倾向也成为了认为西欧当代文化是从早期东地中海文化中借鉴而来的史学传统的理论基础，即接受外部因素改变内在要素的方法论。一个重要的学者团体寻找到了一批有着个体案例的文献来论证所谓"东方影响"的概念，但是其中所有的例证都受到了争论。这些文献给出的证据主要基于的是一种假想出来的风格只在很小程度上和东地中海的艺术相似，通常是基于西欧人对东方艺术富有想象力的历史重建，这是由于八到九世纪拜占庭的圣像破坏运动造成的极大破坏已经使早期地中海艺术不复存在了。
只是在最近几年，人们才尝试通过假定西方的自主创造力来解释西方较早时期和后来的东方史料之间的一些相似之处，这种创造在影响人们对东方艺术的理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更广泛的层次来说，西方在晚期古代既不是也不自认为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地区，以至于渴求任何来自东方的艺术或思想潮流。近些年来，历史学家和艺术史学家试图用更加微妙的方式来界定东西方相关现象之间的联系。
在当代学术中没有一种方法能够对中世纪早期艺术占据支配地位，否认曾经主导了这一领域的源头和批判风格仍然被广泛采纳并产生了许多富有成果的方法，这既古怪又反常。越来越重要的是对当时语境的理解，试图理解艺术作品与当时许多不同性质的现实关怀是如何产生联系的，例如礼拜时需要做什么。在西欧拉丁世界，像布道书或圣礼书这样的工具书在这一时期成为了奢华艺术的主体，相关艺术装饰的主旨也往往是直接和圣礼相关。分页标题
事实上，圣坛成为了许多不同奢侈品关注的焦点，例如象牙扇，双连画和梳子，釉质和金制的圣杯，圣餐盘，圣物盒以及礼仪书的封面。另一方面，学界开始更多地关注于社会大众对于中世纪早期艺术的态度，例如具有魔法效果和保护作用的图像的产生，以及在东方和西方用于朝圣和其他流行的宗教习俗的图像。即使一些阐述性手稿也受到了这种趋势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手稿都与丧葬或带有明显辟邪特征的图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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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洛林时期对艺术的赞助
在晚期古代，传统的城市作为艺术资助的中心地位改变了，因为在整个罗马世界乡村住房成为了贵族的宅邸，精心设计的地板上出现了各种镶嵌画和壁画，以及收藏的物品中出现了许多贵金属，尤其是白银。从许多方面来说，八到九世纪是这一发展的高潮，当时在罗马、特里尔和科隆等幸存的城市中，虽然艺术赞助和活动确实仍在继续，但越来越多地集中在皇家法院和修道院，而这两者一般都位于远离城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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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洛林时代精美的象牙雕刻
宫廷资助在这一时期并不新鲜，但是它的聚焦点和特征随着城市的衰落而改变了。这一时期的大型浴池和市场等公共工程已经完全停滞，甚至续建或重建的城市教堂都是由大主教和当地的神职人员利用私人资源进行。宫廷的赞助主要转向纺织品和贵金属中的奢侈品艺术，经常用于装饰与帝国或皇室象征（如皇冠）密切相关的物品。在君士坦丁堡的宫殿中围绕帝国王座的一系列精密装置，比如带有摇摇晃动的机械鸟和其他壮观的自动机械，在这时期首次被描绘且很可能是在这一时期被创造出来，还有一些精心设计的王座保存了下来例如大约九世纪时期的青铜"达戈贝尔特王座"（Throne of Dagobert），还有如今存于梵蒂冈的长期以来被尊为Cathedra Petri或"圣彼得王座"的加洛林国王秃头查理的象牙雕刻王座。
在罗马世界晚期古代及之后时期里都能在帝国和贵族的宅邸中看到装饰在墙上的狩猎和战斗场景，而在八到九世纪拜占庭皇帝的宫廷里也能看到盛大的狩猎画面。八到九世纪的凯尔特纪念碑如卡德伯尔的希尔顿（Hilton of Cadboil）的巨石反映了这一时期西方通行的图像形式，即使它与当时的宗教或历史意识形态而非当时的贵族生活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确认。皇家狩猎是西方的贵族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主要表现，而且一直延续了整个中世纪甚至之后，并且是当时的诗歌的重要主题。狩猎图像进入一些神圣场景并不令人奇怪，例如在九世纪乌德勒支的一本圣歌集的插图中出现了雄鹿狩猎，而在九世纪的一些加洛林手稿中可以看到与动物的搏斗成为了圣餐桌的装饰。统治者是战胜邪恶野兽或人类敌人的隐喻概念，确实是早期加洛林宫廷艺术中的热门形象，它往往把统治者塑造成基督教士兵的形象。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基督镇压野兽的图像显然受到了查理曼时期宫廷艺术的特别喜爱。
如果说宫廷赞助是早期艺术赞助的集中和小范围的话，那么修道院的赞助绝对是一种明显性的、赞助范围扩大的现象。七世纪晚期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出现了一种明显的转变。从这时起，英伦三岛和那些由英伦三岛的朝圣者和修士在西欧大陆上建立的修道院明显成为了出口艺术品收藏的主要集中地，同时也成为了建筑中心，通常保存了许多石雕，比如八世纪的鲁斯韦尔十字碑（Ruthwell cross），还有修道院自己使用以及出口的装横精美的手写文书。欧洲大陆的教会在八世纪越来越受到王室的支持并且在王室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圣丹尼斯皇家修道院并不仅仅是丕平加冕礼所在地，而且也是他下葬的地方。圣丹尼斯的大主教Fulrad是皇家牧师，而丕平最后的遗嘱也写道要重建教堂为775年的查理曼提供一个规模巨大的祝圣典礼。主要的教会通常还有巨大的新修建教会建筑被建立在西法兰克人领土上，包括洛尔施、富尔达和其他中心。分页标题
在816-17年，由虔诚者路易领导的修道院改革委会可能只是间接地导致了新的建筑项目出现，其中最完整保存的证据就是820年修建圣高尔修道院的计划书。设计和建造一个如此庞大而复杂的寺院结构，其中央封闭的庭院，回廊，试图保持僧侣与周围大型世俗社区的隔离结构等的设计，是九世纪艺术的一个特征和高度原创的成分，也是当时和之后时期里许多艺术创作的前提条件，例如建筑雕塑和壁画。
装饰精美的书籍有些还带有花格插图，至少在四世纪时就在罗马世界出现了，而到了五世纪已经开始包含世俗和基督教两方面的内容，但很少人认为书籍的插画在早期基督教艺术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在之后的讨论中我们会谈到插画在八到九世纪的艺术中才拥有这样的地位。在这一时期，西方的书籍出版十分重要，它们往往用于庄园和传教工作。修道院和王室庇护人之间日益重要的联系也激励着修道院的缮写室抄写装饰奢华的手抄本供王室个人使用或作为皇家礼品来馈赠，而日益扩大的教育事业也促使修道院抄写了大量的书籍，其中一些用花边和插图装饰。
正如许多铭文和图像所证明的那样，宗教文本的抄写和彩饰也是僧侣们为了推进自己的救赎而从事的虔诚劳动。八世纪晚期的圣歌中一副小插图展示了一个来自阿尔萨斯的维森堡（Vat.pal.lat.67）的评论，一个可能是抄写员或画家，也可能是捐赠者的人Erembertus ，作为一个卑微的仆人请求他圣洁的守护者图尔的马丁宽恕他的放纵（或理解为宽恕他的罪孽）。修道院中僧侣的名单和祈祷者协会联系起来，有一些有着丰富的装饰插图和图像，例如来自Pfafes修道院的Liber Viventium 。（圣高尔修道院， Stiftsarchiv,cod.Fa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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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加洛林时代缮写室的插画
【文史盛宴|书写中世纪早期文化的辉煌：梳理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发展史】总之，加洛林时期的艺术独具特色。与寻常人们想象中中世纪早期呆滞无神的绘画风格以及暗淡的艺术发展不同，加洛林文艺复兴恰恰代表了中世纪早期西欧世界艺术成就的顶峰。在加洛林时代就已经奠定了对罗马时期文化的回溯与再创造，这种对古典艺术复兴的追求一直保留在西欧人的精神之中，直到中世纪末期文艺复兴才再次得以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