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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维舟
四年前 , 我曾在“澎湃问吧”开过一个栏目 , 在线对话为什么读书、读什么书、如何读书 。 在短短两周多时间里 , 涌来五六百个提问 , 而其中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之一 , 则是读书究竟应该“专”还是“博” 。
很多人似乎既想要成为一个“渊博的人”(这在我们社会仍是个很高级的称号) , 又害怕涉猎庞杂 , 无法将一门知识钻深吃透 , 最终一无所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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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然是个伪问题 , 但就我所知 , 这确实曾经困扰过许多人——某种程度上 , 也包括我自己 。 我虽然从小偏好文科 , 但在文史哲内部 , 却兴趣极为广泛:小时候是古典文学打基础 , 近现代小说也读了一堆 , 中学时也曾是“文学少年” , 自己尝试填诗作词、写散文小说;此外 , 我对历史也一向沉迷 , 但在大学时渐渐意识到很多历史现象仅凭史学理论本身无法解释 , 于是又顺藤摸瓜去找了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语言学乃至心理学的书来读 。
我当时的知交张晖则全然是另一种类型:他自高中矢志于学 , 一直有着明确的目标 。 他极少读近现代文学 , 除了偶尔练笔填词 , 也不事创作;对历史、哲学等领域 , 如果相关 , 他也会翻翻 , 但始终不离开自己关注的核心 , 那就是古典文学 。
这种差异 , 无疑与我们各自的秉性有关 , 也是当时我们切磋时就深深意识到的 。 高中毕业之际 , 他去南京 , 我去厦门 , 彼此叮嘱看到什么好书 , 记得为对方留意(我们对彼此家里的藏书都早已了然于胸) , 但他笑了笑说:“这对你容易 , 对我可难了 。 ”我明白他的意思:你感兴趣的东西太多了 , 我不知道帮你买什么书好 。
阅读@大家丨读书应该博还是专,这是个伪问题。英国思想史学者以赛亚·伯林曾在其名作“刺猬与狐狸”中 , 引用古希腊谚语“狐狸多机巧 , 刺猬仅一招” , 将不同的思想家、作家划分为两类:狐狸兴趣多元 , 注重万物之复杂与联结 , 偏向“渊博”一端;而刺猬却致力于寻求唯一的真知 , 以不变应万变 , 崇尚专精 。 就此而言 , 我是“狐狸” , 而张晖是“刺猬”——某种程度上说 , 这两种不同的阅读方式 , 或许本身就是我们自身秉性的合理化 。
但事情并不就此告终 。 在我们长久的讨论中 , 我们都发现了自身的问题所在:我很早就意识到 , 他因其专注而能阐幽发微 , 而我所追求的广博 , 如不收敛 , 最终可能散漫无归——这也是他作为诤友当面提出过的 。 只是到了大学之后 , 他得偿所愿 , 主攻古典文学 , 很快声名鹊起 , 而我误打误撞去读了与自己兴趣完全不相干的专业 , 术业无专攻 , 也就愈发顺水漂了 。 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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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晖在大三即出版了《龙榆生先生年谱》那时读到伯林这段文字 , 我也感觉那个“想当刺猬的狐狸”就像是我自己:“他无论怎么说 , 都不曾有个整体之见;他不是、他根本不是刺猬;他所见者不是一 , 而是多 , 他那苦执困心、逃无可逃、不屈不挠、穿透一切而令他疯狂的清明眼光 , 看到的是一个比一个细微、一个个充满个性的许多事物 。 ”
张晖的路径则相反 , 他是专深多年 , 直到去香港读博 , 才感受到转型的痛苦 。 那时本来南京大学想挽留他下来编撰《全清词》 , 但他致力词学多年 , 愈发看见其窄小 , 有次和我当面感慨“难怪前人说‘词是小道’” , 因而他坚拒了母校挽留 , 想拓展自我的视野 , 看到更开阔的世界 。 然而此时 , 他深感痛苦与挫败 , 因为这个转变远比自己设想的更为艰难 。 多年后他和我说 , 后悔自己少年时过于专深 , 其实那时应当博涉群书一点——他竟然也变成了一个“想成为狐狸的刺猬” 。 当然 , 和我不同的是 , 他说到底是认为“成为狐狸 , 才能更好地成为刺猬” , 着眼点毕竟仍在后者 。
当他以三十六岁英年早逝 , 我在漫长的追思中 , 逐渐看清了我们从少年时代以来走过的道路:如果最初我们都是“循性为学” , 那么后来也都不约而同走向“矫性为学” , 也就是说 , 意识到自己秉性与治学中存在的问题 , 有意识地去矫正它 。 虽然前些年也有朋友忠告我:“经济学是你知识结构中的一大缺口 , 如果补上 , 会很有助于你深入观察社会 。 ”但这两年我愈发意识到人的精力终究有限 , 不得不稍稍收缩战线 , 更聚焦于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
当然 , 不同的人对这必定有迥然不同的理解 。 据说金庸在北大演讲时 , 当被问及怎样才能写好小说时 , 他反复强调“一定要多读书 , 要成为一个杂家” , 因为他觉得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好看” 。 苏珊·桑塔格也从评论家的角度说过:“我的胃口很大 , 兴趣广泛 , 但是我不认为自己是个美食家 。 就随笔而言 , 我喜欢写些我钦佩的东西 。 我钦佩的东西数量众多 , 如果它们未被充分写过 , 我愿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 我认为我无需在苦行与热切之间做出选择 。 ”也就是说 , 在她看来 , “评论”本身类似于西方古典传统中的“博雅” , 本身应基于广博的兴趣而生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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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作家、评论家桑塔格这两者确实不必然对立 。 宋史前辈邓广铭先生在谈论治学时 , 也强调“第一就是要博” , 然而他所说的博却是指“专业定下来后 , 在本专业领域内的博”——这看起来是“专深”的另一种说法 , 只是用以反对琐碎割裂的治学之道 。
唐史学者陆扬则道出了另一重境界:“如果史学工作者也可以分为狐狸和刺猬两个类型 , 本人无疑属于后者 , 也就是说只能在一个缩得很小的范围内进行聚焦式的工作 。 不过我读到过一个立陶宛的创始传说 , 里面提到说上帝一开始曾把大地弄得比天宇还大 , 多亏一只刺猬的提醒 , 才把大地缩小到和天宇相称 。 由此可见 , 在那只刺猬眼中 , 大地虽然被缩小了 , 却仍可以有天宇一般的浩瀚 。 ”
这些年来 , 我曾听很多朋友说 , 倒是羡慕像我这样可以自由地阅读 , 而他们苦于学术分科的职业化 , 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啃一些其实自己并不喜欢的本专业书籍 。 当然 , 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行为 , 如欲有所发现 , 原本也早就不像古典人文时代那样 , 仅凭自己“喜欢”就可以了 。
但现在的学术分科之深也是事实 , 就像《北美中国学》中所说的那样 , 研究上古史与近代史的学者可能从来不会看彼此的成果 , 甚至不觉得对方是自己同行 。 我一度向一位专治近代史的学者提起李峰的《西周的灭亡》写得好 , 得到一个尚属积极的答复:“是吗?倒是从来没读过先秦史的 , 我找来换换脑子也好 。 ”也许只有我这样的外行才把“历史学”看作是一个统一的门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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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峰的《西周的灭亡》在这样一个遍地是刺猬的时代 , 狐狸式的阅读方式很可能会被讥为“一英里宽 , 但只有一英寸深”;但就像几十年前美国大学教育的职业化激发了通识教育一样 , 当下知识共同体的内部分裂也有必要倡导一下公共阅读 。 这可以使人们从本专业的洞穴中抬起头来 , 体验更广阔的时空与现实 , 促进不同领域的交流对话 , 借用爱德华·萨义德的话说 , “从根本上来说 , 阅读行为可能是一次谨慎有度的人类解放和启蒙” 。
我相信 , 狐狸与刺猬最终可以殊途同归 。 要有所创见与发现 , 最重要的是积累 。 没有积累的灵感与聪明 , 很快将耗尽而无后劲;而那些乍看灵光一闪的创见 , 其实也无不因深厚的积累而来——在发明创造上 , 术语称之为“前置技术” 。 个人或许还有自己都无法解释的突发灵感 , 但如果是一生成就、一门学科、一个社会 , 则其发展恐怕没有跳跃性可言 。 分页标题#e#
这也就是为什么如果深入了解有些顶尖学者的学术成就会让人绝望 , 因为差距并不是他偶然写出了一篇比你更好的论文 , 而是你和人家之间差着许多年的积累 。 从这一点上来说 , “博”与“专”的对立是虚假的 , 真正的关键在于 , 这些知识是否有积累 , 彼此之间是否产生了结构性关联 。 如果没有积累和关联 , 那么再多的知识也只是一堆五颜六色的海洋球 。
问题是 , 怎样才能有意识地积累知识?这样的问题意识 , 本身就是在阅读、在阅历中涌现的 , 它是过程的产物 , 而不是先有了它才开始阅读 。 正因此 , 阅读应当带来思考 , 而不能带来思考的阅读 , 只不过是一种拜物教 。 每一次知识领域的范式转型 , 常常未必是后来者积累了更多东西 , 而是领先者所积累的东西 , 忽然之间变得过时乃至没有意义了 , 率先拥有新意识的后者 , 就此捕捉到了机会 。
正是在这一点上 , 我相信不论是哪一种阅读方式 , 都可以通向全新的视野 。 托尔金曾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云游的人并非都迷失方向 。 ”(Not all those who wanderare lost.)阅读也是一次云游 , 但要发现点什么 , 仅仅云游是不够的 , 而这最终 , 是为了通向一种智性的自由 。
来源:(腾讯新闻大家)
【】网址:/a/2020/0102/j13346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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