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照放开的“旋转门” —我们的金融评级之经营牌照



孔祥  兴业研究分析师

何帆  兴业研究分析师

吕爽  兴业研究分析师

牌照放开的“旋转门” —我们的金融评级之经营牌照

牌照放开的“旋转门” —我们的金融评级之经营牌照

我国商业银行的牌照主要可以分为全国性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民营银行、外资银行等,各类牌照在经营区域和业务范围上存在差异。

经营区域上,前两者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经营,其他银行仅在部分区域内经营;业务范围上,农商行根据监管评级的不同,可以参与的资金业务的类型存在差异,外国银行分行参与我国境内居民的人民币业务存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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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类牌照数量来看,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超过1600家(不包括农村合作银行、农信社、村镇银行等银行业金融机构)。2003年,浙商银行成为第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此后,全国性商业银行牌照不再发放;城商行和农商行主要由原来的城信社、农信社、农村合作银行改组而来,其中,城信社已经全部完成改组,新成立的西藏银行和海南银行均为新发起设立,城商行已有134家,农信社仍在改组过程中,农商行数量已经超过1000家;民营银行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截止2017年6月底,银监会批复17家民营银行的筹建申请,其中15家民营银行已成立。

从行业的竞争格局来看,我国银行业由全国性银行占据主导地位,行业集中度较高,并且随着城信社和农信社的改组,行业集中度和银行平均规模进一步提升。截至2017年6月末,五大行和股份制银行的贷款占比达商业银行全部贷款的76%,城商行和农商行的贷款占比均在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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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银行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历了银行牌照的“先放开,再收紧”过程:牌照放开阶段,民营资本进入,银行数量快速增多,行业竞争加剧;牌照收紧阶段,新成立的民营银行又被大型银行兼并收购,行业集中度提升。同时,2000年之后,由于银行业零售业务竞争激烈、业务规模快速扩张,信用卡坏账风险爆发,引发“双卡风暴”。

1.20世纪80年代末:银行牌照放开

20世纪80年代以前,台湾地区对银行的设立采取特许机制,准入和监管机制都非常严格。20世纪80年代末,在金融自由化背景下,台湾地区开始放开存贷款利率;同时,由于原有的以公营银行为主的银行业结构,无法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台湾地区逐步开放银行牌照的审批。1991年至1992年期间,台湾监管机构批准了16家民营银行的设立申请。金融牌照的开放导致台湾的银行数量迅速增长,同业竞争加剧,但是银行的规模普遍偏小,市场占有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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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0年之后:银行牌照收紧



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台湾经济增速放缓,加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台湾银行业逾期贷款比例大幅攀升。新设立的民营银行由于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纷纷出现经营问题,在监管层的主导下,推动银行合并、发展领导型银行,一些民营银行被大型银行吸收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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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金融改革(2001-2004年)期间通过“金融机构合并法”和“金融控股公司法”,推动银行合并重组,并且允许金融混业经营,银行向综合化经营发展;允许成立金融控股公司。第二次金融改革(2004年-2010年)提出成立三家领导型银行并达到市场占有率10%以上的目标;减少“公股银行”(100%政府持股银行)和金融控股公司的数量。这一轮改革之后,台湾地区银行数量减少,而同时也因为“公股银行”和小规模的民营银行被兼并,出现了家族财团在银行业并购扩张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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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业务竞争激烈,引发“双卡风暴”。2000年之后,由于贷款逾期比例较高,银行的业务重点转向零售业务,大力发展信用卡和现金卡(低办理门槛,可以透支消费和提现的贷记卡),信用卡发卡量和信用余额快速上升,循环信用余额由1998年的1000亿新台币左右上升至2005年末的接近5000亿新台币。由于业务竞争激烈、规模扩张过快,导致业务门槛降低、客户群体下沉,最终爆发信用卡坏账风险,到2006年4月,信用卡逾期三个月比例攀升至3.38%(2011年以来,该比例在0.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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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各类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决定了其牌照价值。由于各类银行在具体业务上的监管限制和资源禀赋不同,经营模式也存在差异。例如,存款业务上,五大行和农商行的负债成本较低,与其网点的数量和区域分布有关;金融资产投资上,农商行能够投资的产品类型受监管限制;银行间市场交易方面,股份制银行的交易相对活跃、交易对手网络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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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而言,我国商业银行的整体竞争格局当前较为稳定,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数量维持不变,银行牌照的潜在的进入者主要是外资机构和民营股东。(1)从进入的动机上来看,外资机构看好我国金融机构的ROE盈利能力,民营股东更看好与实业资源的协同性,这决定了银行牌照价值获取的出发点差异。(2)从银行股东监管放开或收紧的被动因素上来看,一方面,对于外资机构,监管整体持鼓励对外开放的态度,11月9日,外交部发表声明,中方按照自己扩大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将大幅度放宽金融业,包括银行业、证券基金业和保险业的市场准入,我们认为,预计未来外资行可能在企业跨境投融资服务,以及金融市场业务(如投行业务、投资交易等)等方面存在业务优势;另一方面,规范同一股东控股的银行数量,11月16日,银监会对《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提到,同一投资人及其关联方、一致行动人作为主要股东入股商业银行的数量不得超过2家,或控制商业银行的数量不得超过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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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牌照管制的现状下,金融牌照仍是一个宝贵的财富,整体的牌照风险较小,但是要关注个别机构的牌照风险。例如,有些金融机构的陷入经营困境,“穷”的仅剩下牌照,如果放开准入的话,这类金融机构可能有较大风险;同时有的民营股东有较多金融牌照,未来有可能集中精力做一个,这样的话非核心牌照就有剥离和重评估的风险(当然接盘方的资质通常也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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