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输出能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吗文化输出作为我国新时期“走出去”发展

谢孟军丨山东工商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汪同三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崔日明丨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原文刊发于《经济学（季刊）》2017年第16卷第4期

内容提要

文化输出作为我国新时期“走出去”发展战略内涵升级的重要体现，有望成为实现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新的源动力。本文把文化交易成本嵌入传统跨国投资理论，基于局部均衡法阐释了文化影响资本跨国流动的作用机理，进而以孔子学院作为我国文化输出的代理变量，使用马氏距离匹配法和倍差法实证研究了文化输出和资本输出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的文化输出显著推动了对外直接投资，并且这种推动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国家类别差异、洲际差异、时滞性及广度边际性等特征。

关键词

孔子学院丨对外直接投资丨倍差法

一、问题的提出

“走出去”发展战略自2000年正式提出以来，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注入新的活力。资本输出作为“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自加入WTO特别是2003年以后增长迅速。文化输出作为新时期“走出去”发展战略内涵升级的重要体现，继资本输出之后逐步发展起来，并有望成为实现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新的源动力。孔子学院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最集中表现，自2004年11月在韩国首尔首建以来发展势头强劲，现已广泛分布于世界五大洲。孔子学院的主要任务是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及推广汉语，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家“软实力”，但是通过数据对比我们发现，中国向建立孔子学院比较多的国家（地区）的资本输出额也相对较大，即中国的文化“走出去”有可能会推动资本的跨国流动。资本输出和文化输出同时作为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特殊的内在联系，孔子学院的建立能否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本文以孔子学院作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代理变量，实证研究文化输出和资本输出之间的关系，主要贡献表现在：首先，基于局部均衡理论分析了文化交易成本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现代跨国投资理论。认为文化交易成本产生文化壁垒对资本的跨国流动具有阻碍作用，文化输出是削弱甚至消除文化壁垒的重要途径，能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并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其次，利用马氏距离匹配法为建立孔子学院的处理组国家（地区）匹配相应的控制组国家（地区），使用倍差法对文化“走出去”的投资推动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孔子学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国家类别差异效应、洲际差异效应、时滞效应及广度边际效应，以期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为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及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重要的决策参考。

二、文化影响跨国投资的局部均衡分析

传统经济学以市场完全作为研究的基本假设前提，使用利润函数分析企业的成本与收益，认为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可以有效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新制度经济学家从市场不完全的角度研究企业，认为交易双方使用交易媒介实现交易对象的位移可以创造“合作剩余”，但同时也会产生一定成本，即通过市场实现资源配置要支付相应代价。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各种全球性及区域性的经贸合作协定使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民族企业的保护作用越来越小，文化壁垒作为更为隐蔽并且难以消除的投资壁垒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

文化壁垒源于文化差异，其作用类似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文化壁垒的削弱或消除需支付文化交易成本，对双边投资的发展具有阻碍作用。投资国只有学习并适应东道国文化或者把本国文化传播到到东道国，使投资国和东道国拥有相似或相同的文化，才能削弱甚或消除文化壁垒对跨国投资的阻碍作用，这里使用局部均衡分析法阐释文化交易成本对跨国投资的影响（见图1）。假设文化交易成本t是唯一的交易成本，其他交易成本为零；东道国的需求曲线为Dd，供给曲线为Sd，投资国在东道国的供给曲线为Sf，投资国具有该产品的生产成本优势（Sf的斜率大于Sd的斜率），当投资国和东道国文化相同时，东道国市场的总供给曲线为Sd+f（Sd与Sf之和），如果存在文化交易成本t，东道国市场的总供给曲线为St（St为Sd+f左上方平移），这里分三种情形对东道国的社会福利进行分析：文化不同无跨国投资、文化相同跨国投资、文化不同跨国投资。

情形一：文化不同无跨国投资。如果东道国和投资国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并且双方没有发生跨国投资，此时东道国的需求曲线为Dd，供给曲线为Sd，国内均衡点为E1，均衡价格为P1，均衡产量为Q1。根据图形不难得出，消费者剩余为面积a，生产者剩余为面积b+e+k，社会总剩余等于消费者剩余加生产者剩余，即为面积a+b+e+k。

情形二：文化相同跨国投资。由于东道国和投资国拥有相同的文化，文化一体化意味着在跨国投资时无需支付文化交易成本（t=0），此时东道国的需求曲线为Dd，供给曲线为Sd+f，国内均衡点为E2，均衡价格为P2（P2<P1），均衡产量为Q2（Q2>Q3）。此时，消费者剩余为a+b+c+d+e+f+g+h+i+j，生产者剩余为k+l+m，社会总剩余为a+b+c+d+e+f+g+h+i+j+k+l+m。

情形三：文化不同跨国投资。由于东道国和投资国文化存在较大差异，无法进行正常沟通，投资国需学习并适应东道国文化或向东道国传播本国文化，

此时需支付文化交易成本t（t>0），即图中阴影部分面积，东道国的需求曲线为Dd，供给曲线为St，均衡点为E3，国内均衡价格为P3（P1>P3>P2），均衡产量为Q3（Q1<Q3<Q2）。此时，消费者剩余为a+b+c+d，生产者剩余为e+f+g，社会总剩余为a+b+c+d+e+f+g-t。

图1 文化交易成本影响跨国投资的局部均衡分析

接下来对上述三种情形进行对比分析：（1）从东道国均衡价格和均衡供给量来看，根据图1，P1>P3>P2，Q1<Q3<Q2，即情形一的均衡价格最高而且均衡供给量最少，情形二的均衡价格最低并且均衡供给量最大，情形三的均衡价格和均衡供给量处于情形一和情形二之间。具体来看，情形二的供给量Q2最大，表明文化相同或相似的国家之间无需或少量支付文化交易成本，文化一体化国家之间具有潜在的较大市场规模；情形三的供给量Q3大于情形一的供给量Q1，表示当投资国和东道国文化存在较大差异时，通过文化传播进行跨国投资与无文化传播无跨国投资相比，前种情况东道国均衡产量较大，即投资国通过向东道国进行文化输出开拓东道国市场，可以扩大东道国市场规模降低东道国市场价格。（2）从东道国社会福利来看，情形二即文化相同跨国投资的社会福利最大，表明文化一体化能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情形一和情形三比较，社会福利的大小取决于k-c-d–f-g+t的符号，如果其符号为正表示当东道国和投资国文化不同时，无跨国投资时东道国的社会福利较大；如果符号为负表示即使东道国和投资国文化存在较大差异，通过文化传播削弱甚至消除文化壁垒进行跨国投资也会实现社会福利的增加；如果该值为零，则表示东道国和投资国文化不同时，跨国投资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东道国的社会福利。

鉴于文化传播的公共性和外部性特征，投资国政府如果主动承担文化交易成本t来推广本国文化，将会由情形三过渡到情形二，此时不仅投资国在东道国的供给量会增加，而且东道国的均衡价格也会降低，可以实现整体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很多发达国家都非常注重本国文化的输出即是基于此种原因。文化输出不仅可以提高本国的国际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实现投资国和东道国在跨国投资中的双赢。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输出也已提上日程，孔子学院作为我国文化“走出去”的最典型代表，不仅承担着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和汉语国际推广的历史任务，而且会对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产生重大影响。

三、实证检验

政策颁布后政策实施范围内的群体会受到一定影响，非实施范围内的群体不受影响，对受影响的群体和不受影响的群体进行结果对比可以用于评价政策的实施效果，这类似于自然科学中所做的实验。孔子学院相当于中国在其他国家（地区）做了一项政策实验，可以把建立孔子学院的国家（地区）当作“处理组”，尚未建立孔子学院的国家（地区）当作“控制组”，如果“处理组”的变化比较明显表明政策实施具有效果。

1、基准检验结果

使用倍差法对匹配后的样本数据进行基准检验，结果表明如果能够对其他影响因素进行有效控制，孔子学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始终处于增长趋势。中国向建立孔子学院的国家（地区）的投资额明显大于没有建立孔子学院的国家（地区），即中国的文化输出表现出显著的投资增长效应。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是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东道国潜在的市场对中国资本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市场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的投资属于这种类型。东道国廉价的劳动力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行为，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对我国资本具有一定引力，资源寻求型投资属于这种类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发展阶段，对制度的要求相对较低，符号为正表示东道国制度质量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中国更倾向于向和中国文化相近的国家（地区）投资，这与中国69%的资本投向亚洲的事实相符。

2、分国家类别检验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2003年之后得到快速发展，时间点恰在加入WTO后不久，为了把我国加入WTO这一因素剥离出来，把样本分为WTO成员国和非WTO成员国两大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在两类样本中的回归结果没有太大差异，表示孔子学院的投资增长效应不受加入WTO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为了检验文化“走出去”的投资增长效应是否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分类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孔子学院的投资增长效应大于发达国家，解释了中国的孔子学院虽然大部分建立在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却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事实。

3、洲际差异检验

虽然我国企业和孔子学院分布在世界各地，但分布区域相对集中，而且对外直接投资和孔子学院的集中性又存在一定差别。亚洲的孔子学院虽然只占总量的13%，但中国在亚洲的跨国投资企业占总量的55%；近一半的孔子学院分布在美洲，但中国在美洲的跨国投资企业只占总数的16%；非洲的孔子学院数量最少，但中国在非洲的跨国企业数量接近于欧洲，占总量的12%。文化输出投资增长效应的洲际差异检验结果表明孔子学院在不同的洲际都表现出对OFDI的推动作用，其中在亚洲和非洲的效果最为明显，在美洲和大洋洲的效果相对较差，表明中国的资本输出虽然发展很快，但还处于较低层次的发展阶段，在发展中国家及邻近国家建立孔子学院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投资推动效应。亚洲样本的儒家文化这一虚拟变量非常显著地通过检验，这是因为亚洲很多国家属于儒家文化圈范畴，和中国有较为相似的文化传统，对中华文化的认可度比较高，孔子学院在这些国家表现出较强的投资推动效应。

4、滞后效应检验

孔子学院建立后当地居民对中华文化的接受和认可需要一个过程，文化输出对资本输出的推动作用可能表现出一定的时滞性，本文对文化“走出去”滞后十年的投资推动效应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滞后1-3年都没通过显著性检验，在滞后4年时通过10%显著性检验，之后相关系数为正并通过显著性检验，且表现出波动性上升的趋势。表示孔子学院建立后大约在第4年及以后才会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推动作用，相关系数不稳定说明中国的文化“走出去”目前还处于发展阶段，孔子学院的办学质量还不是很高，各项规章制度存在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对跨国投资的推动作用还不是很强劲，但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文化输出对跨国投资的推动作用不断增强。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和基准模型差别不大，不再赘述。

5、稳健性检验

通过样本分析我们发现有些国家（地区）建立孔子学院的时间要早于中国对该地区投资的时间，即在建立孔子学院以后中国才向该地区投资，那么孔子学院的建立是不是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广度边际产生影响？前面倍差法回归过程均使用马氏距离进行变量数据匹配，为了进一步检验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接下来使用最近邻匹配和核匹配两种倾向评分匹配法再次为处理组寻找控制组，并使用Probit模型对文化输出的广度边际进行检验。被解释变量为中国是否在样本国家（地区）投资，如果有投资其值取1，否则取0，结果表明两种匹配方法所得结果没有显著差异，说明本文的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中国的文化输出不仅增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强度，而且提高了向建立孔子学院的未投资国家（地区）投资的可能性。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三十多年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进入新世纪后对外开放实现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内涵升级，目前我国资本已“走向”世界五大洲近两百个国家（地区），同时中华文化也已在全球各地得到广泛传播，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不断增强，中国融入世界的程度逐步加深。本文从我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背景出发，把文化交易成本嵌入传统跨国投资理论进行拓展分析，基于局部均衡理论阐释了文化影响资本跨国流动的作用机理，使用马氏距离匹配法和倍差法实证研究了文化输出和资本输出之间的相关关系，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中国的文化输出显著推动了对外直接投资。文化交易成本产生文化壁垒对资本的跨国流动具有阻碍作用，文化输出是削弱甚至消除文化壁垒的重要途径，能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并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

（2）文化输出的投资推动作用具有明显的国家类别差异。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孔子学院的投资推动效应大于发达国家，目前中华文化相对于西方主流文化还处于比较劣势地位，而与发展中国家文化相比则处于优势地位，推广难度相对较小，对投资的推动效应也相应较为明显。

（3）文化输出的投资推动作用具有显著的洲际差异。孔子学院在亚洲和非洲的投资推动效应相对较强，而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美洲和大洋洲则相对较弱。

（4）文化输出的投资推动作用具有时滞性。东道国对中华文化的接受和认可需要一个过程，从接受中华文化到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推动作用大概需要4年左右的时间。

（5）中华文化的输出能扩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广度边际。中国的文化“走出去”不仅增加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强度，而且提高了向建立孔子学院的未投资国家（地区）投资的概率。

美国始发的次贷危机迅速波及全球并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危机虽已过去但后危机时代的消极影响依然存在，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国际大环境下，我国经济也步入降速提质的新常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纵深发展，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的保护作用越来越小，文化壁垒在国际经贸关系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通过文化输出实现文化一体化可以削弱甚至消除文化壁垒，降低企业跨国投资的交易成本，不仅能推动双边投资的发展，而且可以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水平，中华文化的输出有望成为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源动力。目前世界的主流文化是西方文化，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优势文化群体非常注重本国的文化输出，并获取巨大的“文化红利”。中国的文化输出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十余年时间我国已在世界各地建立千余所孔子学院，逾千万人次自愿参加汉语水平考试，表明中华文化已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接受和认可。我国的文化输出虽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还处于发展阶段，实证结果显示我国的文化输出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作用表现出波动性的特征，孔子学院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美洲和大洋洲的效果尚未充分显现出来。今后我国的文化输出应从数量扩张为主的外延式发展向质量提升为主的内涵式发展转变，逐步实现向“降速提质”的传播模式转型，充分发挥孔子学院对我国资本输出的推动作用，进一步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家“软实力”，为我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

作者简介

谢孟军丨经济学博士，山东工商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美国南加州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跨国公司投资与贸易。

汪同三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学部委员。主要研究方向：数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经济模型、经济预测。

崔日明丨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跨国公司、区域经济合作等。

End

原文刊发于《经济学（季刊）》2017年第16卷第4期第1399-1420页，标题《中国的文化输出能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孔子学院发展的实证检验》

转载过程中有大幅删减，略去了参考文献、注释和技术性部分，详细论证请参阅原文。

本文推送前经作者审核，如需转载请联系作者或小编代为沟通（微信：CM3250992838）

“学界头条”APP已在各大应用市场上线，欢迎大家下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