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上海出差时 ， 听说可染先生突然去世的 ， 当时 ， 无法说清地震惊 。 因为之前不久 ， 我还采访了他 ， 他的身体虽然不佳 ， 但精神却还是可以的 。

作者 吴霖

再见了 ， 可染先生 谨以此纪念李可染先生逝世三十周年 []

我是在上海出差时 ， 听说可染先生突然去世的 ， 当时 ， 无法说清地震惊 。 因为之前不久 ， 我还采访了他 ， 他的身体虽然不佳 ， 但精神却还是可以的 。 当时 ， 因为要赶往上海出差 ， 所以也不能将已经刊载了采访文章的画报亲自送到他的手中 ， 亲聆他的意见 ， 这实在让我遗憾之极 。

记得拜访可染先生那一天 ， 因为到得早 ， 便在他家楼下的绿地边小坐 。 夏天的阳光 ， 很是强烈 ， 密致的树叶 ， 有着郁郁绿意 。 幼儿园的孩子们 ， 手牵着手排队走过 ， 嘴里伊伊呀呀的唱着 ， 此时 ， 心里便有了满满的清凉 。 那天 ， 可染先生说了很多 ， 讲到白石老人 ， 还动了感情 ， 而医嘱是让他少说话的 ， 动情则更是大忌 。

可染先生的画室 ， 因为放了一张很大的画桌 ， 显得窄小 。 四周墙上 ， 挂着的 ， 显然是可染先生最为心爱的作品 ， 有《秋风吹下红叶来》、《浅塘渡牛图》等 。 此画室定名曰：“师牛堂” 。 这在他 ， 是用了几十年的了 。 另一面墙上 ， 挂着邓石如的隶书对联：“客去茶香留舌本 ， 睡余书味在宵中” 。

我与可染先生并坐于沙发上 ， 面前茶几上 ， 是一座小小的山水盆景和数粒晶莹的雨花石 。 一只白瓷碟里 ， 搁放着一枚大桃子 ， 空气里 ， 遂隐隐含着桃的芳馨 。 数日前 ， 我曾有过一次拜访 ， 那时 ， 就发现那里有着一只桃子 。

我忍不住地问：“那桃子放在这儿干吗？”

“吃呀！你吃吗？”可染先生微微地笑了起来 。

在我记忆中 ， 这是李先生唯一的微笑 。 分页标题#e#

在画桌的一边 ， 放满了书籍和资料 。 我看见其中竟有些现代长篇小说 。 后来老人介绍说 ， 这是作者送给他看 ， 想给他写传记的 。 “写我 ， 至少应是个鉴赏家 。 ”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不好写啊 。 ”

根据事先拟好的采访提纲 ， 我按部就班的提了些问题 ， 诸如什么是中国画的最高境界等等……可染先生认认真真的一一回答 。 后来发现 ， 在他回忆的往事中 ， 常常有一些意外的细节 ， 像珍珠一样闪光 ， 精彩而动人 。

数十年来 ， 可染先生以其扎实的理论功底 ， 造诣极深的艺术成就 ， 实现了当年白石老人的祝愿和预言：“可染弟子书画可横行天下 。 ”今天的中国山水画界 ， 谁也无法漠视李可染的山水的存在 。 他自成一派 ， 已成一代宗师 。 理论界冠以“李家山水”、“李可染画派”的美誉 ， 而可染先生那天却对我再三强调说：“我是苦学派！”

从上海回到北京后 ， 为了给李夫人邹佩珠先生送新出版的英文版画报 ， 我又一次敲开了李家的大门 。 邹先生还记得我 ， 她简要地告诉了我可染先生去世时的前后经过 。 使我略有安慰的是 ， 她告诉我 ， 可染先生生前看到了我寄去的中文版画报 ， 对拙文和编排版式 ， 他很是满意 。 我还听邹先生说 ， 我是最后一个采访可染先生的采访人员 。

离开李家之前 ， 我在邹先生的带领下 ， 又走进了可染先生的大画室 。 一切都是原样 ， 只是在“师牛堂”的匾额下 ， 多了一幅李先生镶着黑边的遗像 。 邹先生为我在遗像前留了影 。

我参加了可染先生的告别仪式 。 那天 ， 天很冷 ， 下着小雪 。 缓缓的人流中 ， 政界要人、画坛宿将 ， 乃至更多热爱他的人们 ， 纷纷来向为艺术奋斗了一辈子的大师挥泪告别 。 灵堂内外 ， 挂满了素纸墨字的挽联 。 其中一联云：

井冈风、漓江雨、巫峡云 ， 风雨云悲宗师去 ，

钟馗灵、米颠石、贾岛泪 ， 灵石泪泣巨匠归 。

走出八宝山 ， 搭中央美院的车回城 。 刚一上车 ， 从汽车卡式磁带放音机中突然传出歌声 ， 调门高亢 ， 仿佛是陕北苍凉的灵歌 。 歌词也神秘之极：

我本不愿离开你 分页标题#e#

你愿不愿跟我向西去……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歌声所震撼 ， 久久无语 。 车窗外 ， 雪 ， 开始越来越豪情奔放地下着 ， 我轻轻地说：再见了 ， 可染先生！ 1989.12

相对于转年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 ， 一九五六年似乎只是个平常、平淡、平凡的一年 。 这一年 ， 李可染四十九岁了 ， 住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三进大院的后院中 ， 邻居皆为中央美院的同事 。 检视大院的住户 ， 曾经住过的 ， 加上现在正住着的 ， 计有李可染、叶浅予、张仃、李苦禅、董希文、彦涵、蔡仪、黄永玉等等 。 一九五六年暮春 ， 李可染只带着一个学生去南方写生了 ， 这一走 ， 就是七、八个月 。

对于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的张仃 ， 这一年是忙碌的 。 夏天 ， 张仃参加了中国文化代表团去了法国 ， 在巴黎他们专程拜访了毕加索 。 拜访的理由 ， 不仅因为老毕是大画家 ， 更重要的一个借口 ， 是毕加索乃法国共产党的同志 。 此行对张仃影响深远 ， 以后 ， 在他的画中 ， 色彩愈加绮丽 ， 并出现了变形抽象的元素 。 法国艺术家的生存状态也给张仃留下了深刻印象 ， 并促使他在当年迈出了大胆的一步 。

张仃之子张朗朗写过一篇《1956年老爸故事多》的文章 ， 文中引用张仃对子女所说：“画家、作家只有在这种生活方式下、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才能创作出真正的佳作 。 我和你妈妈决定了 ， 以后我们也不再拿国家的工资 ， 不再住在单位的宿舍里 。 我们都成为自由艺术家、作家 ， 就用我们作品的稿费来养家糊口吧” 。

为了实现自由 ， 张仃先是自费买下了景山东街中老胡同二号的两进四合院 ， 搬出了大雅宝胡同甲二号 ， 后来更是受司徒乔、周立波、王莹的影响 ， 租下香山脚下北辛村后街一号的农家四合院 。 所有这一切 ， 都是为了当个独立艺术家 。

那一年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和煦之风频吹 ， 在一片自由宽松的文化氛围中 ， 不知由谁动议要重拾昔日同人刊物之梦想 ， 并拟以《万象》为名 。 此名颇有来头 ， 那是旧上海一个几度存亡的杂志 。 以此为名 ， 很有些朝花夕拾的意味 。 办杂志当然不光是说说而已的 ， 据说筹备方案已报文化部备案 ， 并获允准 。 据姜德明撰文称：《万象》“成立了十人组成的筹委会 ， 名单是：吴祖光、郁风、张光宇、张仃、胡考、丁聪、黄苗子、华君武、龚之方、叶浅予 。 ”单从人员名单看 ， 的确够得上“同人”标准——基本是以“二流堂”成员为主 。 因为是要办图文并茂的杂志 ， 故而画家尤夥 。

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七年二月间 ， 筹委会先后开过十次会 ， 《同人刊物〈万象〉出版计划》既已拟定 ， 且“创刊号”也已编就 ， 万事俱备 ， 大约只欠杂志“出生证”那一纸东风了 。 “创刊号”上 ， 开篇之作就是张仃的《毕加索访问记》 。 另有：郁风《衣饰杂论》、吴祖光《回忆一出最糟糕的剧》、艾青《我写过一首最坏的诗》、叶恭绰《颜鲁公的书法》、曹禺《论莎士比亚》等等 。 当然 ， 东风最终并没有吹来 ， 且到了翌年 ， 风向诡异的陡然一转 ， 《万象》理所当然的“腹死胎中” 。 不仅如此 ， 参与筹备者中 ， 大半携手共登了“丁酉榜” ， 罪名昭昭 ， 同人杂志的“阴谋”未遂也自然是其中一项 。 全身而退者亦有 ， 如张仃、华君武、叶浅予、张光宇 。 原因不详 。 分页标题#e#

一九五六年 ， 被张仃研究者定义为“张仃生命中的黄金时光” 。

叶浅予有一本《细叙沧桑记流年》的回忆录 ， 对一九五六年新《万象》的“怀胎十月”并无回顾 ， 或是毫不留恋 ， 或是小有顾忌 。 叶浅予也曾是大雅宝甲二号的居民 ， 搬离较早 ， 当时他和戴爱莲尚是两口子 。 搬离后 ， 他住过的房子由董希文接力 。 他在独身五年后的一九五五年 ， 与早年相识于上海天祥里丁悚家的王人美结了婚 。 此时 ， 他已搬去了大佛寺西街四十七号 。 一九五六年 ， 黄永玉以江纹的笔名 ， 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谈叶浅予的文章 ， 别人不知“江纹”何许人也 ， 问叶 ， 叶说：“是大雅宝那边的人！” 叶浅予与李可染同龄 ， 也是一九零七年生人 。

一九五六年 ， 叶浅予在《新观察》杂志发表了《中国画的艺术技巧》 ， 去天津做了《关于线描》的专题讲座 ， 开始了他“自1956年以来探索中国画艺术规律的信心 。 ” 当年 ， 他还在《漫画》杂志发表了《大同行》组画 ， 自谓：“就这一段历史 ， 证明我仍然是一个漫画家 ， 并未脱离漫画阵容 。 ”

当年夏天 ， 王人美参加文化部青岛哲学学习班 ， 叶浅予以家属资格随行 。 先行回到北京后 ， 他给王人美写了一封信 ， 既有对“荒废”时光的惭怍 ， 也有对温暖家庭的眷恋：

“老实说 ， 青岛的日子过于舒服了 。 我是带工作来的 ， 可没有完成 。 第一星期写了5000字 ， 劲头还有 ， 第二周就放松了 。 一算 ， 时间反正不够 ， 玩了再说吧 。 况且 ， 青岛原是个休养的地方 ， 大家都‘松’着 ， 我‘紧’什么呢？临走时还有些恋恋不舍 ， 回家空荡荡 ， 怎么受得了？上车的时候有些无可奈何的情绪……”

李可染大约在四月离开北京 ， 同行者是学生黄润华 。 黄润华说：“我们背负画具 ， 遍游太湖、杭州、绍兴、雁荡山、黄山、岳麓山、韶山、三峡、重庆、成都、万县、乐山、凌云山、峨眉山、嘉陵江、岷江、栈道、宝成路等地 。 ” 每天的标配是：一个画夹子 ， 一书包笔墨纸砚 ， 一个马扎小凳 ， 一个水壶 ， 一盒午饭 。 此外还须带遮阳伞和雨衣 。 为了寻找合适的写生对象 ， 来回徒步一二十里路是常事 ， 有时还会走四五十里 。 倘若转悠了一天 ， 却没有画出满意的作品 ， 他往往会幽默地说：“今天的主要收获是锻炼了身体 。 ”

当年底 ， 李可染师徒二人返回北京 。 此行历时八个月 ， 行程数万里 ， 作画近二百幅 。 对李可染而言 ， 以他独有的“苦学”和“苦干” ， 把“师法自然”的宏旨落实到了最实在处 。 从“对景写生”发展到“对景创作” ， 中国山水画的面貌 ， 由此焕然一新 。 中央美院大礼堂举办了为期三天的《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作品观摩展》 ， 王朝闻（也曾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居住）为之撰文《有情有景》 。 这批作品的展出显然是得到了院方、包括作为院主要领导江丰的肯定 。 分页标题#e#

一九五六年 ， 中央美院成立中国画革新小组 ， 组长张仃 ， 成员有李可染、叶浅予、蒋兆和 。 客观的说 ， 如果没有院方的支持 ， 李可染用时大半年的写生远征 ， 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

晚年的李可染声誉鼎盛 ， 但他还是在《我的话》短文中不无惆怅地写道：“我从来不能满意自己的作品 ， 我常想我若能活到一百岁可能就画好啦 ， 但又一想二百岁也不行 ， 只可能比现在好一点 。 ”

李可染本人对一九五六年的这次长途写生 ， 曾有过十六字评价：“虎跃龙腾 ， 万钧雷霆 ， 芙蓉出水 ， 日月增明 。 ”如何诠释此十六字 ， 他未做说明 。 他还说过另一句铿然有金石声的话：“没有一九五六年 ， 就没有（我）后来的作品 。 ” 20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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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纪念李可染先生逝世三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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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再见了，可染先生 谨以此纪念李可染先生逝世三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