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 ， 首博举办了“读城——探秘北京中轴线”的展览 ， 其中颇受关注的是清末大理院的复原模型 。 这座西洋风格十足的建筑 ， 在“中国风”浓郁的展厅里格外显眼 。

探秘清末大理院 ， 清政府为何拨银28万两盖起西式大楼？ []

大理院首先是一个机构 ， 它是清代末年成立的“最高审判机构” 。 首博复原的建筑 ， 正是当时大理院新修建的衙署（主体建筑为法庭与看守所） 。 尽管这栋建筑存在的时间并不算长 ， 从它修建完成到被拆除 ， 总共不到五十年的时间 。 但是 ， 它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 ， 非常重要 。 大理院大楼开工修建后不到一年 ， 清朝便灭亡了 。 此后 ， 这栋建筑最终得以修完 。 民国初年 ， 大理院依然是北洋政府的最高审判机关所在地 。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 这里仍然作为法院在使用 。

新中国成立后 ， 大理院大楼被略加改造 ， 又成为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办公地 ， 直至1958年才被拆除 。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 在西方势力的不断冲击下 ， 清政府不得不进行改革 ， 实施一系列“新政” 。

清政府在政治体制上作出了巨大尝试：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实行“丙午改制” ， 对中央官制作出大规模调整 。 清廷当年颁布的一系列官制改革的上谕中 ， 有一条对后世带来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刑部著改为法部 ， 专任司法；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 ， 专掌审判 。 ”

随着这条上谕的颁布 ， 诞生了当时的“最高审判机构”：大理院 。 这也被看做近代中国全新司法体系的建立 。 从名称上说 ， 大理院是从大理寺延续而来 。 但是从实质来讲 ， 大理院与大理寺有着极大区别 。

在清代 ， 大理寺是审查重大案件的“三法司”之一（另两个是刑部、都察院） ， “刑部受天下刑名 ， 督查院纠察 ， 大理寺驳正 ， 而刑部之权特重 。 ”到了清末 ， 大理寺变得可有可无 ， 在戊戌变法中 ， 大理寺甚至还被裁撤 ， 归入了刑部（不久后 ， 又复设大理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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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颁布这项谕旨后的第二天 ， 清廷任命法部左侍郎沈家本（1840-1913 ， 中国近代法学奠基人 ， 其故居位于西城区金井胡同）为首任大理院正卿 ， 并把大理寺卿正三品的秩品 ， 改成正二品 ， 还任命原来的太常寺卿刘若曾（在这次改革中太常寺归为礼部）为大理院少卿 ， 正三品 。 这一系列措施表明 ， 大理院远非大理寺的简单“改名” ， 而是实实在在的升级 。

作为新成立的官署 ， 寻找合适的办公场所成为头等大事 。 地位尴尬的旧大理寺署衙（刑部衙署的南侧 ， 靠近西交民巷东口）显然不能再作为大理院的办公地 。 因此 ， 颁布成立大理院的上谕公布一周后 ， 大理院便会同法部尚书戴鸿慈 ， 向皇帝启奏 ， “赏给衙署及公所” 。

当时 ， 因为工部也做了调整 ， 被裁归为新成立的农工商部 ， 大理院请求将工部衙署拨给大理院使用 。 在奏折尚未批复前 ， 大理院暂借法部（“丙午改制”中将刑部改为法部）衙署办公 。

有趣的是 ， 因为当时是官制改革初期 ， 很多官署的办公地点悬而未决 ， 旧的工部衙署被好几个官署盯上 ， 农工商部甚至还想将工部衙署改为内城工艺局 。 因为大理院在奏请时间上占得先机 ， 工部衙署最终被大理院“先到先得” 。 第二年 ， 大理院又奏请銮舆卫旧署拨归自己使用 。

銮舆卫 ， 即銮仪卫 ， 清末避宣统皇帝名溥仪名讳 ， 改称“銮舆卫” 。 銮仪就是皇家銮驾仪仗之意 ， 銮仪卫是直接负责管理帝后车驾仪仗的机构 。 清初 ， 它是由明代延留下来的机构锦衣卫和旗手卫（类似军乐队）合并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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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部衙署本身空间并不大 ， 无法为大理院提供法庭等建筑 ， 于是 ， 沈家本提出了新建衙署的建议 ， 其中占最“大宗”的是修建法庭和男女看守所 。 分页标题#e#

宣统元年 ， 经过估算后 ， 大理院会同度支部（户部）奏拨银二十八万两（法庭二十万两 ， 看守所八万两） ， 修建新衙署 。 这在国库吃紧的清末 ， 实非易事 。 因为清政府对于大理院的重视 ， 大理院新办公场所的建设非常慎重 。 大理院“饬令曾经游学外国之司员周览地势 ， 绘具图式” ， 并详细调查搜集东西各国大理院法庭规制和建筑式样的资料 。

另外 ， 大理院还在官署中专门设立了工程处 ， 奏调民科推丞（大理院下属官职 ， 分为刑科推丞与民科推丞 ， 分别类似于刑事法庭庭长和民事法庭庭长）周绍昌统领该项工程 。 周绍昌“精明廉干 ， 前曾督造法律学堂 ， 于工程素有经验” ， 同时还遴派熟悉工程的司员一同负责 。 工程处对各方面事宜进行了周密详尽的研究 ， 最终确定了建设规划 。 此后 ， 大楼正式交由通和洋行设计 ， 公易洋行建造 ， 并于宣统三年（1911年）正月十九日举行了开工典礼 。

整整七个月后的农历八月十九（阳历10月10日） ， 武昌爆发革命起义 ， 几个月后 ， 清朝宣告灭亡 。 但是这栋建筑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 ， 最终建成了 。

建成后的大理院大楼 ， 地上三层 ， 地下一层 ， 建筑风格完全为西洋式 。 主入口在建筑中央 ， 上有五层钟楼 ， 两端转角处各有高五层的塔楼 。 这也是大楼的标志性建筑 。 建筑学家梁思成 ， 这样评价它：“政府近代从事营建之始” 。

这栋大楼分布着大理院的职能部门 ， 地下室为候审处 ， 一楼为办公室 ， 比如法官办公室、律师办公室等 。 二层中央为大厅 ， 后为大法庭 。 首席法官、检查总长、法官及其秘书用房等都在二楼 。 三楼主要为办公室、评议室 。

大理院这个新式机构与它建造中的西式办公楼 ， 与皇城脚下其他衙署有着明显区别 ， 这对于当时处于风雨飘摇的清政府来说 ， 显得意味深长 。 不过 ， 没来得及看见它建成 ， 清政府便走向末路 。 这座西洋建筑 ， 在此后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

新中国成立初期 ，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办公地点 ， 是清末大理院所在地（民国时期 ， 大理院所在的刑部街改为司法部街 ， 此名一直沿用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 。 楼的南边一半是最高人民法院 ， 北边一半是最高人民检察院 ， 两个机关的部分家属也住在院内 。

我的父母是新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干部 ， 我家就在这个建筑的大院里生活了五年 。 1958年秋 ， 为修建人民大会堂 ， 半月之内成千上万居民搬离这里 。 分页标题#e#

大理院是一幢雄伟而精致的西洋式大楼 。 大楼坐西朝东 ， 从南到北百十余米 ， 东西宽近六十余米 。 楼中央镶着一块大钟表；大楼南北两端各有一座圆顶塔楼 。 北面塔楼离西长安街不到百米 ， 是国庆、五一节机关干部观礼的绝好地方 。

鸟瞰这栋大楼 ， 呈标准“日”字形 。 楼内有两个开阔的天井 ， 每个足容下两个篮球场 。 大楼中厅 ， 有宽阔精致的红木楼梯环绕而上 ， 环抱着又一个小天井 ， 四周悬挂着铁网 ， 以防止人员坠落 。 阳光穿过这三个天井洒向大楼的每个角落 。

楼后两侧各建一座外裸的盘旋钢铁楼梯 ， 楼梯既是人们上下楼的通道 ， 还能在紧急情况下疏散人员 。 我记得 ， 那几年的“国庆”和“五一” ， 天安门广场西边的礼花大多是从这个大院用迫击炮射向夜空的 。 在那炮声隆隆天空五彩缤纷的时刻 ， 孩子谁也无心观赏礼花 ， 一个个借着耀眼的光芒 ， 在大院里要么像小鸡逐米似地捡滋花（即礼花弹落下的残留火药） ， 要么上树找礼花里的“降落伞” 。 这时铁楼梯便成了争相攀登的“胜地” ， 大伙儿把捡来的滋花码在铁楼梯上燃放 ， 五颜六色的光芒映照着孩子们无比兴奋的笑脸 。

主楼的中厅门前有座巨型华盖 。 当年 ，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董必武 ， 每天就从这里走下汽车 ， 步入二楼中央大厅办公 。 那时 ， 从一楼中厅有一条紫红地毯沿楼梯一直铺上二楼 ， 在董老办公室门前形成一个红色小型“广场” 。 那时不懂规矩 ， 如此庄严的地方 ， 却成了我们摸爬滚打的游戏场所 。

一楼中厅宽阔明亮 ， 给我印象极深的是：每逢国庆节前 ， 四大盆桂花树摆在中厅两侧 。 那金米粒般的桂花 ， 送来缕缕幽香 ， 像是在告诉大家 ， 金秋已经来临 。 中厅门前 ， 还有一个喷水池 ， 四周种着鲜花 。 大院东南角是一排整齐的花屋 ， 花匠是位健壮的小伙子 。 他那健硕的肌肉 ， 令我们男孩子羡慕不已 。 花匠人健壮 ， 花儿也侍弄得艳丽动人 。 国庆节前摆放的桂花树 ， 便是他的得意之作 。

内院中央是个巨大的养鱼池 ， 中间有座假山 。 以鱼池为中心 ， 向东南西北延伸出四条青砖铺成的小路 ， 分别通向大楼地下室出口、小南楼、小西楼和大北楼 。 在鱼池边还围着四个同心圆的花池 ， 相间于砖路之间 。

院里的大人喜欢种树 ， 宿舍楼前植满了海棠、丁香、桃树 ， 还有桑树 。 一到暑假 ， 我们就养起了蚕 ， 每天到中灶食堂前采桑叶养蚕 ， 还借此机会采摘桑葚 ， 个个吃得“蓝嘴岔子” ， 像喝了墨水 。 大院里有一座长廊 ， 它把办公大楼与大西楼宿舍连接起来 ， 职工上下班免受日晒雨淋 。 这也是整个建筑群里 ， 唯一一处有中国古典风格的建筑 。 大院东面和南面的沿街院墙 ， 是用铁制的矛形栅栏构成 ， 涂着绿色油漆 ， 是典型的西欧式围墙 。 分页标题#e#

很多年前的一个星期天 ， 我所住的胡同口 ， 与一位老师傅聊天 ， 不知何故聊到了司法部街 。 当时那位年近七十的老人感慨地说：“可惜司法部街那个院子拆没了 ， 那可是大衙门 ， 当年真够气派的 。 ”

来源：(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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