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节目编导王晓清：出镜记者，核心不是出镜而是记者有时候

探讨式的采访比对抗式的采访要难

张志安、刘虹岑（以下简称“张&刘”）：电视新闻的一个特点就是要被访者面对镜头，面对面地接受采访。你是如何说服不同的人面对镜头说话的呢？

王晓清：我遇到的采访对象中对电视新闻采访完全持抗拒态度的并不太多，当采访对象是新闻事件当事人的时候，有些人是他有责任面对媒体，而有些人会有倾诉的欲望。当一个事件模棱两可的时候，他要告诉大家他是如何看待这个事情的。直接抗拒采访的人，并不是特别多。

当然也会有因为不同原因有顾虑，想回避的，但大多还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沟通，说服对方接受采访。

其实，我觉得采访与人和人之间谈话是一样的。真诚地去和别人打交道就可以了。现在有一种不大好的倾向，特别是少数调查记者会带着对抗和敌意去和采访对象接触，甚至会故意制造一种矛盾对立的气氛，我是不赞同这一做法的。

记者就是第三方，只是想听听你怎么说这个事情，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探讨式的采访比对抗式的采访要难，要对抗起来很容易，你不断地去质疑、激怒对方就可以了。但问题是有时候，在这种对抗式的采访中对方体现出来的其实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状态。

一个人在盲目和紧张的状态下与人交流、对话，是不可能打开自己说一些真心话的，因为他时时刻刻都在揣摩自己的措辞是否恰当。

所以，我觉得采访不是和对方对抗，而是要了解对方真实的想法，不管对方是什么人。我最感兴趣的是他怎么说这个事情，他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样的。

当你是以这样一种心态去和对方交流的时候，对方也能感受得到，就有可能形成一种探讨式的采访氛围。我说服采访对象的方法就是让对方感受到，我的意图就是想要了解他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他为什么这么做。

张&刘：如果采访对象是新闻事件中备受争议的人或者侵犯公众利益的人，会不会担心你的信任、善意和镜头也许会被对方所利用，用来作为自辩的方式？

王晓清：如果一个人不想说自己真实的想法，那他永远都不会说，不管你是怀着善意还是充满敌意。怀着信任和真诚去与人交流并不意味着放弃了质疑的态度，失去了记者应有的判断力。如果受访者某个地方回答得不真诚，我也可以真诚地追问他，我可以说：“我认为这不是你真实的想法。”

记者真诚的态度和提问的直接性或锐度不是矛盾的。该问的问题都必须问到，不论记者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觉得一定是真诚和尊重的效果更好。

张&刘：的确，以真诚的态度与受访者探讨问题比简单对抗更能促使采访顺利进行，在这个过程中，也需要记者准确判断受访者的态度和观点并及时追问。采访中，你是如何观察受访者并及时做出判断和调整的？

王晓清：两个人面对面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能够很直接地能够感受到对方有什么细微的情绪，有哪些问题对方回答有疑虑，或者有哪些问题对方还有继续诉说的欲望。

做新闻需要一定的阅历和理解力。因为到了一个年龄之后，和人打交道会和特别年轻的时候有差异，只有经历了足够多的事情能具备了对人情绪的感受力，才能更好地完成采访的工作。

张&刘：采访中需要双方处于平等的位置，你如何理解“平等”，如何保持与受访者的平等交流？

王晓清：我认为平等是交流层次上的平等，就是要能够听懂对方说的话，对方也能明白你想问什么，这就是平等、对等的交流。在采访一些学者和专家的时候，也许我在这方面不是专业的，但要能听懂对方在说什么。

同时，也要能够提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既是电视机前的观众也想要了解的，也是被访者适合去回答甚至有时候希望去回答的。当有了这种交流能力的时候，就能在采访过程中与对方保持平等。

张&刘：在采访过程中，你是否也会有职业伦理方面的困惑呢？如果碰到,如何处理的？

王晓清：职业伦理这个东西不太可能形成一个教科书式的东西去操作，特别是就中国当前的新闻发展阶段来说，还没有建立起特别多的共识。现在还是要主要靠个体自己的理解，逐渐建立起共识。

如果要说我个人的理解，职业伦理产生的心理基础是，永远不要把实现采访、对节目有利作为最高价值。比如，我不太赞同偷拍，也不会通过别的一些压力强迫对方接受采访。

在双方交流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是对方不便于公开的，我会尊重对方的意愿，除非这个东西确实涉及到公众利益。另外，还有全世界通行的对少年儿童的保护和受害人的保护也需要遵循。职业伦理其实就是一句话：尽量考虑到对人的保护，尽可能降低对人的伤害。

有时候，我也会有这方面的困惑，但大多数时候都能解决。比如，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电视采访的情景下，他会把我当作一个可以进行深度交流的人，这种深度交流在两个陌生人之间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由于电视给了我们一个谈严肃话题的特定情境和氛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进入这个情境、接受这个情境，这是这个职业必然带来的东西。这种东西会让我有一些疑惑，比如采访某些经历不幸的人，他们会谈自己很深层的一些感受，会去复述整个家庭经历的不幸，会去叙述最让自己难过的事情。

有时我会思考自己是不是承担得起这些沉重的东西，以及最后电视产生的影响和价值大小是否能够足以让他去重复这样一种不幸呢？这样的价值是否能够以重复他人的悲伤为代价呢？可能不一定。不过，我会这样劝解自己：他坐在这里接受我的采访就代表了他能够接受这样一种方式，他愿意来跟我谈他内心的感受。

对于这样一些采访对象，我希望在节目成片中贯穿善意和敬重的态度，让受访者和观众能感受得到。也会特别注重节目的质量，要对得起对方真诚的讲述。这是我们所能做的和必须做的。有些彼此感觉很好的采访者，会长期保持联系，过年过节会问候，再去当地会再聚聚。

采访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我与他们的关系是长期的而不应该只是短暂的采访关系，这样比较能够说服自己。可能这已经超越了职业伦理变成了一个个人性格的问题——在我看来，他们接受我的采访，和我谈得特别真诚，我会觉得如果我仅仅是为了这次采访就让对方掏心窝子地跟我交流，心里会不舒服。

记者不是提问的工具，记者就是一个正常人

张&刘：《新闻调查》最近的一期节目《当孩子离去》中，失独者落泪的时候，你伸出手去握住她的手。这种情感流露，会不会让一些观众产生误解，觉得没有保持通常记者要求的客观和中立？

王晓清：这个时候谈中立、客观不太恰当吧。记者首先是一个人，大家不要把记者理解为一个提问的工具，记者就是一个正常人，他在和人谈话，如果两个正常人谈到这个话题时会有一些安慰的表示，那就很自然地去做就好了。

那是一位年长的阿姨，她在我一个晚辈面前表现出了难过，我就会很自然地去拉拉她的手，在生活中我也会这么做；如果对方是一个很自尊的男士，他本来就是不希望表现出难过，希望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我就没有任何安慰的反应。

这些东西不需要任何所谓的设计，在生活中遇到这样的情况会怎么反应这个时候就怎么反应。记者只要不去表演，不去突出自己，自然而然地去做就好了。

任何教条的东西都是需要警惕的，有时候我更相信人和人之间的常识和直觉。

张&刘：也许有读者会认为，采访的时候，照顾到被访者的感受，记者这样做比较自然。但在后期编辑的时候，或许可以把类似这样的镜头剪掉。为什么，依然把它保留在节目中呢？

王晓清：一个原因是我们是使用的双机，镜头已经拍到了，这个时候被访者的情绪和后面的衔接点是不能够割裂开的。《新闻调查》希望留住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场”。

当然，任何事情都应该讲究一个分寸的问题，比如是不是要强调这个行为，以及这个行为本身的分寸感是否合适……其实，我们从来没有刻意地强调这些东西，它只是自然地发生了。

我记得《新闻调查》的同事董倩做的一期节目叫《穷广东调查》，里面有一个段落让我特别感动：当她采访一个少数民族山村里的一个年轻女孩时，那个女孩背着一个娃娃，带着董倩去家里看。女孩忽然想到“难道我的一生就是这样吗”，然后说着说着就掉眼泪了，一边掉眼泪还一边笑，对董倩说：“真不好意思，让您见笑了。”这时候，董倩就拍她的肩安慰说，没事，你还年轻。她也没有多说什么，这个时候能感觉到记者就是自然而然地真诚举动，她的反应特别人之常情，恰如其分。

只要是人和人自然的交流和反应，为什么一定要计较它在不在节目当中展现出来呢？我不大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人看到这种行为就觉得这样做一定就不好，其实好与不好，真诚与不真诚，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

可能大家会引用专业主义的概念来看这个问题，认为应该绝对摒弃这样一种行为，我觉得还是要分具体的内容吧。在有争执双方的时候，记者不要去同情一方的哭泣和感受，特别是有时候这种哭泣和感受可能是一种工具，记者要关注的是事实本身，而不是当事人的情绪，因为有的情绪甚至可能是不真实的。

但是像有的节目，比如我刚刚谈到的这种情况，当一个人谈到自己的生活突然产生的感触，这个时候是没有和他人利益的冲突和利益的追求的，这种情绪新闻中是可以保留的。但是，在有双方的利益冲突时，记者情绪的流露就应该慎重。

张&刘：现在回忆起来，跟过去相比，现在你与被访者的互动交流有什么变化？

王晓清：变化很大。我20多岁的时候，有的采访对象是没有办法与他们平等交流的，可能也没有办法听懂对方的一些话。当你听懂或者听不懂对方某些话的时候，对方是能够感受到的，不管是专业上的还是情感上的。

我觉得采访是最难的，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龄才能在与人交流的时候，真的能听懂对方在说什么，而且准确地知道观众会关心什么样的问题，怎样去提问。

在每一个新闻事件的现场接触的人、接触的事都会让我去想很多东西，就像老人说的，“很多东西真的只有经历了才能明白”，那个经历会变成自己的一部分，每一次经历都会给自己留下一些东西。

出镜记者，核心不是出镜而是记者

张&刘：电视新闻对镜头的运用有怎样的特点？

王晓清：电视新闻的镜头画面需要的是平实，不要夸张。刚到《新闻调查》的时候，我剪片子的风格会比较注重外在的包装，但后来我的手法反而越来越简单了，有时候画面过于花哨和丰富反而会冲淡内容，因为观众在单位时间内能接受的信息是有限的。

举个例子说，电话采访，有的人习惯把镜头切来切去，去丰富镜头的表现。有一次，一个受访者不愿意露面，就在一个办公室里面采访，我只能在门外拍，当时我换了很多景别，比如全景的展现、近景的门把手、摄像机上面声音的指针，中间切换了几次。

后来一位同事和我交流，他说他看这一段的时候觉得非常不舒服，因为那个时候他只关心那个人说了什么，而我镜头的切换妨碍到了他专一地接受信息。他说的是对的。

张&刘：用镜头去展现新闻事件中人的心理状态有什么技巧吗？

王晓清：首先要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才能选定一个方式去客观地表现他，然后结合具体的环境以及对事件和人的理解去呈现。

举个例子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男人远远地看着自家的废墟，我们选择的表达方式是背影——甚至是保持一段距离的背影。这个时候，保持一段距离是一种尊重。一个男人在悲伤的时候是很忌讳你去拍他的近景，你去让他的面部特写出现在镜头上。有的人会这样做，但是我不喜欢。一个远景的背影，时间长一点，它的信息量和情绪已经足够了，而且是合适的。

张&刘：根据你的经验，出镜记者的出镜方式和作用具体是怎样的？

王晓清：情况千变万化，没有绝对的，可选择的叙事语言和表达方式不是唯一的，同一个信息，可以用空镜头也可以用出镜记者，至于选择哪一种，会考虑非常多的元素。

比如说这个地方有非常丰富的空镜头，适合用空镜头去表达，又或者说我希望这个地方需要空镜头来营造一种氛围，我也会选择空镜头。用出镜记者还是空镜头就是一种选择，具体怎么选，要看一个节目总体的设计。

有时候，出镜记者的使用是交代某个环境，这个环境仅仅通过镜头来表现可能会非常的复杂，如果有一个人来引领就能特别容易看清楚；

有时候，某个抽象的观念、某个段落的转折通过出镜记者来呈现是合理的；甚至有的时候，出镜记者是被设计为一个结构元素，在某些环节上需要用出镜记者来打破节奏。但一定要清楚一点，那就是什么时候观众不希望看到出镜记者，或者说什么时候出镜记者绝对不应该介入。

比如说特别精彩的新闻现场、当事人正在交流的一个完整的氛围，这个时候如果进出镜记者就好比看电视剧看到精彩的时候突然进广告一样。

张&刘：《新闻调查》比较注重用记者出镜的方式来逐步揭开真相或者展现记者跟新闻当事人的“交锋”。这种叙事方式具有怎样的优势？

王晓清：这个栏目是觉得如果有这样一个人的元素在里面，那么表现起来在形式上会有它的优势。

首先，两个人坐在那里谈话，如果说这两个人能够真正地对话，这种交流的感觉是非常有魅力的。一次交流中有很多问题需要追问，如果这个记者是一个合格的追问者，节目把他的形象、提问的内容都用镜头表现出来，这个对话就更加完整。

记者出镜能够保留一个谈话场，这个谈话场里面的信息是丰富的。从观众收看的视觉习惯来说也是这样，如果只有一台机器，观众一直盯着这个被访者，也许也会觉得奇怪吧，大家也想看到提问的人是谁，想看到他是怎样的一个状态，他是什么样的表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需求。

在一个时长45分钟的节目中，很适合用这样一个形式来表现。记者去调查一个事件，节目完全可以把他拍进去作为角色来展现。其实不止《新闻调查》，好多栏目也都做，只不过说很多栏目没有把它变成一个常态化的形式固定下来。

从电视传播来说，一个节目的形式要常态化，这本身是合理的。确定了这种形式，它就成了这个节目的标志。这样一个有角色活动的元素在节目里，观众看起来也不会那么累。如果一个片子里有记者出现的画面全部被解说词给替换掉了，记者的行动感就会比较弱。

另外，新闻毕竟是依靠人和人认知和调查这个世界的事业，有任何资深的、有能力的记者，对于一个媒体来说，都应该是值得珍惜的，在平面媒体也好，网络媒体也好，我相信都是这样。

那么电视新闻调查节目也会注重把这个资深的记者作为栏目的标志，就像栏目的评论员一样，时间一长，观众对这个人会产生认知，也会愿意跟着他去了解事件。一个固定的记者形象也是栏目的符号。

张&刘：风格对于一个出镜记者而言重要吗？

王晓清：记者只需要提问就是了，出镜记者从来不应该考虑风格的问题，如果去考虑了，那他就走神了。我认为刻意设计所谓出镜风格的一定不是好记者。

当然，提问如何去问，某句话应该怎么说，都应该提前经过深思熟虑，但这不是说一切都是台本，而是说要对报道的问题和问题的背景有足够的把握，一些关键的语言的表达一定要准确。只有有了认真的准备，在采访现场，记者才会有好的临场反应。但无论是事前准备，还是临场的反应，都应该是真实的流露。

我总是觉得，出镜主持风格和过日子是一样的，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崔永元和白岩松的风格都不是设计出来的，他的风格和他的经历、他的气质有很大的关系。

有人开玩笑说，看白岩松出来觉得出大事了，看小崔出来顿时就觉得没事了。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和强项，一个可能更轻松，一个可能更严肃。不可能让白岩松像崔永元一样，也不能让崔永元像白岩松一样。每个人的风格都是自然的流露，由来已久，可能从他的童年开始呈现出来了。

如果一个人的风格不是自然流露而是完全依靠设计，太技术性了吧，设计得不高明、蹩脚的，也能看到很多，那就是做作；设计得很高明的，风格也至多只能是一个辅助手段。

比如，对于某一个话题怎么谈，可能有的节目主持人会更温和一些，有的可能会更尖锐一些。如果说是主持节目，那我觉得不排斥设计走某种风格路线，但我还没有看到过某个新闻节目的出镜记者是靠设计的风格而成为好记者的。

张&刘：新闻节目中出镜记者的风格不应该过于突出，是因为风格的存在会限制其报道的类型吗？

王晓清：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每一个人都去做自己适合做的事情就好了。一般来说，新闻记者是比较百搭的，因为一个新闻出镜记者的个人特点不应该那么突出，他在报道一个事件的时候位于一个客体的位置，他所做的是提问，是让事件的主体、当事人能够凸显出来，他的角色类似于相声中的捧哏。

从我们《新闻调查》这个节目的形态设计上来说，出镜记者，少了他不行，但是新闻出镜记者其实就是代表观众、站在观众的角度去看，是这么一个眼睛，这么一个角色。和新闻事件、林林总总的信息、新闻事件的当事人比起来，出镜记者始终位于一个次要地位。如果我们在某个新闻节目里看到某个现场记者有特别强烈的风格，我觉得一定是哪儿出问题了，有点喧宾夺主的味道。

张&刘：从工种上来说，出镜记者和主持人是不同的。不过，普通观众不太清楚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和出镜记者的区别，你能说下对这两种角色差异的看法么？

王晓清：在中国，我们常说的主持人概念可能更多地是主持一个栏目或者一台晚会，他要去把握现场的流程、调节现场的气氛，他自己的表现也会成为节目的出彩点之一。另外，主持人的台本和发挥的范围相对会固定在这个节目之内。

真正的出镜记者，核心不是出镜，而是记者，他首先是一个新闻人，作为记者去提问，即使没有镜头在这里，他也是这样去问。

《新闻调查》这个栏目希望更强调记者和被访者的交流感，希望把双方的问答过程和气氛更完整地传达给观众，所以它使用了双机而不是单机，这时候出镜记者就出镜了，仅此而已。如果观众将出镜记者当作新闻节目的主持人，也没有错，但新闻节目的出镜记者应该记得自己不应该作为一个主角去表现自己。

做新闻需要对社会的理解、对人的认识、对问题的研究

张&刘：具体的因为什么契机到了《新闻调查》这个平台？

王晓清： 2006年，我为湖北电视台拍了一个叫《唐山地震三十年祭》的纪录片。拍完后，正好《新闻调查》也刚拍了关于唐山大地震的节目。我在北京和一位朋友交流的时候，她正好是《新闻调查》制片人张洁的朋友，她觉得我那片子还行，说晚上正好约了张洁去《新闻调查》办公室聊天，问我愿不愿意跟她一起去，给张洁看这个片子。

当时地方台的新闻工作者都知道新闻评论部这样一个地方，有一群真正热爱新闻的人，有一批电视新闻界最好的栏目，当然就想跟着她去看一看。到了《新闻调查》办公室，张洁看了这个片子觉得不错，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来这儿，这对我很有吸引力。

当时我说我需要回去考虑一下。回去之后，心里一直觉得想去，如果不去心里肯定会很遗憾，然后就下定决心去了。其实，这是挺偶然的机会，我不是一个特别爱规划的人，到了一个阶段遇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就去了。

张&刘：在你看来，做电视新闻的理想平台是怎样的？

王晓清：其实，我一向不太考虑平台的问题，我倾向于把“平台”替换为“环境”。环境是由你身边的人和合作伙伴组成的。如果能跟这群人合作默契，像朋友一样地沟通，在一个栏目组里面，对节目的价值观有共识，都能够为了这个集体去努力，并且个人在这个集体里也能够获得舒展就很好了。

所以，我更关心环境而不是平台。做任何事情都要和靠谱的人在一起嘛。

张&刘：你做新闻的持续动力是兴趣么？理想对于你的兴趣来说有什么意义？

王晓清：我做新闻的动力就是兴趣。

做新闻的人肯定对周围的人和事都有强烈的兴趣，希望去弄清楚更多的问题。通过做新闻这几年，它带给我很多的成长。有些东西经历过之后使我这个人与过去的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看到的一切，经历的一切，让我想得更多。在想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自己发现我对问题的认知和了解进步了，我自己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做新闻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工作，而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有一次采访一位社会学者，他说，知识的边界也就是无知的边界。当你知道更多的时候你才知道自己是无知的。我每次采访社会事件都会有一个新的发现，它会告诉我自己之前的一些成见是错的。

比如，在报道哈尔滨倒桥事件的时候，我认识到原来一个国家的桥梁设计标准和汽车工业标准和道路桥梁的交通法规都是一个配套体系，如果说不重视这个问题，这意味着如果不重视管理，即使所有的桥梁都遵循了桥梁建设规范，也可能会存在安全风险。当我发现这种新的知识或者打破了过去的某种成见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特别高兴。

我不太喜欢过度地强调新闻理想这种东西，太功利了。理想常常换一个角度看就是功利，就是说我要实现什么，我要做到什么，我要改变什么。如果说我努力了却改变不了，还做不做呢？我是要那个结果呢，还是觉得这件事我就得做呢？关键还是要有兴趣，觉得乐在其中，愿意做、好好做就是了，还需要实现什么理想呢。

有时候，理想会太强调最后的结果，让人忘掉手段，忘掉伦理，我觉得更强调底线会好一些。新闻的底线就是尊重事实，尊重他人，不管对方是谁。多谈点底线，少谈些理想吧。

【注】本文节选自《新闻的底线是尊重事实和他人——专访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编导王晓清》，全文详见于《转型与坚守·新媒体环境下深度报道从业者访谈录》南方日报出版社，2015年出版，作者分别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张志安、刘虹岑。

人物简介

王晓清，1976年出生，现任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编导、出镜记者。曾获中国新闻奖广播电视节目一等奖。在湖北电视台工作期间，作品《唐山地震三十年祭》获2006年度中国纪录片国际选片会十大纪录片奖。2006年加入央视《新闻调查》栏目，担任编导，后兼任出镜记者，主要作品有《被质疑的红十字》、《哈尔滨倒桥事故调查》、《睡在桥下的兄弟》、《当孩子离去》等。

《转型与坚守——新媒体环境下深度报道从业者访谈录》是一本作者与当下颇具影响力的各大报刊及网站的编辑、记者、主笔或创始人之间的访谈记录，主题均围绕着在新媒体强势发展的大形势下，深度报道应从哪些面向来做精做好。受访媒体计有《南方人物周刊》、《壹读iRead》、《财经》、《南都周刊》、《Newsweek》中文版、《新京报》、《广州日报》、《中国青年报》、搜狐新闻、腾讯大浙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