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位93岁老科学家站着，他立马“让座”！作者：《环球人物》记者许陈静郑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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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开始：

作者：《环球人物》采访人员许陈静郑心仪姜琨

他伸手扶住老人，邀请他坐到自己身边↓↓

两位老人执意推辞，领导一再邀请↓↓

最后，两位老人在领导身边坐下，全体代表们共同合影留念↓↓

看到这个场景，网友们十分感动↓↓既为总书记的这一举动，也为两位民族脊梁。

这两位，一位是绝壁凿水渠的村支书黄大发。来自黔北山区的他，用36年的时间干了一件大事：修水渠，让全村人喝上水。

而坐在领导身旁的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是我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今年已93岁高寿。

不久前，我们曾采访过黄旭华。

93岁的黄旭华每天早上准点走进办公室。他教我们辨认办公室里一胖一瘦两个核潜艇模型：“胖一些长一些的是中国第一代‘夏’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瘦一些短一些的是中国第一代‘汉’级攻击型核潜艇。我们都把核潜艇叫作‘三驾马车’——水下航海技术、水下机动核电技术、导弹装备，缺一不可。核就是‘三驾马车’之一。”

他口中的“我们”，是近60年前和黄旭华一起被选中的中国第一代核潜艇人，29个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一个甲子的风云变幻、人生沧桑，从头到尾、由始至今还在研究所“服役”的就剩黄旭华一个。“我们那批人都没有联系了，退休的退休，离散的离散，只剩下我一个人成了‘活字典’。”

“我不是不贪生怕死，但我必须一起深潜”

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航行。

有一天，艇上的艇长和政委找到黄旭华，他们做了3个月思想工作，但还是没有把握，有人写好了遗书，有人哼唱《血染的风采》，“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黄旭华第二天就带着几个技术骨干跟艇上的人座谈：“这样吧，我跟你们一起下去。”

一句话点炸了整个会议室。“总师怎么能下去？”“您冒这个险没有意义！”“您都64岁了，身体怎么受得了？”“这不行，绝对不行！”

面对群情激动，黄旭华拿出了科技人员的范儿：“第一，我们这次去，不是去光荣的，是去把数据拿回来的。第二，所有的设计都留了足够的安全系数。第三，我们复查了3个月，很有信心。”

其实，他心里比谁都绷得紧。这样的生死选择，没想到妻子李世英成了他的支持者。他和妻子是同事，在工作中相知相爱。她当然知道试验的危险性，说的却是：“你是总师，必须下去，不然队伍都带不好，没人听你的话。再说，你要为艇上人的生命负责到底。”黄旭华明白，妻子比他更紧张，她的平静，只是为了不动摇他的决心。

深潜试验当天，南海浪高1米多。艇慢慢下潜，先是10米一停，再是5米一停，接近极限深度时1米一停。钢板承受着巨大的水压，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极度紧张的气氛中，黄旭华依然全神贯注地记录和测量各种数据。核潜艇到达了极限深度，然后上升，等上升到安全深度，艇上顿时沸腾了。人们握手，拥抱，哭泣。有人奔向黄旭华：“总师，写句诗吧！”黄旭华心想，我又不是诗人，怎么会写？然而激动难抑，“我就写了4句打油诗：‘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一个‘痴’字，一个‘乐’字，我痴迷核潜艇工作一生，乐在其中，这两个字就是我一生的写照。”

“您当时不怕死吗？”

“怎么不怕！我不是不贪生怕死，我也贪生怕死的，但当时只有这一个选择，顾不得了。”

“那么多人哭了，您没哭吗？”

“没有，没哭，就是松了一口气：太好了，没出事！眼睛里有点湿润。”

千里之外，终于等来人艇平安消息的妻子李世英，泪如雨下。

玩具、算盘和磅秤

对于大国而言，核潜艇是至关重要的国防利器之一。有一个说法是：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铀块燃料，就可以让潜艇巡航6万海里；假设换成柴油作燃料，则需要近百节火车皮的体量。

黄旭华用了个好玩的比喻：“常规潜艇是憋了一口气，一个猛子扎下去，用电瓶全速巡航1小时就要浮上来喘口气，就像鲸鱼定时上浮。核潜艇才可以真正潜下去几个月，在水下环行全球。如果再配上洲际导弹，配上核弹头，不仅是第一次核打击力量，而且有第二次核报复力量。有了它，敌人就不大敢向你发动核战争，除非敌人愿意和你同归于尽。因此，《潜艇发展史》的作者霍顿认为，导弹核潜艇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

正因如此，1958年，在启动“两弹一星”的同时，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向中·央建议，启动研制核潜艇。中国曾寄希望于苏联的技术援助，然而1959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华时傲慢地拒绝了：“核潜艇技术复杂，要求高，花钱多，你们没有水平也没有能力来研制。”毛泽东闻言，愤怒地站了起来。赫鲁晓夫后来回忆：“他挥舞着巨大的手掌，说：‘你们不援助算了，我们自己干！’”此后，毛泽东在与周恩来、聂荣臻等人谈话时发誓道：“核潜艇1万年也要搞出来！”

黄旭华在核潜艇建造现场。

就是这句话，坚定了黄旭华的人生走向。中·央组建了一个29人的造船技术研究室，大部分是海军方面的代表，黄旭华则作为技术骨干入选。苏联专家撤走了，全国没人懂核潜艇是什么，黄旭华也只接触过苏联的常规潜艇。“没办法，只能骑驴找马。我们想了个笨办法，从国外的报刊上搜罗核潜艇的信息。我们仔细甄别这些信息的真伪，拼凑出一个核潜艇的轮廓。”

但准不准确，谁也不知道。恰好，有人从国外带回了两个美国“华盛顿号”核潜艇儿童玩具。黄旭华如获至宝，把玩具打开、拆解，发现玩具里排列着复杂的设备，和他们构思的图纸基本一样。“我当时就想，核潜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不需要神话尖端技术，再尖端的东西，都是在常规技术的基础上综合创新出来的，并不神秘。”

1985年，中国第一代核潜艇工程四位总师在某专项试验成功后合影，自左向右为：赵仁恺、彭士禄、黄纬禄、黄旭华。

如今回想那段岁月，黄旭华别有一份达观。他会笑着说，最“舒服”的是“文革”时下放养猪的那两年，白天与猪同食，晚上与猪同眠，但常有“访客”趁着月色来猪圈找他求教技术问题。他把图纸铺在泥地上，借着月光悄声讲解。告别时，“访客”会偷偷说一句：“明天要斗你，不要紧张，是我们几个来斗。”黄旭华很感动，忙说：“谢谢！”

“那是我人生中唯一轻松的时候，没什么责任，也没有负担，把猪养好就行了。”

“也没有牵挂吗？”

“有，我放心不下核潜艇。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造不出核潜艇，我死不瞑目。”

“为什么我连读书的地方都没有”

准确地说，黄旭华是把最好的年华隐姓埋名地刻在核潜艇上。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收到了中·央大学航空系和交通大学造船系的录取通知书。他想了想：“我是海边长大的，对海有感情，那就学造船吧！”

交通大学造船系是中国第一个造船系。在这里，黄旭华遇到了辛一心、王公衡等一大批从英美学成归国的船舶学家。辛一心比黄旭华大一轮，他留英时，在家书中写道：“人离开祖国，如螺旋桨之离水。以儿之思念祖国，知祖国必念念于儿也。”战火中，他赶回祖国，一面在招商局做船舶实业，一面在交通大学教课。正是辛一心教给了黄旭华那三条造船的规矩：“船不能翻，不能沉，要开得起来。”在黄旭华入选建造核潜艇的1/29时，辛一心却因积劳成疾，45岁英年早逝了。

黄旭华在交通大学造船系的恩师辛一心（1912年—1957年）。

王公衡授课则是另一种风格。当时，上海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黄旭华加入了“山茶社”。课间，他走到王公衡讲台边，恭敬地说：“王教授，我们‘山茶社’下午有活动，我向您请个假。”王公衡一听，故意拍桌训斥道：“班上的同学都让你带坏了！”吼罢，睁只眼闭只眼，默许了黄旭华的“胡闹”。新中国成立后，师生二人重逢，王公衡笑呵呵地说：“要不是解放了，你毕业考试都通不过我这关。”黄旭华连连向他道谢。

一代名师荟萃，成就了黄旭华这日后的火种。而“山茶社”的经历，则在他心中开出了另一条道路。在这个学生社团里，他口琴吹得极好，指挥也很在行，登台演进步话剧更是不在话下。但这些都比不上其他事情精彩：去南京请愿的“护校”运动中有他，掩护进步同学厉良辅逃跑的是他，躲过宪兵抓捕的还是他……终于有一天，“山茶社”一名成员找到他，问：“你对共产党有什么看法？”

黄旭华又惊又喜：“共产党在哪里？”

同学笑了笑：“我就是。”

多年后，黄旭华丝毫不以隐姓埋名为苦时，总会回忆起秘密入党的这段往事：“有人同我开玩笑，你做核潜艇，以后整个人生就是‘不可告人’的人生了！是的，我很适应，我在交通大学上学时就开始‘不可告人’的地下党人生了！”

时至今日，我辈年轻人在面对黄旭华时，很容易以为，像他这样天赋过人、聪明勤奋的佼佼者，是国家和时代选择了他。然而走近他才会懂得，是他选择了这样的人生。1945年“弃医从船”的选择，与1958年隐姓埋名的选择，1988年一起深潜的选择，是一条连续的因果链。

他一生都选择与时代相向而行。

学生时代的黄旭华。

是母亲的信箱，

是妻子的“客家人”

人生是一场“舍得”，有选择就有割舍。被尊称为“中国核潜艇之父”的黄旭华，他的割舍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从1938年离家求学，到1957年出差广东时回家，这19年的离别，母亲没有怨言，只是叮嘱他：“你小时候，四处打仗，回不了家。现在社会安定了，交通方便了，母亲老了，希望你常回来看看。

黄旭华满口答应，怎料这一别竟是30年。“我既然从事了这样一份工作，就只能淡化跟家人的联系。他们总会问我在做什么，我怎么回答呢？”于是，对母亲来说，他成了一个遥远的信箱号码。

黄旭华的母亲曾慎其。她从一本《文汇月刊》上才知道儿子的工作，几十年默默支持儿子的选择。（视频截图）

直到1987年，广东海丰的老母亲收到了一本三儿子寄回来的《文汇月刊》。她仔细翻看，发现其中一篇报告文学《赫赫而无名的人生》，介绍了中国核潜艇黄总设计师的工作，虽然没说名字，但提到了“他的妻子李世英”。这不是三儿媳的名字吗？哎呀，黄总设计师就是30年不回家的三儿子呀！老母亲赶紧召集一家老小，郑重地告诉他们：“三哥的事，大家要理解、要谅解！”

这句话传到黄旭华耳中，他哭了。

2014年5月，妻子李世英为黄旭华整理着装。

“试问大海碧波，何谓以身许国。青丝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河。磊落平生无限爱，尽付无言高歌。”这是2014年，词作家闫肃为黄旭华写的词。黄旭华从不讳言爱：“我很爱我的妻子、母亲和女儿，我很爱她们。”他顿了顿，“但我更爱核潜艇，更爱国家。我此生没有虚度，无怨无悔。”

黄旭华的办公桌上有张照片，照片上的他衬衣、领结、西裤，正在指挥一场大合唱。自从2006年开始，研究所每年文艺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都是他指挥全体职工合唱《歌唱祖国》。

“对您来说，祖国是什么？”

“列宁说过的，要他一次把血流光，他就一次把血流光；要他把血一滴一滴慢慢流，他愿意一滴一滴慢慢流。一次流光，很伟大的举动，多少英雄豪杰都是这样。更关键的是，要你一滴一滴慢慢流，你能承受下去吗？国家需要我一天一天慢慢流，那么好，我就一天一天慢慢流。”

“一天一天，流了93年，这血还是热的？”

“因为祖国需要，就应该这样热。”

写在文后

这一年，我们频频在写科技人员。都说科技人员难写，我们怎么写了这么多？原因只有一个：大国重器在井喷式进入公众视野，点燃了我们庸常生活里常告缺失的、纯粹的敬意。

和军人、外交官不一样，科技人员的舞台安静、理性，不会自带大气磅礴的背景，也缺乏跌宕起伏的情节。但在日积月累的安静与理性中诞生的大国重器，又走向了大气磅礴的舞台。哪一场惊心动魄，少得了它们和他们？

他们的讲述特别平淡、严谨。我们听着听着，却有流泪的冲动。

孙家栋，88岁，负责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设计工作，“北斗”和“嫦娥”的总设计师。他坐在沙发一角，手一直抓着一个巨大月球仪的轴，这个月球仪是按照嫦娥一号采集的数据绘制的：“我退下来，不再管天上的事，就做地上的事。现在骑的共享单车，就是靠天上的信号在导航。我往全国各地跑，告诉企业，你可以用美国的GPS，但还是我们的‘北斗’好！”

欧阳自远，82岁，和孙家栋一起搞“嫦娥”。他读书时学的地质，苏美登月刺激了他，假如我们也能往地球表面上飞，考查各种矿产搞地质，还用得着人像蚂蚁一样去爬山？嫦娥一号绕月成功时，他哭了。“我们从没去过月球，心里没底。嫦娥一号到了月球附近，要是飞了或者撞上了，那可前功尽弃。我和孙家栋坐立不安，嫦娥一号走了13天14小时19分钟，我就担心了这么久。最后说，月球抓住嫦娥一号了！再次确认，抓住了！哎呀，我俩抱起来就哭。”

黄大年，生命止于58岁，做的是最前沿的、利用海洋和航天移动平台进行地球深部探测。这涉及国家战略部署，西方对中国实行最为严格的技术禁运和封锁。2009年，黄大年归国，以一身破封锁，“能让某国航母演习整个舰队后退100海里”。临终前，他对自己带的研究生反复说：“你们一定要出去，出去了一定要回来；你们一定要出息，出息了一定要报国。”

程不时，87岁，幼时日本的飞机在头顶上投炸弹，他下决心要设计中国人的飞机。后来，他成了我国第一代大型喷气式客运机“运十”的副总设计师，跟着试飞员一起飞西藏。试飞成功了，缺钱，下马；转而跟美国麦道公司合作，麦道被波音并购，又下马。今年，中国第三代客运机C919试飞成功，满头白发的专家组成员程不时目送C919上天，然后回到那架没能投入商业生产的“运十”跟前，摸着飞机默默掉泪。

张利兴、朱凤蓉，夫妻俩都是75岁，去年才从新疆马兰基地回到上海老家。那是中国首座核试验基地，“八百里瀚海无人烟，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石头跑”。可是他们不说这些，他们只说，最大的难题是借不到资料，要坐一天汽车+三天四夜的火车去北京查资料。

科技人员都很平静，一点煽情的答案都追问不出来。“苦？不觉得，大家都是这样工作的。”“出名？没想过，搞科研的要出名干吗？”

我们真遇到过一个无名的科技人员，也是搞核武器的，是清华大学“学霸合唱团”团员符毓如的同事。“我就是守着两颗原子弹，原子弹做好了，我们保证需要用时随时可以用，保证万无一失。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小事。”

他们越平静，就越有一种穿透岁月、越过山丘的力量，直抵人心一角。这个角落能为《战狼Ⅱ》血脉偾张，就能为他们悸动不已。

“学霸合唱团”的团长、土木工程师刘西拉，77岁，引述了一段歌词：“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我——这就够了，我们感觉到了幸福，我们眼看着祖国走到了世界的中·央，我们参与了祖国的发展，这就够了。”

这是潜藏在中国民族性格里的另一种英雄气质——总是寂静无声，其实热血沸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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