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孩子还能上大学吗？事实上

农民兄弟，你的孩子还能上大学吗？

洪巧俊

　　在村落消费主义不断盛行的当下，教育也逐渐成了相互攀比的村落竞赛，但此类竞赛仅仅是农村社区里中上层群体的文化较量，与底层无关。选择性教育消费导致底层社会的中上层群体出现“教育致贫”现象，而近些年来，随着城乡教育统筹、城乡教育一体化等教育理念的日益盛行，底层的教育选择被进一步撕裂。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后李涛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们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中的两段结论。(9月7日《中国青年报》)

　　教育的竞争性消费，在底层社会中日益严峻的身份性分层中表现尤其突出，这是因为知识改变命运，仍然是乡村孩子唯一的路径。

过去有一种说法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那时砸锅卖铁还可供得起孩子读高中上大学，如今处在底层的家庭，就是砸锅卖铁也难以供得起。

从内心，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但家庭经济无力支撑这种愿望，只能让孩子在乡村学校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然后出去打工。

　　李涛博士在调查中发现，种植业大户和养殖业大户家庭中的孩子，75%在县实验小学或者实验中学就读。这两所学校是全县义务教育阶段的优质学校，属于公办民助类，在全县独立招生，中学每年收取6000～8000元，小学每年收取6000元。

其实这种现象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在我的家乡，家庭好的都把孩子送到县城去读优质学校，昂贵的学费不说，还得租房，让母亲陪读。

农村优秀的生源得不到好的教育，从而无法进入重点中学，进不了重点中学，也就与名牌大学无缘。尽管学费昂贵，但优质学位仍然紧缺，有的地方一个“学位条子”竟然卖到8万元，为缓解矛盾，当地政府不得不采取摇号。

　　造成底层的教育选择进一步被撕裂，应是教育产业化惹的祸，“公办民助”就是教育产业化中的一个怪胎。

“公办民助”实质上就是公办学校有个收高学费的借口，公办学校加了个“民助”，就可以在学校明目张胆地收取昂贵的学费。

可以说，这种“公办民助”进一步加剧了优质教育资源的两极分化，当地在教育资源上都倾斜于这些“公办民助”学校，而其它学校，尤其是乡村学校越来越薄弱。

由于“公办民助”学校要收昂贵的学费，就须让学位成稀缺资源，这样家长们就会绞尽脑汁、不惜代价求一学位，这才是他们需要达到的目的。一边是“公办民助”学校的学生爆满，而另一边却是乡村学校为找不到生源而发愁。

　　当然，能到“公办民助”学校去读书的，在乡村都是些富家子弟，而一般的家庭、贫困家庭的孩子只能就近入学，将子女送入教学质量和硬件条件都相对较差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很显然，他们与这种教育消费的自由选择无关。因此，乡村家庭不同结构差异从而导致了孩子读书的等级差异，这种等级差异也造成了孩子未来命运的差异。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种等级差异几乎不存在，我们这些底层孩子在乡村读书并不比城里人差，考取全国重点大学的学生80%来自农村，有的乡镇中学比县城中学录取大学的比例还高。

到了九十年代，优秀老师都调进了重点中学，但考进重点中学的学生，农村生源仍然占主力军，因为那时城乡小学、初中的师资力量还相对均衡。

到了本世纪教育产业化，优质教育资源都涌入到城市优质学校，它们是在不断锦上添花，而乡村学校是在弱中见衰。这就造成农村富人的孩子进城读书，穷人的孩子乡村读书。

在李涛博士的课题中，有一组数字最能说明这个问题，蜀镇中学现在近95%都是农村学生，而其中又差不多60%是贫困学生，生源水平也越来越差，而县城的学校则有更多的机会择优。虽然教育的选择性致贫现象日益严重，但真正的农村底层却只能被动接受以“就近入学”的形式被决定了的教育资源。

事实上，越是处于偏远贫困的地区，教育教学资源就愈加显得贫瘠。这种贫瘠，导致更多的农村优秀学生失去更好的教育机会。

可以说，这些孩子的命运与家庭、乃至整个农村的命运密切相连，并深刻影响中国农村未来。

原载2015年9月6日新浪专栏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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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巧俊：杂文家、时评家、艺术评论家。是当今在全国写三农时评、杂文最多的人，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主编的《时论中国》称“知名三农研究学者”。曾在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光明网、新浪观察、南方都市报、香港文汇报等媒体开设过专栏，已出版著作《生命，千古之谜》《三农情结》《中国朱泥手拉坯壶第一人章燕明》等7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