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富:金融如何安全高效服务实体经济

陈道富:金融如何安全高效服务实体经济

今年召开的金融工作会议和十九大都提出了三个重要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以及防范系统性风险。而这三个改革任务背后就是怎样让金融可以安全高效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金融工作会议和十九大让我们重新回到对金融本源的认知,金融的实践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金融,尤其对于最近所谓的新金融的思考,包括比特币、消费金融、ICO、P2P、现金贷等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

在我看来,金融是基于信任的一种合作。首先是合作行为,不是一个政府的安排,或者是实现政府目标专门的工具,是一种平等主体之间、对商业信任的合作关系。这个时候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是让金融实现两个方面的功能:第一,金融需要去发现自身经济体系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信任基础;第二,把这个信任基础用金融的手段进一步拓展,来实现相互之间的一种合作。

这种合作是局内人和局外人之间的合作。信任首先需要了解,能够了解就必然是局内人。尤其现在经济越来越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的时候,首先出现的是局内人。但是真正看懂的人又不多,如何利用看懂的行业和内在逻辑,展现给看不懂的局外人,这就是金融要做的事。

金融发挥作用核心的是要实现优化资源的配置,但是金融实现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是建立在金融对价值的发现,对信任基础的认知上。例如,银行认可一个项目、认可申请贷款的客户,给予的支持就是发放贷款,发放贷款的过程就是无中生有,信用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中国目前拥有全世界最大的货币供应量,反映的是我们相信货币的部署,因此用信用扩张来支持金融体系。而得到金融体系认可的人,就可以使用社会上的资源。其他没有受到认可的人或者项目,它的资金就会逐步贬值。在贬值和升值的价格相对变化程中,我们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这就是金融在发挥作用。

金融体系所主导的这种认知,将主导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但是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在实现这两个功能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合理但是不合意的现象。

一方面,最近这些年,金融体系是通过资产创造负债的,是通过信用扩张来表达认知的。近年来我国每年的新增贷款约有40%左右,而新增贷款有40%投向了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相适应的新增贷款将近20%的投向基础设施,新增的金融资源60%转向了房地产和基础设施。这种选择的背后反映了整个金融体系基于的信任是政府的信任,是资产重组的信任,商业信任在信用中占的比重越来越低。而商业信任的稀缺就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资金非常多,但是企业杠杆率却很高。我认为杠杆率高的背后,反映的更多是我们对经济增长的未来是迷盲的。金融体系面临储蓄和融资,将财务管理剩余的资金通过实体经济的方式将储蓄转化为金融体系可投资的资金,通过投行和证券化转化为金融体系的可投资资产,两个配对起来,就完成了低成本的储蓄资金向投资资金的转换。

所谓的金融没有为实体经济服务指的是金融的自循环。现在中国有很多的金融主体,每个主体都觉得自己在参与实体经济,但是整体合在一起,就构造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些结构,最后就形成了自我循环的泡沫也。从储蓄到投资的调入,中间的自循环,就构成了金融不为实体经济服务。

金融不为实体经济服务会造成金融的高成本,造成金融的服务效率很低,例如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当前,我国金融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很高,已经超过了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但我们经济增长背后的支撑是信用扩张,所以对信用的需求相对供给来说会过度。

因此,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是需要发现经济体内在的信任基础,重新去发现金融,重新在实体经济里面把这个信任展开。要想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除了正向说的要寻找自己的信任基础外,我们还需要寻找自己内在增长的价值点,同时要通过各种手段切断金融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各种“乱相”。

我们从严监管入手,先转向合理的、好的监管,寻找这个过程的度。我认为金融科技也好,新金融也好,在金融方面的本质是没有变的,都是基于信任去挖掘人类内在的信任基础,想要产生一个相互合作的机制。只要是人与人之间合作的机制,不论用什么技术手段来实现,只要保证了双方的激励约束机制是平衡的,产生的效果就是合适的。

在十九大报告里,对金融讲了重要的一句话:我们需要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我们发展很久的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很多名义上的直接融资,很多的刚性兑付,背后是反映了整个社会的信任是不足的。发展了这么多年的金融,金融本身的信用却没有很好的被挖掘出来,而是靠抵押品、靠银行信用,靠国家背书,这是中国金融面临的不足。

所谓的金融是合作,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合作,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合作。主板市场是最大的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合作,有大量的非上市公司。不熟悉的人来从事这个业务,我们相信共同分享这个非上市公司的成长,需要对局内人的信任提高,需要有很多的信用增级手段。我们需要在专业团队、专业人员之间形成的一个市场,专业人士对市场的判断、对市场的认知、对机会的感知,形成与局外人合作。我们想要把实体经济更多地映射到金融体系,不同群体间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十九大提到了防范化解重大的风险事件,金融工作会议也提出的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金融系统风险是现在的重头戏,我们未来要转向规范发展、专项严监管,从目前快速发展阶段到规范发展中间有一个过程,需要示范风险。我们现在是通过重点领域的风险管理、风险示范,来实现从乱象和过速扩张走向合理成长和规范发展的过渡。

我认为风险不仅仅是金融工作会议解释的个别风险、区域风险和系统性风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划分,但是对每个层次的人来说,面临的风险都是由这三部分构成。所谓的个体风险是人与事本身融合在一起的,这个人就是事情本身,所有的要素在人里面都是一个内生变量,都是可控的。我为这个事件的所有后果能够负责,这就是个体风险。但是风险一旦超出了,就发现有很多的因素是不受个人控制的,是无法个人负责的,这时风险越过了个体范围,变成了系统性风险。在国家的范围内有一些市场的波动,对国家来说只是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个体来说可能就是生死轮回。

再谈到金融的乱相和问题,我觉得金融的乱相和问题是一个很好的显示器。问题显示出来了,证明有活力,市场在寻找到认知的机会,即使与自己想当然认为的东西出现偏差。这些问题和乱相可以引发关注,但是如果走进问题的话会发现都是合理的,只有发现合理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把这个问题消融掉。这些问题是要被解决的,解决问题的时候会被卡住,解决问题的时候会制造无数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讲的防范风险的同时不要制造出风险。我认为问题和乱相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发现本土市场的一些内在运行逻辑和内在性能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与问题和乱相共同成长,过程汇总就能找到适合中国,真正实现经济和金融完全融合的方式。

金融最核心的是合作,是大家基于信任对合作的欲望。这种共享的欲望需要引导,需要百花齐放,监管的着重点是引导而不是规范。我认为监管和市场的关系是有三个层次的,第一个层次是大家最不愿意看到的,但又是常见的对抗。监管部门出一个政策,相关市场都在规避这个政策,寻找这个政策的漏洞;第二个层次可以从对抗关系出来,变成互补的关系。各个机构,各个微观机构关注自己个体能够负责的风险,但是个体不能负责的部分就由监管来负责。第三个层次是市场与监管形成互补,各有关注点,构成平台和内容的关系。监管部门搭一个平台,一个规则体系,让大家在这上面百花齐放,形成良好的生态。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从严监管向今后合理的监管的过度。

当前中国进入了经济的转型期,我们的金融需要去适应它。金融本身还没有长大,同时又要适应经济的转型。因此我们任重道远,需要走进自己的经济和金融,需要脚踏实地看本土经济的特点和运行,帮助金融把不能控制的风险合理分担在行业层面,国家层面上通过各种机制实现更好的分担和管理。这样金融就可以安全高效的服务实体经济,金融和实体经济将融为一体。现实生活中看不见金融的时候,就是金融发挥最好作用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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