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庆系列图书】图文并茂地映现先贤的艰难足迹 ——评《国立音洛秦、钱仁平主编\x0a谢锺浩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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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摄影：范进德

《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图鉴（1927-1941）》（汉英对照版）

洛秦、钱仁平主编

谢锺浩英译

该书是上海音乐学院《图鉴》课题组的研究项目，同时也是“上海音乐学院‘双一流’学科建设项目”和“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中国近现代音乐文献研究中心’项目”之一。该《图鉴》为上海音乐学院前身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从1927年至1941年之间的历史资料记载，以图片加文字的形式展示了这一时期的可视图景，将其分为“创校翘楚、创业历程、师资队伍、施教体系、教学规模、学术活动、创作成果、演出活动、校址迁徙、学生风采”等类项，全册共分六个章节，亦是几个不同时期的图文写照。本次《图鉴》汉英对照版基于2013年的中文版的框架，在修订、更正和增补后将中文部分译为英文，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成为新一版的汉英对照版而面世。同时，增加了具学术研究价值的人名索引，便于在《图鉴》中查找在这一时期与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有关人物的页面。鉴于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和音乐教育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发挥的重要作用，该《图鉴》将雪藏于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档案馆和特藏资料室各处保留至今的图片和文字资料搜集在一起，并尽可能准确和清楚地标注、说明和诠释这些图像的信息，使其成为对该历史时期进行研究考证的具权威史料依据意义的准工具类图书和历史文献，对弘扬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优良传统和学风，推进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音乐上海学”研究和上海音乐学院的校史研究都具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研究价值和学术价值。

图文并茂地映现先贤的艰难足迹

——评《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图鉴（1927~1941）》

戴嘉枋

图鉴，是以图像为主，辅以文字解说类型的著作。在历史著述领域，因纯粹以文字进行叙述，难免给人留下“纸上得来终觉浅”之憾，相比之下，图鉴类著作通过一幅幅注明史迹信息的图像连缀所展现的历史，无疑要鲜活生动得多。因此，自1988年由刘东升执笔编撰的《中国音乐史图鉴》出版以来，中国音乐史学界图鉴类著作的编撰出版开始日益受到重视。近年来问世的《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图鉴（1927~1941）》（洛秦、钱仁平主编，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简称《图鉴》），则因其图文并茂、立意高远，当属其中的精品。

于1927年初建的国立音乐院，作为中国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院校，包括延续其后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上海音乐学院，对20世纪中国音乐历史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和产生的巨大影响，显然是毋庸置疑的。它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和折射了其间中国音乐史和音乐教育史的进程脉动，《图鉴》以此为选题，其价值和意义自然也就不遑多论了。但是应该看到，最终能使《图鉴》成为一部优秀的著作，其主编及其所率团队的工作不容忽视。其工作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高远的立意和清晰的主线设计

《图鉴》是一部反映1927年至1941年间国立音乐院和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历史的史料型著述。从它所运用的图片和文字来源看，绝大部分来自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特藏资料室和档案室，从中也体现了自国立音乐院至上海音乐学院的历史长河中，各个时期该院相关部门精心保存文献资料的优良传统，而这恰恰是被目前众多单位所忽视的；另一部分补充性资料则由团队从各级档案馆及上海的报刊上钩沉索隐、博采旁搜而来。然而，面对大量纷繁庞杂的史料，依据什么标准来进行扒剔疏理，最终来选择采纳，即确立怎样的立意和主线，就不能不是一个关键。

综览《图鉴》不难发现，《图鉴》的编撰者在主线的安排上，他们明确了史料“按年代顺序而成，尽可能准确和清楚地标注和说明这些历史图像的信息，希望能起到以图鉴史的作用”[①]。在编撰的立意上，则以蔡元培先生在开院典礼上的讲话精神为旨归，即“只要教者、学者及办事人，皆以一番热忱毅力，相策相辅，黾勉精进，则必日起有功，学者济济，术业成就，可拭目而待。”[②]也就是说，《图鉴》在对该院历史叙事描画的选材中，注意凸现事由人为，以人为本，从而始终若隐若现地贯穿了人本主义原则。由此，《图鉴》的立意，较之许多纯粹以材料堆砌、就事论事的类似著作，在学术层次上高下立判。

二、合理的架构和互补的图文配置

以拥有的史料为基础，及其所确立的立意和主线，《图鉴》的编撰者对于史料通过提要钩玄，从纵、横两方面建构了整部著作的框架。就纵向而言，在其六章的结构中，一至五章，分别以“筚路蓝缕·艰辛创业——国立音乐院时期（1927~1929）”“广邀名师·严格办学——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初期（1929~1931）”“五年奋斗·初显成绩——建校五周年（1932~1934）”“环境优良·教学兴旺——新校舍落成（1935~1937）”“硝烟弥漫·勇往直前——战争形势下艰难办学（1937~1941）”，由该院在不同时间段呈现事像的主要特点为依据，进行了时段的分块。

同时，《图鉴》在前五章的内部结构上，也进行了统一有序的安排。通过每章开头的文字概述，对该章所涉时段学院发生的事像及主导这些事像的相关人物，言简意赅地进行叙述；其后再由概述内容提纲挈领地进行分节，在诸如第三章的“制度完善与教学成果”“学术活动与音乐创作”“校园活动与学生文艺”“音乐艺文社与播音委员会”“齐尔品与‘征求有中国风味的钢琴曲’”等分节标题下，均一一配以附加说明的图片为佐证。不难发现，这样由字作论，以图为据，图文互补，相得益彰的结构框架，既从整体上循时展现了该院的演进足迹，又鲜明彰显了不同时段学院的主要风貌，更充分显示了以图像为主、图文并茂的图鉴特色。

为了充分显现该院作为专业音乐教育机构所取得的教学成果，《图鉴》还通过第六章“学生风采”，横向地将历届毕业生及其取得的主要业绩逐一进行了介绍。

三、精准的文字和珍贵的图片展现

该《图鉴》虽然在纵向安排上划分为五个时段，但在以人为本的理念观照下，又始终贯穿着几条是时影响该院走向的重要人和事的伏线。它们包括教育部与该院的关系、师生情况的变化、教学及其制度的建设、学术和社会艺术实践，以及该院特有的校址频繁迁移，诸如黄自、萧友梅逝世等重大事件。而这些伏线通过精准的文字和珍贵的图片水乳交融呈现后，以蔡元培、萧友梅、黄自、陈洪等为代表的先贤，为这所学校的创建、生存和发展，其殚精竭虑、鞠躬尽瘁的奉献精神及所作出的巨大努力，足实令人难以忘怀。

例如，对该院这段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经费拮据一直是困扰该院的大问题。但究竟拮据到何等程度？《图鉴》以准确无误的数据记载作了回答：1927年国立音乐院建立伊始，拨开办费2600元，至1928年8月，经费为每月5000元；[③]随着1929年8月教育部颁布《大学组织法》，国立音乐院降格改组为丁类四等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经费也缩减到每年5万元。至1931年12月，教育部甚至欠发经费15000元；[④]到1932年上半年，教育部划拨每月经费更减至1500元，不及规定的三分之一。1937年6月29日，教育部自武汉发函称，“国立音专经费从三月份起实支六成，一切开支及教职员薪俸实发几成，由校长酌情办理”[⑤]。以至到1940年9月，萧友梅向教育部如此报告：“沪上各国立学校校长商定：自9月份起，有课者按钟点计算（每班不足10人者一律合办上课），无课者9月份起停薪” [⑥]。令人很难想象，当年就是在办学经费如此一再缩减，还不时欠拨的情况下，学校还能在萧友梅等先生的撑持下，照常进行教学等各项活动。

如果说《图鉴》中对于办学经费的记载，还是来自精准翔实的文字，那么自1927年办校肇始到1940年的10余年间，校址近10次搬迁的曲折历程，则因有帧帧明细标注路名和门牌号码的新校址照片，更真切具体地映现了其间办学的艰难不易。在1935年前，该院校舍一直为租赁，随着教学规模扩大，或房主收回，经历了校舍自陶尔斐斯路，到霞飞路，再毕勋路，又至辣斐得路的4次搬迁。虽然1935年12月，音专在市京路终于有了自己的新校舍，但“七七”事变后的8月8日，校舍即遭到日军战机袭击，学校不得不相继迁至徐家汇路、马思南路办学。该年上海沦陷后，萧友梅又奉命以“私立上海音乐院”名义，分别在租界的高恩路、福履里路、台拉斯托路、西爱咸斯路分散租房，继续支撑。1939年9月，又第4次迁至爱文义路办学，直至抗战结束。

令人诧异而敬佩不已的是，即便办学条件如此恶劣，音专的各项工作却一直在稳步地持续发展。《图鉴》收录的360幅历史照片，充分展现了各个时段该院诚邀中外名师、教学和社会化艺术实践、学术活动与音乐创作、投身爱国运动等方方面面所取得的斐然成绩。也许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成绩既是师生精诚团结、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来自学校制定并得以严格执行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图鉴》展示了学校不断修订完善的组织大纲、学则、各学科学分、课程设置、考试要求等文件印影，说明了办学体系和教学管理日益趋于规范化。其中以1936年6月进行的理论作曲组期末考试要求为例，内容为“交平时作业——曲体解剖四重奏及赋格各一首，创作三声部赋格一首，为长达134字的散文诗配声乐曲；笔式则有翻译工尺谱两段，为指定曲调配和声，为指定主句作四部合唱；键盘试奏有高音和低音题即席和声、转调及移调；口试则包括和声、对位、曲体、配器、音乐史五种。”[⑦]它所显示的考试，不仅内容众多，形式多样，期末考试与平时作业相结合，而且要求明确，具有可操作性，更体现了对作曲专业的学生在传统音乐把握上的具体要求。正因为该院有制度保证，诉之教学上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才保证了它在短短的十余年间英才辈出。中国的教育界常以缅怀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并引以为傲，殊不知，稍前的国立音专，其境况之难与成就之大，丝毫不输于它。要由此再观照现今众多专业音乐院校的教学管理，就更有不少值得深思和鉴诫之处了。

不知是否有意，《图鉴》的装帧设计十分契合国立音专“和毅庄诚”的校训风骨。呈方正形的开本，端庄大气；封面以对称结构的新校舍主楼为背景，罩以年久纸张特有的赭黄色，于质朴之中透露出浓郁的历史沧桑感；内核版面的编排风格简洁明快，全部以黑白照片呈现的图片，以一种似乎不经意造就的“民国风范”，自然地将人引入往昔的旧时岁月。这使得本身就极具美感的《图鉴》，给读者的披阅过程，带来了犹如把玩文物的审美愉悦。

当然，就笔者来看，《图鉴》的内容也许还应稍加扩充。如“征求有中国风味的钢琴曲”，是国立音专襄助齐尔品举办的一项重要活动，目前对获奖者图片文字的介绍仅有贺绿汀，作为对这段史实的完整记录，图文介绍能否可以披泽所有的获奖者？另对1941年至1949年间的国立音专，特别是所谓“伪国立音专”时期的历史，是否可以直面予以正视？毕竟，这是客观且无法回避的历史。

尽管如此，《图鉴》还是不失为当前同类著述中的翘楚之作。它以精准的文字为线，将犹如珍珠版珍贵的历史图片，有序地连缀到了一起，所以使得国立音乐院及国立音专的这段史迹，以及创造这历史的相关先贤的音容风采，熠熠生辉地展现了出来。当我们翻阅图文，追随他们艰难跋涉的斑斑史迹时，心潮起伏难以抑制。尤其是将《图鉴》开首萧友梅先生意气风发的照片，同他离世前不久，1939年6月他留着一字胡须，与毕业生合影时足现身心交瘁的面容对比，再联想他肩负重担一路走来的维艰步履，抚昔思今，难免眼眶濡湿。这说明，《图鉴》已圆满达到了编撰者“以图鉴史”的目的。为此，我们还得感激法国画家和物理学家达盖尔于1838年发明的照相技术，没有依靠这门技术留存的这些映影，仅凭文字记载的历史，必然不会像现在这样产生可信、可近、可亲、可敬的强烈感受。

据闻，在上海音乐学院校庆90周年之际，《图鉴》将有汉英对照版问世。衷心希望，汉英对照版的《图鉴》能被关注中国音乐历史的外国朋友所喜欢，并与我们同样记得这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