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斌：北宋诗人宗唐的真面目针对宋代诗人而言

针对宋代诗人而言，辉煌灿烂、光芒四射的唐代诗歌，历史地成为了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座艺术高峰。仰望着这座高峰，宋代的诗人们虽然大都想要登攀，想要逾越，却又多少感到有点力不从心，于是，他们一边尽情欣赏把玩，一边则将其作为师从的典范以待，并因此而使之成为了这一时期表现在文学方面的一种创作时尚。而且影响所及，使得一批金、元诗人也加入到了这一行列。所以，在由宋而元的408年（960—1368年）历史上，以崇尚唐诗为主流的诗歌创作，即构成了宋元诗歌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其中，尤以生活于北宋初始的一批诗人最为引人注目，这是因为，开“善学唐者唯宋”（黄宗羲语）之风气者，这些诗人乃为其滥觞。此后，在167年（960—1127年）的北宋文学史上，“善学唐”的风气不仅遍及了整个诗坛，而且连当时的词学界也蔚为壮观。对于北宋词人乃至南宋词人对唐代诗歌的接受史况，拙著《唐宋词史论稿》[1]曾进行了不同程度之考察。因此，本节主要从接受史的角度，就北宋诗人的宗唐之况作一具体论析。

一、北宋诗人宗唐的基本概貌

对于北宋诗歌的发展史况，研究者一般都是将其分为初、中、后三个时期，如许总《宋诗史》即属如此。这一分期，虽然不是着眼于“诗史内部流变的角度”进行划分的，但其却具有简明、清晰等特点。而且，这种三分法对于各个时期诗人们创作活动的考察与梳理，也是较为科学与便利的。为便于对北宋诗人“善学唐”情况的具体把握，下面亦以此三期为准进行观照。

（一）北宋初期。这一时期主要是指赵宋开国的建隆元年（960年）至乾兴元年（1022年）的62年，其间历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在这62年的宋初诗坛上，最为引人注目的，自然是活跃于当时诗坛的三个力主宗唐的诗歌流派，其即为宋末元初诗论家方回在《送罗寿可诗序》一文中所说的“白体”、“西崑体”与“晚唐体”。这三个诗人群体，共有诗人约60人（详下）左右，在前后60年的时间里，其或学白居易（白体），或学贾岛、姚合（晚唐体），或学李商隐（西崑体），由于当时学者之众，遂蔚成风气，而使得宋初诗坛成为了辉煌唐诗的一种继续与延伸。方《序》说：“ 诗学晚唐，不自四灵始。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崑体、晚唐体。白体如李文正（昉）、徐常侍昆仲（徐铉、徐锴）、王元之（禹偁）、王汉谋（奇）；崑体则有杨（忆）、刘（筠）《西崑集》传世，二宋（庠、祁）、张乖崖（咏）、钱僖公（惟演）、丁崖州（谓）皆是；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寇准）、鲁三江（交）、林和靖（逋）、魏仲先父子（野、闲）、潘逍遥（阆）、赵清献（抃）之祖（湘）[2]。凡数十家，深涵茂育，气势极盛。”[3]

方回生活的年代，距北宋初期大约为250年左右，其于《序》中之所言，应是对当时诗坛状况的如实之描绘。这是因为，在方回之前，许多南宋诗话类著作中已有类似记载，其中如蔡居厚《蔡宽夫诗话》、司马光《温公续诗话》、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严羽《沧浪诗话》、释文莹《湘山野录》，以及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等，即均对王禹偁等宋初诗人的宗唐之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记载。方《序》之后，胡应麟《诗薮》、杨慎《升庵诗话》、王鏊《震泽长语》、刘载熙《艺概》、叶燮《原诗》等明清诗话类著作，也曾对此进行了程度不同之记载。而纪昀于《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为诗人赵湘《南阳集》所撰写的“提要”中，还曾对方回《序》文之说进行了如下的复述：“案元方回作罗寿可诗序，称宋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崑体、晚唐体。其晚唐一体，九真最迫真。寇莱公、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祖凡数家，深涵茂育，气势极盛。“[4]纪昀是清代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并曾任《四库全书》的总编纂官，其于《南阳集》“提要”中对方回《序》文内容进行复述的举措，所体现的是方回在其《序》文中之所言，乃为确凿可靠之事实。而这一事实的存在，所充分表明的是“白体、崑体、晚唐体”三个诗派之于北宋初期，不仅为王禹偁等26人（如果将《西崑酬唱集》中的全部唱和诗人一并算上，共为41人）“善学唐”的具体反映，而且还使得这一时期的诗坛与中晚唐“承流接响”达60馀年之久。

在上述三派诗人中，仿学“白体”的一派诗人，又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以徐铉等人为代表的“唱和”派，其二是属于王禹偁式的“放达”派。对于前者，徐铉《骑省集》中大量“和韵”、“步韵”之诗的存在，即足可说明这一点；而后者，则有林逋《读王黄门诗集》之“放达有唐惟白傅，纵横吾宋是黄州”诗句可以证实。值得注意的是，王禹偁学“白体”，既有属于“放达”甚至是“纵横”的一面，又曾有“日以诗什唱酬”（《宋史·罗处约传》）的另一面，并曾主盟学“白体”的诗人于“一时”，对此，《蔡宽夫诗话》乃有载：“国初沿袭五代之馀，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5] “王黄州”即王禹偁。此外，王禹偁的“善学唐”，还表现在“敢期子美是前身”方面，即虚心向杜甫学习，《小畜集》中《前赋春居杂兴二首间半岁不复省视因长男嘉祐读杜工部集见语意颇有相类者咨于予且意予窃之也予喜而作诗聊以自贺》一诗，以及《蔡宽夫诗话》卷下于此亦均有记载，不具引。又其《赠朱严》诗云：“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不仅学杜甫，而且还学李白。这说明，王禹偁的宗唐，是在有意识地扩大其学习之范围的。

（二）北宋中期。由北宋初期而历宋仁宗、宋英宗二朝，为文学史上的北宋中期，其间虽然只有44年（1023—1067年），但却是一个名家众多、成就非凡的时代。仅就诗人以言，如石延年、苏舜钦、梅尧梅、欧阳修、王令、韩维、司马光、王安石[6]等射雕手，其创作活动就都是兴盛于这一时期的。作为诗人，苏舜钦等人在诗歌创作方面尽管是成就各具，而且几乎是普通地反对盛行于初宋的“三体”诗风，但他们却又都在宗唐中经营着各自的诗歌。这些诗人宗唐，主要是与中唐韩愈、孟郊一派的关系甚为密切（也有兼及盛唐李白、杜甫等人的，但非主流），以致形成了宋代诗歌史上的又一类宗唐面目。对此，梅尧臣《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一诗已曾涉及，其云：“退之昔负天下才，扫掩众说犹除埃。张籍卢仝斗新怪，最称东野为奇瑰。当时辞人固不少，温费纸扎磨松煤。欧阳今与韩相似，海水浩浩山嵬嵬。石君苏君比卢籍，以我拟郊嗟困摧。”[7]梅尧臣与欧阳修等均颇具交谊，其于诗中言及他本人（学孟郊）与欧阳修（学韩愈）、石延年（学卢仝）、苏舜钦（学张籍）“善学唐”的情况，应该是完全可以相信的。正因此，故清人吴之振于《宋诗钞·欧阳文忠诗钞》所撰欧阳修小传中说：“其诗如昌黎，以气格为主。”类此之评者，另有张戒《岁寒堂诗话》、刘载熙《艺概》、叶燮《原诗》、王渔洋《古诗选·凡例》等。而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一方面“与韩相似”，一方面则又“学李白”，对此，时人与后人已多所言及，如苏轼《居士集叙》即云：“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8]又，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欧阳公学退之，又学李白。”[9]检读《宋诗钞·欧阳文忠诗钞》，其中有《太白戏圣俞》一诗，其题“一作《读李白集效其体》”，可见，苏轼、张戒之说，均可信实。

石延年（994—1041年）字曼卿，集以字名，苏舜钦《石曼卿诗集序》言其诗云：“曼卿之诗，又特振奇发秀。……独以劲语蟠泊，会而终于篇，而复气横意举，洒落章句之外，学者不可寻其屏阈而依倚之，其诗之豪者欤。”[10]又，欧阳修有《哭曼卿》诗一首，其中有云：“作诗几百篇，锦组联琼琚。时时出险语，意外研精粗。穷奇变云烟，搜怪蟠蛟鱼。”[11]二者合勘，可知其所言之“振奇发秀”、“劲语蟠泊”、“气横意举”、“时时出险语”、“穷奇变云烟”云云，正是韩愈、孟郊诗派的典型艺术特征。

苏舜钦（1008—1048年）与梅尧臣（1002—1060年）齐名，时称“苏梅”。苏舜钦作诗除“比”张籍外，也曾学孟郊，这从其集中的《长安春日效东野》一诗，即略可窥获之。此外，苏舜钦还曾专学杜甫诗中的“吴体”，对此，《后村诗话·前集》卷二、吴之振等《宋诗钞·沧浪集钞》所撰苏舜钦小传等，乃均有记载，兹不具引。梅尧臣的“善学唐”，上引《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一诗自称为“拟郊”，表明他亦是以韩愈、孟郊一派为主要师从对象的，而其中的《余居御桥南夜闻祅鸟鸣效昌黎体》一诗又可证之。但据严羽《沧浪诗话》、朱弁《风月堂诗话》、陈衍《石遗室诗话》等的记载，可知梅尧臣还曾“早年专学韦苏州”，“用意命笔多本香山”，并曾多“学唐人平淡处”。梅尧臣“专学韦苏州”，其《寄滁州欧阳永叔》一诗乃有自叙：“昔读韦公集，固多滁州词。烂漫写风土，下上穷幽奇。”而其“用意命笔多本香山”者，并非是如宋初“白体”诗人那样，以“小碎篇章”相互唱和，而是对“香山体”精神的一种继承。此则表明，梅尧臣在宗唐方面，是颇具杜甫“转益多师”之遗风的。

王令（1032—1059年）现存诗歌480多首，是一位专以“学韩、孟”一派为能事的诗人。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三在对王令《广陵集》撰写的“提要”中说：“令才思奇异，所为诗磅礴奥衍，大率以韩愈为宗，而出入于卢仝、李贺、孟郊之间。”[12]韩维的宗唐，从其集中《读杜子美诗》之对杜甫的推崇备致可知，乃是受杜甫的影响甚深的，但从此诗与韩愈《题杜子美坟》一诗语意相近这一点看来，则其又是与韩愈不无关系的。

王安石（1021—1086年）与司马光（1019—1086年），在政治上的识见虽然迥然有别，但于宗唐方面则基本一致。王安石的宗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尽假唐人诗集”，其二为“皆步骤”杜甫。对此，《宋诗钞》于《临川诗钞》所撰作者小传乃有载，其云：“安石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畜。后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悟深婉不迫之趣。然其精严深刻，皆步骤老杜。”[13]王安石学杜，不仅其集中的《杜甫画像》一诗可以证实，而且后人也多所言之，如许印芳《律髓辑要》认为“荆公诗炼字、炼句、炼意、炼格，皆以杜为宗”云云，即为其例。另据《升庵诗话》卷十二“半山用王右丞诗”条，知王安石尚学王维。司马光虽以馀事作诗，但他却特爱杜甫其人其诗，以至于在《温公续诗话》中作出了“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的认识，并以《春望》为例进行了评说，认为“他皆类此，不可遍举”。[14]

（三）北宋后期。在北宋后期约60年（1068—1127年）的历史上，以苏轼、黄庭坚为诗坛代表（含“苏门四学士”与江西诗派）的“苏黄派”，不仅构成了此期一个强大的宗唐诗人阵营，而且影响所及，还关联着南宋初期的部分诗人，因为宋室南渡后，其中如吕本中、陈与义等人，也随之加入到了南宋诗人的行列。

苏轼（1037—1101年）崇尚唐人唐诗，重点表现在对李白、杜甫、韩愈等盛、中唐诗人的学习方面，对此，前人与今人均论之甚夥，前人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刘辰翁评点苏诗（见《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一书）、杨慎《升庵诗话》、许学夷《诗源辩体》、方东树《昭昧詹言》、吴之振等《宋诗钞》等，即皆曾涉笔言之。今人论苏轼与李白、杜甫、韩愈三家之关系者，则有姜书阁《诗学广论》、许总《宋诗史》、韩经太《宋代诗歌史论》、程千帆等《两宋文学史》、莫砺锋《唐宋诗论稿》等，其中虽有持否定意见者（如《诗学广论》），但皆认为苏轼之宗唐主要表现在崇尚李、杜、韩三家者，则乃为共识。

在“苏门四学士”中，秦观（1049—1100年）、晁补之（1053—1110年）、张耒（1054—1114年）三人，因受苏轼的影响，其诗亦以宗唐而知名。张耒学唐，时人与后人多言之，如周紫芝《竹坡诗话》即云：“本朝乐府，当以张文潜（耒字文潜）为第一。文潜乐府刻意文昌（唐诗人张籍），往往过之。”[15]而上引方回《送罗寿可诗序》亦有云：“张文潜自然有唐风，别成一宗。”又《石林诗话》云：“顷见晁无咎举文潜‘斜日两竿眠犊晚，春波一顷去凫寒’，自以为莫及。又云：文潜《过宋都》诗‘白头青鬓隔存没，落日断霞无古今’，气格不减老杜。”[16]此则表明，张耒不仅学张籍，也学杜甫。秦观的《淮海词》多游刃于唐诗之中 [17] ，其诗亦大抵如此。《宋诗钞·淮海集钞》中有《拟韩退之》、《拟孟郊》、《拟韦应物》、《拟杜牧之》、《拟白乐天》等五诗，以及《淮海集》中著名的《论韩愈》等文，即是秦观“善学唐”的最好表白。晁补之宗唐，诗话家虽论之者微，但从其《谒岱庙即事》中之“有志类韩愈”等诗句可知，其受韩愈的影响也是较为明显的。

黄庭坚（1045—1105年）既曾名列“苏门四学士”之首，又曾与苏轼并称为“苏黄”，更曾自立宗派而成为江西诗派的领袖人物。据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六，知江西诗派在师法方面，是“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为一祖三宗”的[18]。此则表明，江西派诗人是普遍以杜甫为其宗唐之对象的。而黄庭坚学杜，不仅《宋史》本传有“其诗得法杜甫”之记载，而且其集中的《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老杜浣花溪图引》等诗，亦可藉之以见其端倪。另据黄庭坚《宿山家效孟浩然》、《题李白诗草后》等诗文，以及叶燮《原诗》卷一的记载，可知黄庭坚还曾向孟浩然、李白、韩愈等诗人学习。

二、北宋诗人宗唐的主要形式

上文的考察，虽然是以文学史家经常论及的诗人为对象的，但其结果却表明，北宋一代的诗人们几乎无不是与宗唐有着千丝万缕之联系的。这种事实的存在，充分反映的是唐人唐诗对于北宋诗人的深刻影响，以及其不断向唐诗这座宝库汲取艺术养份的历史真实。北宋诗人学唐，其形式不仅多种多样，而且也别具一格，综而言之，则重点表现在五个方面，下面分而述之。

（一）别集整理。大凡认真研读过唐诗的读者都不难获知，唐代诗人虽然大都不是为了想成为诗人而写诗，但他们却几乎都有着极为强烈的“立言”愿望，即都希望能在有生之年将自己的诗稿编成一部或者几部诗集以传世。典型者如李白一生曾将诗稿三次托人编集，漂泊湖湘时的杜甫随身携带最重要的物件就是他的诗稿，而元稹与白居易则都是在生前就为自己的诗稿编好了集子的两位诗人，凡此种种，均表明了唐代诗人对于自己诗集镂版梓行的特别看重。但尽管如此，当历史行进到赵宋王朝时，由于长期的战争等方面的原因，已编成的唐人诗文集在当时流传者却甚微。于是，一场以诗人、学者为主的对唐人诗文集进行编辑与整理的文化之战，即因此而在北宋初期拉开了序幕，闻名于学术史上的“千家注杜”，也即因此而肇始。北宋时期对唐人诗文集的编辑与整理，现可考者，主要有杜审言、李白、杜甫、韦应物、颜真卿、韩愈、柳宗元、孟郊、卢仝、元稹等人的集子，而参与编辑整理的重要诗人与学者，则有柳开、穆修、曾巩、欧阳修、孙仅、苏舜钦、刘敞、王安石、乐史、宋敏求、留元刚、沈侯、王钦臣、王琪、韩琮、王洙、王彦辅、沈晦、赵颜清、洪适、胡如埙等人。[19]其中，对李白集（即《李翰林集》）进行编辑整理者，有乐史、宋敏求、曾巩三人；对杜甫集（即《杜工部集》）进行编辑整理者，有孙仅、苏舜钦、王洙、刘敞、王安石、王琪、王彦辅六人；对颜真卿集（即《颜鲁公集》）进行整理者，有沈侯、宋敏求、留元刚三人；对韩愈集（即《昌黎先生集》）进行编辑整理者，有柳开、穆修、欧阳修三人；对柳宗元集（即《柳河东集》）进行编辑整理者，有穆修、沈晦二人；对韦应物集（即《韦苏州集》）进行编辑整理者，有韩钦臣、韩综二人。而以一人之力编辑整理唐人诗文集最多者，则有宋敏求（李白集、颜真卿集、刘禹锡集、孟郊集）、穆修（韩愈集、柳宗元集）等人，仅此，即可窥知北宋一代编辑整理唐人诗文集之大概。苏舜钦、曾巩等人对李白、杜甫等唐人诗文集进行编辑整理史况的存在，既是整理者雅好李白等唐代诗人诗歌的一种具体反映，又为当时的文学遗产抢救工作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而或此或彼，都是值得肯定与称道的。

（二）选集编选。宋人编选唐人诗文总集，从宗唐的角度讲，其作用与功能大致有三：一是藉以体现各自的诗学主张与审美倾向；二是标榜对“文选学”优良传统的继承；三是尽可能满足宗唐者的唐人读本之要求。正因此，故自五代入宋的姚铉编《唐文粹》始，选编、刻印唐人诗文总集便成为一时之风气，其中最具代表性者，即为宋昉等人编纂的大型文学总集《文苑英华》。《唐文粹》与《文苑英华》在当时虽然颇具影响，但其却均为诗、文合刊本，此于专门雅好唐诗的北宋诗人来说，显然是有所不便的。所以，王安石在“为三司判官”时，即据宋敏求“家藏唐诗百馀编”之实际，而编成了北宋的第一部唐诗选集，这就是规模为整二十卷的《唐百家诗选》。该书共选取唐诗人一百零四家，诗一千二百馀首，以诗人的时代先后为次序进行编次。由于此书对李白、杜甫等大诗人的诗一首未收，未久王安石又编选了《四家诗选》一书，其中的“四家”之所指，依序为杜甫、欧阳修、韩愈、李白四人。从宗唐的角度言，此书在编选上表现出了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一是重点突出了杜甫在唐诗史上的地位，其二是将欧阳修的诗歌编入其内，开后人将唐宋诗合选并刊之先河。王安石这两种“诗选”的问世，给当时的文学家以极大影响，于是，编选唐诗选本即因此而在北宋中后期形成了一种高潮，如《唐五言诗》、《唐七言诗》、《唐贤诗苑》、《唐诗主客集》、《唐名僧诗》、《唐诗该》、《唐杂诗》、《唐省试诗集》、《唐诗续选》，以及杨潘《唐百家诗选》等，即皆问世于这一时期。当这些唐诗选本以写本或刊本的形式流向社会时，就等于是为那些宗唐的诗人们提供了一份优秀的唐诗读本，这对于促进与推动当时诗人们的宗唐，显然是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的。

（三）唐集校注。北宋对唐人作品集的校注，一般来说，校与注大都是分开进行的，这一实况表明，此期的校注，尚未能步入校注的成熟阶段。但尽管如此，校注者所取的态度却是极值称道的，如欧阳修于韩愈《昌黎集》的校勘即为其例。据《记旧本韩文后》一文的记载，可知欧阳修校勘《昌黎集》，乃始于他24岁进士及第后“官于洛阳”之时，此后“凡三十年间，闻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后卷秩不足，今不复补者，重增其故也”[20]。以三十年的时间和精力对韩愈集进行“求而改正之”者，这在韩愈研究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仅此，即可见出欧阳修校勘《昌黎集》的谨严态度之一斑。另据仇兆赘《杜诗详注》引《吴郡志》之载可知，王琪于杜甫集乃是“雠校素精”（一说“精校”者为王洙，见《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杜工部集》二十卷之“案”语），待牧守吴郡之时，即将其刊刻成《杜工部集》二十卷行世。王琪“俾公使库镂版”的这一《杜工部集》二十卷本，大约由于“雠校素精”的原因，而“成为以后一切杜集的祖本”[21]。而为后人所称道的“千家注杜”，即是以这一“祖本”为底本进行各种形式、各种内容之注释的。“千家注杜”之所以能兴起于北宋，究其原因，主要是与当时“学者争言杜诗”的实况密切相关。据现有资料，北宋时期可考的杜诗注本，主要有托名为王洙注的《杜工部集》三十六卷本，“鲍慎由钦止注”本（俱见元好问《中州集》卷二），王彦辅《增注杜工部集》四十六卷本（见《集注杜工部诗姓氏》），伪“东坡注杜诗”（《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九）等数种。这些注释本的镂版行世，既满足了当时“争言杜诗”的“学者”关于杜诗读本的要求，又丰富了“杜诗学”的具体内容，一石二鸟，作用大焉。

（四）诗话评说。宋代是诗话勃兴与繁荣的时代。诗话类著作的特点，主要在于能“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22]，所以，当时的诗人、学者大都喜欢以这种形式去品评诗人，谈论诗艺，探讨源流，以至于比较优劣高下等。北宋诗人的诗话著作，今存见者有欧阳修《六一诗话》、苏轼《东坡诗话》、司马光《续诗话》[23]等少许几种。欧阳修与司马光，如上所述，都以“善学唐”而著称，故二人在这两种诗话著作中，共言及了唐五代近30位诗人之多，其中如王之涣、王维、李白、杜甫、刘长卿、元稹、白居易、韩愈、孟郊、贾岛、姚合、李贺、温庭筠、王建、、韩偓、李煜等人，不仅均为唐代成就各具、影响深远的诗人，而且大都属于北宋诗人的师学对象。二人对这些唐代诗人诗作的品评，或“辨句法”，或“备古今”，或“正讹误”，等等，虽然认识不尽相同，但于当时诗人们的宗唐来说，无疑是会起到一种指导性或者引领性的作用的。

（五）序跋品评。北宋诗人以序跋等小品文品评唐人的诗歌，并从中总结其创作经验，是其表现在宗唐方面的又一种形式。北宋诗人究竟写了多少这方面的序跋，这虽然是迄今为止谁也不曾弄清楚、且谁也难以弄清楚的，但以《宋金元文选》一书的“北宋”部分所收与此相关的34篇序、书文度之（该书“北宋”共收序、书71篇），则北宋诗人多喜欢在这类文章中言谈、品评唐人诗歌者，即可肯定。其中如田锡《贻陈季和书》、柳开《昌黎集后序》、姚铉《唐文粹序》、范仲淹《唐异诗序》、石介《上赵先生书》、晁补之《海陵集序》等文，即先后对元结、李白、杜甫、张谓、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吕温、孟郊等人进行了不同程度之品评。而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一文中的“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云云，即成为了北宋诗人于序跋中品评唐人之作的经典性认识。其他如苏轼在《王定国诗序》中对杜甫的评价，田锡在《贻宋小著书》中以“豪健”评李白、“雅丽”评张谓、“高深”评韩愈、“精博”评柳宗元等，其认识不仅颇具特点，而且甚为中的。这类品评，所面对的虽然都是品评者的友人等，然而从传播学的角度进行审视，其于当时的宗唐者而言，也是不无影响的。

三、宗唐在北宋诗歌中的表现

北宋诗人通过上述之种种举措与努力，不仅从唐诗这座艺术高峰中学习到了许多有关唐人的创作经验，而且还将其具体落实到了各自的诗歌创作之中，于是，与唐诗特别是盛、中、晚三唐诗歌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宋诗，即因此而兴盛于整个北宋诗坛。正因此，如苏舜钦、梅尧臣、王安石、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一批卓有成就的大家与名家，在他们的诗歌中也能看到一些极为明显的唐诗影子。至于其他诗人，则其诗歌中的唐诗影子就更为清晰与明显了。而这些清晰明显的影子，尽管多停留于诗歌的形式与技巧方面，但其所反映的却是北宋诗人因“善学唐”而获得的一种艺术成就。这一实况表明，北宋诗歌在诗歌史上虽然有着其独特的地位，然而其却是在唐诗的影响之中逐渐发展与繁荣的。而此，即涉及到了宗唐在北宋诗人创作之中的具体表现。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二于潘阆《逍遥集》所撰的“提要”之中，曾经这样写道云：“王禹偁、柳开、寇准、宋白、林逋诸人皆与赠答，盖宋人绝重一时也。”[24]这说明，北宋之初诗人们的互为唱和乃是甚为普遍。而欧阳修《借观五老诗次韵为谢》的“闻说优游多唱和，新篇何时尽看传”两句之所写，又可为之佐证。正是由于这一风气的使然，才使得苏轼集中“次韵者几三之一”[25]。综观北宋诗人的唱和诗，可知其既有一般性的“和韵”诗，又有特色独具的“步韵”（“次韵”）诗，更有如《西崑酬唱集》这样的“唱和”专集，真可称得上是形式多样。作为诗歌的品类之一，“和韵”诗在初唐虽已出现，但“步韵”诗则肇始于中唐元和时期，并因元稹、白居易等人的酬唱而名动一时，至晚唐皮日休、陆龟蒙与韩偓、吴融时期，乃形成高潮，“于是天下翕然，顺下风而趍”。对此，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八之《皮日休》已曾言及。北宋诗人的宗唐，如上所言，主要是以盛、中、晚三唐诗人为师学对象的，所以其唱和诗“顺”这一时期“下风而趍”者，则是无可怀疑的。而值得注意的是，诗人们在互为唱和之时，又因“慕唐白乐天九老会”而举行种种诗酒盛会，如著名的“洛阳耆英会”即为其代表。据王关之《渑水燕谈录》的记载，当时参加“洛阳耆英会”的诗人共有十三人之多，其中，作为“名臣派”诗人代表的司马光，不仅将这些诗人所赋诗编为《洛阳耆英会诗》一集，而且还为之写了一篇序文。在北宋诗人中类此者，尚有以韩维为代表的“八老会”等。由《西崑酬唱集》到“林逋诸人皆与（潘阆）赠答”，再由韩维《八老会》诗到司马光之《洛阳耆英会诗》等，北宋诗人们对于唱和诗的雅好与创作，仅此即可见其一斑。其虽源于唐人唐诗，却又是有甚于唐人唐诗的。

对唐诗中众多创作经验的师法，是北宋诗人于诗歌艺术实践中宗唐的又一具体表现。唐代诗人通过不断艺术实践所总结出来的种种创作经验，对于北宋诗人来说，其无疑是一座既丰富而又致用的艺术宝库，因此，他们即根据各自的创作个性而从中各取所需，如句法、章法、声律、典故、诗眼、体式，乃至诗风、意象等，不一而足，对此，时人与后人均多有记载。如《宋史·文苑传》之“国初，杨忆、刘筠犹袭唐人声律之体”，吴之振《宋诗钞·欧阳文忠诗钞》之欧阳修学韩愈诗是“以气格为主”，《唐子西语录》之王安石“得子美句法”，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五之黄庭坚“学老杜所谓拗字吴体格”，以及黄庭坚于《答王子飞书》中称道陈师道“作诗渊源得老杜句法”，等等，即有助于我们对此之认识。此则表明，北宋诗人在唐诗这座宝库中，无不是在尽情地汲取其艺术养分以为己用的。不仅如此，当北宋诗人们从唐诗中获取了种种作诗之法后，还曾指点后学也一如他们那样去师法唐代诗人，如黄庭坚在《与徐师川书》中就曾这样写道：“诗正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经术未深，读老杜、李白、韩退之诗不熟耳。”[26]这既是黄庭坚宗唐的夫子自道，又以之为后学者指明了一条如何作诗的路途：即“探经书”要“深”，而使之“深”的唯一法门，就是熟“读老杜、李白、韩退之诗”。类此者，无论是北宋诗人的诗文还是后人的诗话类著作，所载者亦均甚多。黄庭坚这种具有“言传身教”性质的作诗指导之法，对于后学者而言，显然是可以获得收益良多之效果的。而此，仅为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以黄庭坚《与徐师川书》之所载，合勘苏轼与“苏门四学士”之关系，可知北宋诗人之宗唐，乃是代有传人的。

北宋诗人宗唐的另一值得注意的具体表现，就是继中唐元稹、白易居之后，创作了一批数量可观的乐府诗，从而为乐府诗史的续写作出了重要贡献。不仅如此，诗人们还曾自觉地学习白居易新乐府的忧国忧民精神，创作了不少直面社会现实的诗篇，如曾主盟“白体”于一时的王禹偁，其现存的乐府诗即大都具有这一特点，而《宋史》本传载其“为文著书，多涉规讽”[27]者，亦正与此互为扣合。被欧阳修在《梅对俞墓志铭》中称为“辞非一体”的梅尧臣，也与王禹偁一样创作了不少乐府诗，且在类别上既有如《田家》、《田家语》等新题乐府，又有如《猛虎行》之类的旧题乐府。梅尧臣的这两类乐府诗，就其思想内容而言，诚如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所评价的那样，乃是对“白居易新乐府精神”的一种继承。其他如孔武仲《车家行》、《高台歌》、苏轼《吴中田妇叹》、文同《织妇怨》等乐府诗，亦多与“白居易新乐府精神”相关联。而北宋诗人的另一类乐府诗，如欧阳修《紫石屏歌》、《吴学士石屏歌》、《送张屯田归洛歌》、《答谢景山遗古瓦砚歌》等，主是师法李白乐府诗的结果。这两类师法有别、风格各异的乐府诗之存在，所反映的是北宋诗人们的乐府诗，在其发展史的王国里，乃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

注释：

[1]王辉斌《唐宋词史论稿》，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

[2]方回此文，载《桐江续集》卷三十二，其中的“鲁三江”、“赵清献之祖”，原作“三交”、“赵清献之祖”，此据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第1页第2条注释之考证所改。具体可参见该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次印刷本。

[3]方回《送罗寿可诗序》，陶秋英《宋金元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99页。

[4]纪昀《四库总目提要》卷一五二，中华书局1965影印本。第1307页。

[5]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卷下，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99页。

[6]对于以上诗人的创作分期，许总《宋诗史》将王安石归入北宋后期，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则将王安石、曾巩等人归入北宋中，二者异。又，孙望、常国武主编《宋代文学史》虽然也曾将王安石与曾巩、司马光归入北宋后期，但于第十一章的开首却又认为苏洵、曾巩、司马光三人都是北宋中期“业绩卓然的诗文名家”。此外，是书既曾于《目录》中将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三人排列于北宋后期，又曾在第一章《总论》中将这三人归类于北宋中期，使之前后矛盾。本文从《两宋文学史》。

[7]梅尧臣《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宋诗钞·宛陵诗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71页。

[8]苏轼《居士集叙》，《苏东坡全集》卷二十四，北京中国书店1986影印本。第314页。

[9]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52页。

[10]苏舜钦《石曼卿诗集序》，《苏舜钦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165页。

[11]欧阳修《哭曼卿》，《宋诗钞·欧阳文忠诗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8页。

[12]纪昀《四库总目提要》卷一五三，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1325页。

[13]吴之振《宋诗钞·临川诗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64页。

[14]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8页。

[15]周紫芝《竹坡诗话》，《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4页。

[16]此据许总《宋诗史》第三编第三章第三节转载，《历代诗话》本之叶少蕴《石林诗话》卷上所载，与此稍异。

[17]具体参见王辉斌《秦观词并非少故实》一文，载《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4期。第62页—第64页。

[18]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六，北京中国书店，1990影印本。第5页。

[19]具体参见傅明善《宋代唐诗学》，北京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第45页。

[20]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陶秋英《宋金元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

[21]万曼《唐集叙录·杜工部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1页。

[22]许顗《彦周诗话》，《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78页。

[23]托名为尤袤的《全唐诗话》，一说为北宋人著作，一说为南宋人著作，因未有定论，故本文不予言之。

[24]纪昀《四库总目提要》卷一五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06页。

[25]王若虚《滹南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15页。

[26]转引自傅明善《宋代唐诗学》，北京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页。

[27]脱脱《宋史》卷二九三《王禹偁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799页。

（本文原载黄山书社2011年版《宋金元诗通论》第一章第一节，第2—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