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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泪而泣]尹月｜奥斯维辛的“特别工作队”：“帮凶”还是抗争者？( 二 )

时间：2020-05-17 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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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15页）
中写道：“这是一种逆向的‘筛选’，被选中的往往是最卑劣的、最有暴力倾向的、最凶恶的人，只要他们能好好合作，就赋予他们一切权力，发给额外的食物和衣服，可免去繁重的劳动，可免除去毒气室送死。他们也确实是好好合作着，于是，司令官赫斯可以毫不内疚，可以举起手说‘我的手是干净的’，‘我们并不比你们肮脏，我们的奴隶，他们自己与我们一起共过事’。你们可以重读一下赫斯在其日记里写下的可怕的篇章，里面讲到在毒气室和焚尸炉工作的特遣队，你们就会懂得什么是罪恶的传染。”莱维这番话存在多重面向上的批判。他一方面认定工作队成员是因其低劣暴虐的性格特质而被党卫军选中从事最卑贱的焚尸工作，同时将他们服从命令的行为视为主动合作，甚至认为他们的配合使最凶恶的纳粹分子被免除了部分罪责，可谓相当严厉的指责。
此外，尽管莱维对由特别工作队发动的起义非常熟悉——这也是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唯一一次犹太人起义——并援引此次行动驳斥“犹太人不反抗”的偏见时，他仍然不忘补充一句：“这些人绝望而且愤怒，但他们有着充足的饮食、衣物和鞋子”，似乎在暗示特别工作队的成员并非典型囚犯，他们既然坐拥更好的资源，理应借此发挥作用。因此，特别工作队起义的价值在莱维眼中打了折扣。相比之下，他更看重“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暴发的起义”，因其是“唯一毫无胜利希望和获救可能的起义”
（《被淹没与被拯救的》176-177页）
。
既然连向来以温和冷静著称的莱维都对特别工作队如此苛刻，可想而知幸存成员自身的羞耻和罪恶感。格雷夫曾在一次访谈中表示：“访谈中最大的困难，就是他们不愿回忆这段可怕的往事。他们想把它从记忆中抹去。我得同时扮演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外交官和侦探的角色，要用许多技巧才能让他们开口袒露内心。有时我的态度必须很强硬，几乎是‘强迫’他们去说——当然我没有使用暴力。”格雷夫认为，特别工作队的任务和处境不仅极端艰难，而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后人难以想象他们的经历，也不宜用事后之智和刻板印象衡量和批判他们的作为。他强调：“‘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们身处的极端环境提醒着我们，要用最大的感性去思考他们所经历的苦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他们行为的具体分析会不加分辨地导向廉价的同情。”
（《无泪而泣》76页，以下引用仅标注页码）
因此，他力求通过大量材料和访谈重现囚犯们身处的极端环境，探讨他们的心理和道德，为这些受害者正名。对他的努力，本书译者曾记给予“不可超越的深刻与公正”的高度评价，笔者认为是恰如其分的。


稿源：(林然七木人舌)

【】网址：/a/2020/0517/ahnews39795.html

标题：[无泪而泣]尹月｜奥斯维辛的“特别工作队”：“帮凶”还是抗争者？(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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