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鬼谷子|宋代的隐士是真的隐士吗？他们经常与朝廷互动

在中国古代，隐士作为一个特殊的士人群体，他们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实际上，仕与隐是中国古代士人生活的中心内容，就其思想渊源来看，仕与隐的分歧在于儒道两家对人生终极关怀的不同回答。儒家强调慎独，主张入世，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人格:道家则强调无为、虚极静笃，主张出世，以实现“隐居山村老泉，求得自身解脱”的自然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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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士与现实政治之间自古就有紧密的关联，这一点我们在历代典籍中都能找到有力的论证。孔子就曾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这里所谓的“有道"、“无道”是针对当时的政治情况而言的。木章主要探讨宋代隐士群体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包括宋代政府对隐士的态度、宋代隐士对现实政治的回应等) ，以期从侧面反映出宋代在政治统治上的某些特点和宋代士人的大致面貌。宋代政府对隐士的态度
在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待隐士的标准是双重的，他们力求在尊隐的传统和反隐的呼声中寻求一种平衡。 “说到统治者对隐士的尊敬和礼遇，正史中大都有明确的记载，其他如《庄子》、《高士传》等典籍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据统计， “在正中，明确为隐士立传的就有十九种，大概记载了三百多名隐士的事迹，这充分说明历代统治者对隐士群体的重视和尊崇。 ”从某种角度来看，隐士群体是政治上的不合作者、边缘人，甚至是现有政权的反对者，能够在正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实为不易。由此可见，隐逸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自先秦以来，反隐的呼声也是不绝于耳，有时甚至达到相当激烈的程度。萄子和韩非子就曾对隐士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
综上，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待隐士的标准是双重的，隐士政策的制定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巩固和加强是密不可分、息息相关的，如何对待隐士，如何安抚并利用好这个行为乖张但却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士人群体，确实值得历代统治者深思熟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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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宋代政府对隐士的态度而言，我们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我们知道，赵宋王朝与汉唐相比，有一个共同的地方，便是都建立在华夏民族陷于暂时但相对长期的分裂之后。赵宋直承五代之后，最高统治者尤其是太相太宗昆仲，对国家分裂所造成的灾祸有着特别深刻的感触和认识。北宋建立之初，赵匡胤便意识到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宋朝吸取五代弊政的教训，专注于重蹈覆辙，堵塞各种政治上的漏洞，而并不追求规模一新。宋朝强调“祖宗之法” ，其基本精神是“事为之防，曲为之制" ， “专务以矫失为得" 。我们姑且不论遵循“祖宗之法”的后果，经过太祖、太宗两朝的努力，宋朝终于结束了自唐末以来政治上分裂割据的局面，使社会生产安定下来。但是，一些士大夫因“五季之乱，避世宜多” ，无意仕进，只求隐遁山林、清净酒脱。面对这种情形，太祖、太宗两朝采取了比较宽松的隐士政策以换取士人的支持。
首先，征召并嘉奖一些有节操、有声望的隐士。这主要是针对因唐末五代政治混乱而选择归隐并且无意仕进的那部分隐士。宋太祖就曾在北征途中诏见镇阳道士澄隐，史载澄隐“博学多识，道行精洁” ，应诏时他已经九十岁了，但“形气不衰" 。太祖想让他留在建隆观，却被他以“帝祁纷华，非野人之所宜处”为由拒绝。
宋太祖对另一个隐士王昭素的诏见也能说明这点。史载:“王昭素先生博学通九经，尤长于(易》，作《易论》二十三篇，学者称之。李穆荐之太祖，召见，年八十，貌不衰。太祖问:‘何不求仕，致相见之晚?’对日:‘草泽陋儒，无补圣化" 。赐座，讲《易》，帝嘉之，以为国子博士。逾月，赐茶药遣还。 ””宋太宗对待隐士也是礼遇有加的，他对隐士陈抟的嘉奖一时被传为佳话。太平兴国初年，太宗召陈抟赴阙，并且赐御诗一首。诗云:“曾向前朝出白云，后来消息查无闻。如今著肯随微召，总把三峰乞于君” 。陈抟来朝见时， “以宾礼见，赐座" ，并且向其询问军政大事， “恩礼特异，赐号希夷，屡与之属和” 。后来陈抟萌生去意，太宗知不可做， “赐宴便殿，宰相两禁傅坐，为诗以宠其归” 。分页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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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宋史》、《长编》等宋代基本史料中，也有关于宋太宗嘉奖礼遇隐士的记载。 “太平兴国三年四月，太宗召见华山道士真源人丁少微至阙，留数月，遭还。 “太祖、太宗的这些做法，我们可以视为北宋为加强中央集权而采取的笼络士人的策略，但在客观上确实营造了一种宽松的隐逸环境。
其次，对不愿出出仕的隐士，宋庭给于他们最大的自由和宽容。一些士人在归隐之后，习惯了那种幽静、安选、恬淡的隐居生活，不愿再步入世俗世嚣、他们倾慕老庄风流，志在修身养性，即便天下太平也不愿再入朝为官。对于这些隐土，赵宋王朝给予了他们最大的自由和宽容。就统治思想而言，宋太宗统一天下后，用的是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道家思想，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使国家呈现出安定祥和的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无意识地继承了千年以来的的尊隐传统，又在无意识将这种传统深化乃至达到极致、宋初的尊隐传统还可以从来太祖立下的“不杀文人士大夫”的誓约中看出端倪。王夫之也曾感叹道:“自太祖勒不杀士大夫之誓以诏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张邦昌躬篡，面止于自裁;蔡京、贾似道陷国危亡，皆保首领于贬所、适日:“周之士贵’、士自贵也、宋之初兴，岂有自贵之士使太祖不得而贱者感其护惜之情乎?有这样“祖宗之法”的约束，宋代的士人无疑是幸运的，种放等名隐士都曾享要过这样的待遇。
再次，政府大规模地征召隐士、积极鼓阳他们多与现实政治。纵观中国历史，历代统治者都非常清楚隐土对现实政治与社会的影响。为了寻求贤良之人给理国家，同时也为了是终人心，粉饰太平，历代统治者都会下诏大规模地征召隐士、宋代的统治者也不例外，史载:“未兴，岩穴弓施之据，叠处于史”、“景德二年，真宗下诏“复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填典达于教化，才识数茂明于休用，武足安边洞明格略，运筹决胜军谋宏远，才创边有等科，令尚书史部传令证税，许文武群臣、草泽感选之士来应，委中书门下先加考试，如器业可观、具名同委、”还有次， “真家和汾司、运河中央处土:季波、刘费，黄拜大理评事、致化，乃赛件:波以疾别、又府年山郑艳、数水事宁，对于行宫、艳6号正物先生、又石骏州视野、资箱疾、不应命。
宋仁家初年， “又置高路丘园科，沉沦不泽科，茂才异等科，以件布农之被环者。 “未神家“照宁三年(1070年) ，话的提访行又为乡里推寒者、风二十有九人。至，则馆之太学，面刘蒙以下二十二人试合人院。现官有差，亦足以儿曲稳必达，治出之盛也、”“宋高京南波、为了中关宋室、也非党注重举盘长、史载:“高京地意运逸，演省布衣逃定、而步佛以处士入讲位、其后灾角之牌，若王忠比之忠节，张急呀之商海，刘始之、明究之力学，则顺出身、俾教授木郡。或赐高士号以宠之，所以振清节，厉颓俗。如徐庭筠之不出，苏云卿之晦迹，世尤称焉。 ”以上事例足可证明宋代隐士:在社会上是有一定地位的，历代政府都曾大规模地征召隐士，积极鼓励他们参与到现实政治中来，以达到巩固统治，笼络人心的目的。当然，南宋理宗、度宗以后， “国势日迫，贤者肥遁，迄无闻焉” ， “这种现象在其他王朝末期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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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宋史》、《长编》、宋代笔记小说等基本史料文献中我们不难看出，受到宋廷赐“先生”、“处士”封号和束帛等物的隐士举不胜举。陈抟被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 。刘易被宋仁宗赐号“退安处士” 。刘易卒于宋英宗治平末年，神宗“照宁察访定户役，诏易家用处士如七品恩，得减半.示优礼云。 ”名隐魏野生前曾被宋真宗诏见，但他躲避不见，死后，真宗下诏:“可特赠秘书省著作郎，赎其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州县常加存恤，二税外免其差役。 ”“宋真宗这种给予隐士荣誉和经济实惠的做法，无疑有其政治意图，但同时也提高了宋代隐士的社会地位，营造了-种相对宽松的隐逸环境。综上，宋代的隐士政策是相对宽松和自由的，统治者从主观上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出发，在客观上却营造了-种尊隐的传统。中间虽有党禁、党争的残害、理学的禁锢和文化禁令的限制，使得宋代的隐士政策一度趋于恐怖，但宋代隐士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统治者与隐士之间的互动也是比较频繁的。宋代隐士对现实政治的回应——宋代隐士与政治的关系分页标题
就中国古代隐士的政治生活而言，前代学者已有一定研究。蒋星煜先生曾把隐士政治生活的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是以在野之神应在朝之命:二是以在野之名务在朝之实:三是以在野之法求在朝之位。 ”韩兆琦先生在《中国古代的隐士》一书中把隐士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概括为两种:“种是与现实政治不合作的，种是与现实政治合作的。同时指出，只有那些不与现实政治合作的隐土才算真隐士，才能受到历代人们的尊敬。 ”“按常理来看，隐士是指那些脱离了当时社会的仕进系统，置身于现实功名追求之外的一个士人群体，他们是不应该与现实政治有联系的。陆游就曾说过“躬耕本是英雄事，老死南阳未必非” 。但实际上，隐士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特别是到了宋代，科举制度逐步发展和完善，使得士人的素质普遍较高:统治者汲取唐来五代弊政，实行“崇文抑武”的统治策略，使得士人参与政治的机会增加。这种转变使得隐士在宋代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层。宋代也因此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甚至有人认为它是中国历史由中古转入近代的开始。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 ””我们探讨宋代隐士的政治生活，应把它置于宋代具体的文化上壤之中。王夫之的一段评论也许能给我们以启迪:
“宋之以隐士微者四:陈持、种放、魏野，林逋。夫隐，非漫言者。考其时，察其所以安于隐，则其志行可知也。得其行，求其志，以其志，定其品，则其胜劣固可知也。 ”
“持之初，非隐者也。唐末丧乱，僭伪相仍，抟弃进士举，结豪侠子弟，意欲有为。其思复唐祚，与自欲争街....不瞻，志不遂，退而隐伏，乃测天地之机，为养生之术，以留目而见澄清之日。迨宋初而其术成矣，中国有天子，而志抑慰矣，间心云住，其情既定，未有能移之者。 ”
“若种放，则风斯下矣。东封西祀，蹑履以随车尘，献笑益工，靦颜益厚;则其始授徒山中高谈名理者，其怀来固可知已。世为边将，不能执干戈以卫封疆，而托术于斯，以招名誉;起家阀阅，抑不患名不闻于黼座，诟卒交加，植根自固，恶足比数于士林邪!”
“魏野，林逋之视此，则超然矣。名已达于明主，而交游不结轸于公卿;迹已远于市朝，而讽咏且不忘于规谏。其义也，而安以无求;乐其情也，而顺以自适。教不欲施，非吝于正人也，以求己也，书不欲著，非息于考道也，以避名也.若是者，以隐始，以隐终。志之所存，行则赴之，而隐以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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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夫之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船山先生对陈传、魏野和林通的节操持褒扬态度，而对走“终南捷径”的种放持批判态度。我们抛开这点不说，船山先生的这段话实际上也从侧面反映出宋代隐士对现实政治的态度:一是关心政治，但不与政治同流合行:二是关心政治，并以此作为进军仕途的手段:三是不与现实政治合作，醉心山水，隐近山林。
第一，关心政治，但不与现实政治同流合污。这类隐士他们虽然自己不应征聘、不在官场，但他们却心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积极地培养教育下一代为国家输送优秀人才。《宋史.隐逸列传》中所记载的周启明和高评就属于此类隐土。预只明牛活于北宋初期，曾“四举进士皆第一。景德中，翠贤良方正科。既召。会东封毒山。正者读出科木因灾异访直言，非太平事，遂报罢。于是归，教弟子百余人。不复有出进意，军人称为处士。 ”“高怿也生活在北宋初期，他通晓经史百家之书，筑室终实山。与生时的张晃、许勃号称“南山三友" 。 “及范雍建京兆府学，召便讲授诸生，席间常数十百人。栏租类请赐处士号，乃命为大理评事，怿固辞。仁宗嘉其守，号安素处士。 ”这类提土中最具代表性也最有意思的的当属林逋。林道是北宋初期大名鼎鼎的意士。他稳灵于当时杭州城西西湖中的孤山上，曾二十年足不及城市。他自己如此热衷于当院士。供却天板整励别人和自己的亲属去做官。 “逋尝客临江，时李语方举进土。后来李诸果然在朝中当上了握有实权的三司变。林道一安处有要变、但他却全力培养他的侄子读书、参加科举考试，直到他考中了进士甲科。分页标题
第二，关心政治，并以此作为进军仕途的手段。这类船士身上有个显萧的晚点，零就是观望时机，待价而沽，想找窍门走终南捷径。这类人都不过寂寞。保不得空封胶身官场。这类人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干略型”的人，如姜f牙、诸马亮、王星、刘基、宋濂等。这些人都生于乱世，志欲依傍明主。扫平祸乱，打造出一个比敏清平安定的世界当他们没有遇到志同道合的“明主”时，便栖身荒谷。志存高远:一且遇到突机。他们便义无反顾地去实现自己匡扶天下的人生理想。还有一种的土走的是终有进色，他们擅长于趋附现实政治，最会向现实政治摇尾乞怜。具体到末代。末初名思种放是其中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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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种放一生，基本上是在皇帝的诏请与他自己求归山林的丰担半政中度过物。王夫之在(宋论》中就曾对种放的这种行为流露出那视之情。日生: “夫志以隐立。行破隐成，以隐而见知，因隐而受爵:则其仕也，以隐面仕。是其隐也。以检而意:隐且为梯荣致显之捷径，士苟有志，孰能不耻哉?”“在王夫之看来，种放这种以归接正博敬功名的行为是不可取的，甚至是可耻的。这种评价对于中方来说也许是不公平的。细额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在退稳和出位中实现着对社会的多与和对自身的超越，他们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会打上深深的时代造印。种放早年遭遇乱世。隐居终南，讲习授业，过着观贫的牛话:等到政治趋于稳定。他应时出他、备受礼遇。同时又能直言放谏，对统治者和人民来说。种放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从这个负度来说。他的这种“终南捷径”似乎比终老山林更有意义，他的一一生也似乎更有价值。但种放晚年为官多有污点，可谓晚节不保，为其一生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
上述隐士也有人把他们称为隐士中的投机者。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发展到宋代，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弥漫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一种时尚。总之，宋代隐士群体中的投机者，是宋代社会的特殊产物。每一位的投机者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对于投机者我们可以对他们的行为感到不齿，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对他们过于苛刻、指责，从某种角度来看，他们也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第三，不与现实政治合作，醉心山水，隐遁山林。这类隐士也有三种不同的表现:第一种表现是不仕“乱邦” ，不为“异族”服务，与现实统治表现出-种强烈的抵触情绪，如春秋时期曾讽刺孔子的长沮、"溺、楚狂接舆，西汉末年不仕王莽的向子平、蓬萌，还有清朝初期誓死不为满清服务的傅山等，就属于这一 -类。第二种表现是坚决离开官场，不食现实统治者的体禄，不与现实的黑暗官场同流合污，但在态度上比较灵活随和，不像上一种人那么激烈和强硬。同时，这类隐士还大都与朝中的某些官员保持着或疏或密的联系，从而获得某些物质上的赞助，以维持或补充自己的生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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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名隐魏野就属于这类人。在《宋史.隐逸传》中记载魏野曾多次被诏不赴。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三月，真宗西祀汾阴，遣陕令王希招之，魏野称病不至，推醉说:“陛下告成天地，延聘岩藪，臣实愚戇，资性慵拙，幸逢圣世，获安故里，早乐吟咏，实匪风骚，岂意天慈，曲垂搜引。但以尝婴心疾，尤疏礼节，廩鹿之性，顿缨则狂，岂可瞻对殿墀，仰奉清燕。望回过听，许令愚守，则畎亩之间，永荷帝力。 ”真宗见魏野无意入朝为官，也就没有强求。一般而言，与统治者不合作而又通过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隐士，以先秦秦汉居多。魏晋以后，除因民族问题而与统治者不合作外，隐士们即便是政治上不合作，在态度上也不会流露出激昂愤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比较随和、圆通的方式。第三种表现是对朝廷的政局怀有忧虑，对现有的统治政策有抵触，对整个官僚集团感到愤懑，但于己又感到无力回天，于是只好采取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明哲保身”的态度。北宋末年的隐士徐中行是这类隐士的典型。分页标题
《宋史.隐逸传》载:“徐中行，台州临海..晚年教授学者，自酒扫应对、格物致知达于治国平天下，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后已。其友罗适持节木路，举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遗逸荐。崇宁中，郡守李谔又以八行荐。时章、蔡窃围柄，窜逐奔类且尽，中行每一闻命辄泪下。一日，去之黄岩，会亲友，尽毁其所为文，幅巾藝杖，往来委羽山中。客有语以避举要名者，中行日:‘人而无行，与禽善等。使吾得以八行应科目，则彼之不被举者非人类与?普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 ’客惭而退。 ””徐中行的这种行为无疑表现出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崇高的气节和忧国忧民的使命感，但也流露出他对现实政治的无奈。正如-段话所说， “当人类的意识从自然界的沉睡中觉醒的时候，人类便开始寻找‘精神的家园’了。不幸的是，人们常常失望于真实的彼岸世界。于是，虚幻的彼岸世界变成了追求的真实目标。 ””这个目标也正是像徐中行这样的隐士所追求的隐逸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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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战国鬼谷子|宋代的隐士是真的隐士吗？他们经常与朝廷互动】综上所述，宋代隐士对现实政治的回应基本上是积极的，他们与社会政治的联系也是比较密切的。这一方面与宋代形成的尊隐传统有关，另方面也与宋代士大夫政治和社会地位的提高有关，那些因致仕或不得志而选择归隐的士人，不可避免地与现实政治发生密切的联系。正是这种政府与隐士之间的密切互动，把中国的隐逸文化推到一个更高的层面上来，参与并塑造中国古代士人的文化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