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环境下的“非人化”
格雷夫首先指出，特别工作队在党卫军逼迫下承担的任务堪称史上最恐怖的工作：“事实上，历史上从来没有类似奥斯维辛这样的实情，更没有‘特别工作队’经历的情形，没有人做过他们做的这些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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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对其行为进行评判之前，了解他们的处境和工作内容是十分必要的。
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赫斯在庭审时详细叙述了毒气室的运作流程：“这并不难，消灭更多的人都不难。”他说：“杀人本身耗费的时间是最短的，半个小时就能除掉2000人；真正花时间的是焚尸过程。”如今研究者普遍认为，被这种方式杀害的犹太人在一百一十万到一百三十万之间。赫斯还介绍说，与特雷布林卡相比，奥斯维辛的“改进之处”在于，特雷布林卡的大部分受害者知道自己即将面对什么，而“奥斯维辛集中营千方百计地愚弄守受害者，让他们以为自己要经历的是除虱程序”。特别工作队所担负的，恰恰便是欺骗犹太囚犯和毁尸灭迹这两项奥斯维辛里最艰巨的任务。他们必须帮助新到的人迅速脱下衣服，全裸着进入毒气室；如果囚犯中有人提问或表现得烦躁和怀疑，特别工作队则要予以安抚或尽快上报，避免紧张情绪扩散。等受害者死亡后，他们要将尸体从毒气室中搬出，拖至焚尸炉。然后，特别工作队中被分配担任“司炉”工作的队员把尸体塞入炉中，用特制的叉子来回翻动。为了提高焚烧效率，摆放尸体的方式和位置都有讲究。格雷夫提到，司炉工作尤其可怕，只有身体和心理最强大的人才能承受，“这些队员们被认为是十分冷血、‘野蛮’的人。他们身上令人作呕的恶臭和粗鄙冷漠的生活方式”令工作队中的其他成员都感到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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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环节是将没有烧尽的残骨分拣、捣成粉末，和骨灰一起倒入集中营附近的河中，将谋杀痕迹完全抹去。除此之外，特别工作队还需执行清理留下的衣物、收集贵重物品、剪下死尸头发、拔下金牙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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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简述可见特别工作队处境之极端与可怖。他们并无选择，从被选入工作队开始，其性命便注定在搬运和焚烧死尸的日夜中向终点逼近。更扭曲的是，成员们“陷入一个可悲的悖论。他们潜意识里希望送来的犹太人越多越好。因为，姑且不说‘死亡工厂’的任务终止，只要送来的人变少了，他们就会有被杀掉的危险。他们能不能活下来，完全取决于是不是有囚犯被源源不断地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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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研究都曾指出，德国大量下级军官和普通民众之所以服从纳粹暴行，是由于彻底放弃了理性思考，在权威的压迫下陷入“代理状态”（agentic state），即认为自己只是执行强权意愿的无责任的代理人，从而逃避良心的谴责。《无泪而泣》则认为，受害者一方同样会在极度变态的环境中激发出一套自我保护机制，以避免被绝望吞噬。格雷夫采访的多名前工作队成员不约而同地回顾了自己以冷漠麻木填塞人性被强制剥除后留下的情感空白的心理状态。一名受访者表示：“那些活又累又折磨人，尤其是刚开始那几天。每个人都很怕在尸体里发现自己的亲人。第一次总是最艰难的。不过说真的，你什么都会习惯的。我们有时会在晚上干活，半夜时分，我就坐在一具尸体的旁边，但是却丝毫影响不了我的情绪。”

稿源：(林然七木人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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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无泪而泣]尹月｜奥斯维辛的“特别工作队”：“帮凶”还是抗争者？(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