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与生产率的关系：来自中国加入WTO的证据这篇文章分析了中国加入WTO对企业出口

樊海潮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李瑶丨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

Stephen Yeaple丨宾州州立大学经济系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lity and productivity:Evidence from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内容提要

这篇文章分析了中国加入WTO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以及企业生产投入质量的影响。利用高度细化分类的企业层面的数据，本文发现，中国关税减免带来的产品质量升级主要集中在低生产率的出口企业。这些企业，在加入WTO之前被低产品质量拖累从而落后，在加入WTO后在出口质量和生产投入质量的提升方面最为激进，与此同时，这些企业也更倾向于调整出口目的地，从而实现向那些对高质量产品需求更为强劲的高收入国家出口。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符合文章提出的理论模型。规模效应和生产力非希克斯中性的两个假设在模型中起主要作用。其中，生产力非希克斯中性的假设在传统的异质性产品质量模型中并没有出现过。这为分析贸易自由化对产品质量升级影响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也是对现有文献的一个重大贡献。

关键词

产品质量丨生产率丨出口价格丨贸易自由化丨关税丨质量升级丨异质性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很难以较低的成本生产出发达国家市场所需要的高质量产品，一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都很难打入到发达国家市场。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本国中间产品生产者的利益，还会人为的提高生产高质量产品所必须的进口中间投入品的价格，进而使得这一境况更加恶化。最近，有关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与进口中间投入品价格之间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际贸易领域的热切关注。

Haichao Fan, Yao Amber Li and Stephen Yeaple发表在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上的论文—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lity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便着重从企业生产率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选择关系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加入WTO对中国出口企业产品质量选择的影响。

通过使用高度细化的企业层面数据，文章的研究发现，加入WTO后，关税下降确实有助于提升中国出口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同时质量的提升主要集中在较低生产率的企业。具体而言，作者首先计算了所有企业贸易自由化（中国加入WTO）之前的生产率，基于此，可将企业分为低生产率企业和高生产率企业。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之前，较低生产率企业生产的产品质量较差；但关税下降后，这些低生产率的企业却相对更积极的使用更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向工人支付更高的工资，生产更高质量的出口产品，并出口至对高质量产品需求更大的目的国。因此，贸易自由化前的较低生产率企业更有可能在贸易自由化后进入到对高质量产品需求更多的发达国家市场，同时进一步缩小其与先前高生产率企业在产品质量上的差距。

理论模型上，文章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投入品和最终产品质量选择模型。模型中，不同企业的生产率存在差异，企业通过选择生产所需的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质量进而最大化企业利润。该模型有两个特点，其一，考虑了规模效应（scale effect），即：较大的市场份额往往意味着更高质量的创新（higher quality innovation）；更高生产率的企业相对会制定更高的出口产品价格。此外，由于生产更高质量的最终产品需要更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因此，更高生产率的企业使用价格相对更高的中间投入品，也会倾向于设定更高的出口产品价格。文章模型的另外一个特点在于，模型设定中，企业生产率是非希克斯中性的（non-Hicks neutral），这与先前文献中有关异质性企业生产模型和内生质量选择模型的设定不同。这一设定下，进口中间产品关税下降随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对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企业的影响是不同的。基于这两点设定，文章解释为什么与较低生产率的企业相比，更高生产率的企业使用更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生产更高质量的最终产品，但在贸易自由化（关税下降）过程中的获利却相对较少。

感兴趣的读者可查看文末的原文链接，进行深入阅读。英文摘要附后：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China"s entry into the WTO on the quality choices of Chinese exporters in terms of their outputs and their inputs. Using highly disaggregated firm-level data, we show that the quality upgrading made possible by China"s tariff reductions was concentrated in the least productive Chinese exporters. These firms, which had been laggards in terms of quality prior to the tariff reduction, were the most aggressive in increasing the quality of their exports and their inputs and in redirecting their exports toward high income markets where demand for high quality goods is strong. Our empirical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a simple model featuring scale effect and non-Hicks" neutral productivity that disproportionately affects the efficiency with which firms use intermediate inputs. This latter feature does not appear in workhorse models of firm heterogeneity and endogenous quality choice which provide a distorted view of the impa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quality upgrading.

文章原文下载链接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22199617301216

http://www.nber.org/papers/w23690.pdf（2017年8月NBER 工作论文版本）

作者简介

樊海潮 (Haichao Fan)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中国经济。个人网站：http://fanhaichao.weebly.com/

李瑶(Yao Amber Li)丨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济系助理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学，中国经济。个人网站：http://yaoli.people.ust.hk/

Stephen Yeaple丨宾州州立大学经济系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学。个人网站：http://sites.google.com/site/sryeaple/

End

原文刊发于《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标题《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quality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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