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退欧到特朗普当选，我们正在目睹货币金融精英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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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开始：

债务、通货紧缩、人口结构和萧条正在毁灭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的精英梦想。比如，

退欧和特朗普先是被角马群嘲笑，然后随着其壮大而引发了谩骂，最终在意外成功时带来了冲击。我们正在目睹精英的崩溃。

本文摘自中信出版社新书《反收割：应对金融精英的秘密计划》，作者为詹姆斯·里卡兹，本书批判了目前货币精英的习惯思维，提出了深具启发的观点，在作者看来，目前经典的理论范式已经无法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与此对应的是，行为主义经济学、复杂性理论、贝叶斯概率、历史研究方法，可能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下面，就让我们欣赏作者的精彩观点吧。

文\詹姆斯·里卡兹

面对一只母狮，角马的防御要靠角马群。一只角马绝不是一只母狮的对手。在横亘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草原上，黎明时的一只母狮走向角马群，选择它的攻击目标，然后冲向猎物。角马会齐心协力应对狮子，先是四散逃窜，扬起一片尘土，不停改变方向，就当母狮扑上来的时候却汇成一股，将狮子踩踏到屈服直至撤退。不过狮子很少会饿着回去。它最终会杀死一只角马，在阳光普照的平原上吞噬它的肉，并骄傲地分享猎物。温热的鲜血从它的口边流下，从角马的角度来看，虽然损失一只很不幸，然而角马群幸却存了下来。

塞伦盖蒂草原上的这个场面体现了货币精英的心态。货币精英就好像是角马群。他们不是一个阴暗的地下组织，而是特定的一群人——财政部部长、央行行长、学者、采访人员和智囊团。他们运营着从波士顿到中国北京的财富管理公司。他们为各国总统和首相提供建议，并且有门生能在适当的时候取代他们的位置。

地球的原始野性之美：角马群

它的成员会随时间而变化。今天的精英名单中，随便举几个例子——包括克里斯蒂娜·拉加德、马里奥·德拉吉和拉里·萨默斯。在过去，让-克劳德·特里谢（Jean Claude Trichet）和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 Kahn）会在前排正中。他们像鲍勃·鲁宾（Bob Rubin）那样在公众和私人平台之间游弋。他们在达沃斯和阿斯彭研究所（Aspen）的私人晚宴上互相致意。他们在巴塞尔的BIS举行秘密会议，进行没有记录的谈话。他们控制全球金融，并由此控制全球政治，因为政治都受制于金融。所以他们主宰着世界。

今天，他们好比是一群庞大的角马，被一只母狮跟踪。这只母狮就是他们自身思想的失败。

精英会就公共消费问题产生仪式性的分歧。这些争吵只是表演。在这些辩论背后，其核心理念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央银行家，如民主党的莱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和共和党的克丽丝汀·福布斯（Kristin Forbes）在几乎每个政策上都如出一辙。无论选民选择哪个政党，两个政党都会为权势的会面敞开大门。但政策本身没有变，选民一无所获。

凯恩斯主义者采纳货币学派的正统观念，支持促进增长的中央银行。货币主义者允许通过财政政策进行凯恩斯式的刺激。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在他们自称的“新自由主义共识”下牵手了。

角马群同意市场是有效的，尽管有不完美之处。他们同意供给和需求会产生局部的均衡，而这些均衡的总和是一般均衡。当均衡遭到扰动时，可以通过政策来恢复。角马群同意浮动汇率会产生推动一般均衡的价格信号和市场反应。他们赞同自由贸易（这根植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优化财富创造（尽管会产生赢家和输家）。他们同意黄金是野蛮人的遗留物。

在凯恩斯主义者中，还进一步虚假地划分出了咸水学派和淡水学派。咸水指的是沿海大学，例如，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淡水指的是内陆大学，如芝加哥大学。双方都同意市场缺陷的存在，但是在补救措施上存在分歧。咸水学派的学者认为，政府干预可以弥补不完善之处。淡水学派的学者认为，干预措施的成本大于抹平带来的收益，不应插手市场缺陷。然而，他们在均衡和效率这些更大的问题上是一致的。两个学派都没有直面复杂性和非理性，除了对后者耍了些嘴皮子之外。这些争论并没有正方反方，只是一个主题的不同变种而已。

芝加哥大学是“淡水学派”的重镇，该派认为，

干预措施的成本大于抹平带来的收益，不应插手市场缺陷。

精英们都同意，从不多的几所学校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是参与严肃政策讨论的前提，不过有些出色的律师，如鲍勃·鲁宾和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或像蒂姆·盖特纳这样聪明的熟练工也能跻身其中。一致的看法和小圈子的审批让这些精英得以延续。

新自由主义共识漏洞百出。这可以通过实证来证明。缺陷也在政治上得到证明，比如，英国脱欧公投和唐纳德·J特朗普在公民中的崛起。退欧和特朗普先是被角马群嘲笑，然后随着其壮大而引发了谩骂，最终在意外成功时带来了冲击。我们正在目睹精英的崩溃。

市场不是有效的，它们是由非理性塑造的。均衡只是一个假象，掩盖了不稳定的复杂动态。基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的自由贸易并不会产生最优的结果，因为它永远不会是免费的；这是建立在假想流沙中的建筑，不能驾驭现实世界，永远也不会。浮动汇率不会带来稳定，而是会引发货币战争。黄金是货币的最好形式，因为它是其他形式的锚点。精英共同拥有的信念已经过时了。这种过时的证据因精英的政策失败而慢慢累积起来。失败已经接连不断，这是无法否认的。

如果精英共识有如此严重的缺陷，为什么这种共识还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实际上，它并没有。自从1947年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创立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来，刚刚当道七十年。货币主义自20世纪60年代由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后就一直占据学术优势。尤金·法玛（Eugene Fama）的有效市场假说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渗入学术研究，但到70年代由费舍尔·布莱克、迈伦·斯科尔斯和罗伯特·默顿提出期权定价模型后才开始对市场产生影响。布莱克-斯科尔斯（Black Scholes）模型让衍生品和杠杆成为可能。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了，但直到1947年的关贸总协定才开始作为规则广泛实行。从1971年到1973年，货币和黄金之间的联系被分阶段废弃，同时浮动汇率制度兴起。总之，角马群的认知地图还比较新。

这些智慧的灯塔没有一个是一经面世就备受追捧的。每种思想都是在逐渐消亡的古典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和非正统异见者的反对声中分阶段出现的。精英达成充分共识大约只有五十年——在思想史上只是一瞬而已。

均衡是现代宏观和微观经济学的目标。均衡模型从最简单的供给和需求概念出发——如果商品价格较低，消费者就会多买；如果价格较高，生产者就会生产更多。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与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相交。其交点就代表一个均衡点，供给等于需求，价格令双方都满意。

相交曲线适用于供应链投入和无穷无尽的各种成品。曲线适用于劳动力和资本成本。曲线会由于偏好的变化而改变形状。曲线可能会很有弹性，价格略高一点需求就下降很多；或者没有弹性，不管价格怎样，买家总是要买那么多。

自由市场允许买家和卖家之间闪烁价格信号，以便纠正供给和需求的错位。如果消费者在某一价格上减少了对于特定商品的需求，卖家就可以打折25%来甩卖商品。如果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消费者就可以抬高价格，鼓励农民或渔民生产更多的商品。

经典的供给需求曲线

最后，包括相互作用在内的所有供给—需求曲线被综合成为一般均衡，表面上是由几个输入要素决定的，包括对于劳动与资本的偏好。这两种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以及对于两者的偏好（表现为工资和利率）是美联储双重使命的核心。精英的观点认为，如果让一个合适的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担任美联储主席，心怀这双重使命，并有货币供应量作为杠杆来改变世界，全球经济可能会被推到均衡点，然后就像一块精巧的瑞士手表那样运行。

我在此复述这种想法就是为了揭示其荒谬。它几乎没有一点是对的。一旦自我欺骗凸显，他们就迅速转而欺骗别人以维持表象。精英群听到了新国家主义母狮的咆哮，已经开始跑了。

经济学家已经花了几十年时间来寻找自由市场模式的缺陷。价格信号因市场操纵而变动。垄断权力被用来限制供应并维持价格。信息不对称允许卖家通过隐藏的缺陷来压榨买家。更多类似的问题都是大家坦率承认的，却没有影响一般均衡。相反，精英提出公共政策来补救。垄断通过执行反托拉斯法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通过保修来解决。此类补救办法不胜枚举。补救的成本和效益到底如何依然是大家热议的话题。然而，一般均衡无可置疑。

一般均衡的根源在于行为理性。理性人为退休存钱。理性人遇到甩卖会买得更多。理性人会购买并持有股票。理性人在利率低时会借钱。理性人思考未来。这一堆信仰被称为“理性预期理论”。看起来都非常干净漂亮。

理性预期理论认为，对于价格信号，人们会做出理性的行为反应。市场是信号的一种媒介。当失业或衰退扰乱了系统的均衡时，中央银行家会操纵市场，发出价格信号来促使人们做出他们想要的行为。一旦出现了想要的行为，均衡得到恢复，增长就再次得到优化。

在现实世界中，行为很少像经济学家定义的“理性”那样。经济系统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就会是复杂的、动态的，可能出现临界态混沌和崩溃。受到操纵的价格到底发出怎样有用的价格信号，这个谜应该让理论家仔细想一想。麻省理工学院乔纳森·格鲁伯（Jonathan Gruber）认为美国老百姓很愚蠢，靠这个想法倒是可以为决策者解决难题。然而这个想法放在教师休息室之外根本经不起推敲。

经济学家需要一些理性的方式才能让他们的那些工具起效，可人类行为的理性并非如此。丹尼尔·卡尼曼、阿莫斯·特沃斯基、丹·艾瑞里等社会学家在过去三十年中证明了现代人类的非理性（如果放在冰河时代背景下还是非常理性的）。人们无论何时都没有存够钱。他们会冲动购物。面对不同的市场状况，他们要么恐惧，要么贪婪。因此，理性预期理论被撕成了碎片。尽管如此，中央银行家还是在制定政策时轻信了这套理论。

丹尼尔·卡尼曼，以色列裔美国心理学家。由于将心理学成果与经济学研究相结合，成为了行为经济学的先驱，并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般均衡模型也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精英认为，局部均衡可以累加起来，形成一个叫作“经济”的更大的均衡。这就像是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类，却要从DNA链来推断人类的全部本性。有关人类化学构成的完整信息并不能让我推导出言语、认知或爱。这些是整个人类的涌现性属性。同样地，从无限多偏好曲线形状的完美信息也无法推断出经济的行为。

均衡模型的致命缺陷在于，它假设市场价格变动的度分布是一个钟形曲线，或呈所谓的正态分布。钟形曲线系统和幂曲线系统之间的区别，并不只是尘封已久的关于两种曲线形状的学术辩论。曲线只是每种系统行为的图形化表示。钟形曲线代表着一个能够回归均值的自然均衡系统。幂曲线则代表一个对于极端事件有无限容量的复杂系统。实证数据表明，市场价格与极端事件沿幂曲线分布。正态分布是一种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