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得不到诺贝尔奖,村上春树的书卖得越好
北京时间10月5日,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结果揭晓,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获奖,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又一次输了。然而出版社从业人员却似乎很高兴,因为在他们心里村上作品的热度正归咎于他的长期陪跑,“也许(他)得了奖就到了顶峰,一切就会开始回落了。”
“村上又来了!”
2016年11月的最后一天,当姚东敏在《朝日新闻》上看到日本新潮社宣布村上春树新小说将在2017年2月出版的消息时,心里不由暗叹一声。她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以下简称“上海译文”)负责日本文学出版方面的工作,从2010年开始,村上春树就是她最重要的作者之一。
这是年近七旬的村上春树创作的又一部长篇小说。他上一部长到需要分册出版的小说还是7年前的《1Q84》。对上海译文来说,这一点已经足以成为“出手的充分条件”。在简单的内部沟通会之后,姚东敏得到的指示是:“不计一切代价,必须把它拿下。”
2017年7月24日,上海译文对外宣布了战果——他们拿下了这本村上新作《杀死骑士团长》的中文简体字出版权和电子书版权,预计明年开春出版。而在这些年各家出版社“争夺村上春树”的历程中,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胜利。
“其他出版社还蒙着呢”
“没有人要抢的。”汪正球回忆起28年前出版《挪威的森林》时的状况。
1989年7月,漓江出版社出版了村上作品《挪威的森林》。这是村上春树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作品,也是汪正球编辑的第一本文学作品。
当时的漓江出版社“是全国在外国文学方面最活跃的出版社,没有之一”,大学毕业不过一年的汪正球当了一段时间的实习编辑后,开始编起了外国文学杂志。
他第一次看到《挪威的森林》是通过1988年的《参考消息》。那时这部小说在日本问世不足一年便引起了文学界的震动。报纸里一篇探讨“从《挪威的森林》看村上春树引起的都市文学现象”的文章引起了汪正球的注意。他向当时的领导报了这个选题,得到的回复是“你就找人去做吧”。
这年11月7日,全国日本文学研究会第四届年会在广州召开,汪正球被派去参加会议。火车从桂林出发,在衡阳转了个弯,晃晃悠悠一整晚,睁眼就是广州。
初来乍到的汪正球在饭桌上结识了日本文学专家李德纯。在李德纯的回忆中,这个小年轻请自己推荐一本日本既有艺术价值、又有经济效益的小说。李德纯脱口而出的就是《挪威的森林》,他还向汪正球推荐了刚从日本回国到暨南大学当副教授的林少华。
当时,中国尚未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出版国外作家的作品大多是直接找人翻译,于是,汪正球找到了林少华。偏爱古典文学的林少华起初对村上春树不怎么“感冒”,后来盛情难却便“半推半就下答应了”。
半年后,汪正球收到了林少华寄来的译稿,还有一本铜绿封皮的日文原版。这也是他第一次真正走进《挪威的森林》。在此之前,他印象中的日本文学以“私小说”为主流。那种笔调柔弱的作品着重关注私人情感,塑造的女性形象也大多是生活圈子狭窄的家庭妇女。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卸掉了女性身上的枷锁,刻画了活泼的新女性形象。这在之前的日本文学作品中几乎找不到。
当时,国内气氛紧绷,出版节奏放慢。一叠译稿,断断续续经过了三人之手,汪正球删一点、主任删一点、总编辑删一点,最后大约删减了2000多字激情敏感的描写以确保“内容安全”。
即便如此,7月份出版的时候,《挪威的森林》却还是一副香艳模样:封面上是个裸露出大半个雪白背部的日本美人,左侧写着“百分之百的纯情,百分之百的坦率,令少男少女倾倒,令痴心读者沉醉”。次年6月,北方文艺出版社也出版了《挪威的森林》,甚至添上了一个更为露骨的副标题“告别处女世界”,封底则是个露背的欧洲美人。
然而,这本在日本出版不到两年就发行400万册的小说在中国显然有些水土不服。在汪正球看来,那是文学饥荒的年代,人们对尼采狂热,对正在兴起的欧美文学紧追不舍,却唯独不怎么关注日本文学。再加上当时的中国,只有香港过上了村上春树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吃哈根达斯、喝咖啡啤酒、约会、听蓝调”的时代。
1992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之后的三年,国内没有一家出版社出版村上的作品,但漓江出版社还是买下了包括《挪威的森林》在内的5部村上作品版权。整个过程很顺利。版权费是首印数乘以定价再乘以6%或7%,“没有花很多钱就买来了”。汪正球说,“当时其他出版社还蒙着呢。”
1996年,漓江出版社印刷了一万五千册新版《挪威的森林》,但销量依旧不好。1998年9月,他们一改之前的香艳路线,设计了第三个版本的封面:淡黄色封皮上勾勒着浅灰色的富士山,三角缺口里露出枫林樱花。
“尝试了三次,这回总算成功了。”因为上海和广州深受港台和福建影响,且临近日本,容易接受新潮事物,新版书最早在这两个地方火起来。“上海简直疯了。一车皮一车皮地要,一车皮就是一两万册。”
随后,《挪威的森林》一路火到了北京,当时刚创办的购物网站“当当网”一下子要了500册。汪正球忍不住腹诽:你们销得掉么?结果自然是没问题。两年间这一版本的《挪威的森林》印刷了十次,共计216000册,常踞畅销小说榜,还被评为“改革开放30年必读的书”之一。
在距离第一次出版10年之后,村上春树终于“火了”。但因为领导团队和战略布局的调整,2000年,漓江出版社在版权到期后放弃了村上作品的版权,汪正球将此称为“很多人的痛”。
“畅销书就成了长销书”
漓江出版社退出的这一年,台湾博达著作权代理公司(以下简称“博达”)的代表叩响了上海译文社长叶路的办公室门。博达是村上作品在中国的版权代理,这一次他们带来了一张邀请函——列着17部村上作品的书单,还有日本村上春树事务所的一条严苛要求:要么不买,要么就买下全部作品的版权。
自从漓江出版社放弃村上版权之后,博达便开始在中国大陆其他出版社辗转,上海译文并不是他们拜访的第一站。先前他们已经去了包括译林在内的好几家出版社。这些出版社无一例外“都被吓到了,只能慌急慌忙往外推”。当时的村上春树只是一个“稍微有点影响”的作家,出版社们谁也不想冒亏本的风险。
叶路倒没忙着拒绝,在博达离开后,他把日语文学编辑沈维藩单独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村上春树能不能做?”叶路问,同时把那张书单递给了沈维藩。
因为工作需要,沈维藩需要遍览日本文学杂志,“村上春树”这个名字经常从各种文章报道里“跳出来”。他知道这是一个很活跃的日本作家。就凭这点底气,沈维藩向叶路保证:“不会亏本。”于是,上海译文花了近3万美金买下了这17部作品的版权。
沈维藩心里的压力不校他是第一次做图书编辑,到手的就是个“打包出售的大果篮”,有好卖的长篇小说,也有不吃香的绘图本。要如何保证不亏本?他最先想到的就是以畅销书带冷门书。他请林少华加紧翻译几本新作品,用来搭配经典作品。第一批面市的就有8本,打头的是《挪威的森林》,其他的代表作则“藏在后头,分3批推出”。
如何靠《挪威的森林》一炮打响?沈维藩发现先前漓江出版的《挪威的森林》是“洁本”,有所删减。当时敏感的内容如今看来已不算什么,他请林少华把缺漏部分补上,谓之“全译本”。
2001年,《挪威的森林》开了个好头,一年间累计印刷471700册,这为后来其他作品的推出铺了条大道,17部作品在两年时间里陆续出版。密集出版的村上作品让人不得不注意到这个日本作家,此前10年,中国关于村上春树的研究成果不足10篇,从这一年开始,除了出现数百篇研究论文,更是出现了专门研究村上春树的著作。
由于手里握着大把村上作品的版权,在这嘲村上春树争夺战”中,敢于冒险的上海译文完全占据了先机,甚至形成了垄断之势——2002年,译林出版社对《奇鸟行状录》的5年版权到期。因为“大头已经在译文,译林占着这一本也没多大意思”,再加上林少华出面打招呼,译林出版社索性成人之美,放弃续约,上海译文顺利买下这部作品的版权。同年,他们又拿下了《海边的卡夫卡》。
只用了短短两年,上海译文紧锣密鼓地出版了20本村上春树作品,沈维藩也想下一盘更大的棋:“不能让他走出读者视野,每一年都要有作品问世。”在没有作品问世的空窗期,上海译文就推出经典作品的不同版本,“村上一直露面,畅销书就成了长销书”。
黑马来了
在一口气签下17本书约之后的近10年时间里,上海译文几乎垄断着村上作品在中国大陆的版权。在姚东敏看来,几乎是“出一本收一本”。直到“新经典文化”加入战局。
2008年,上海译文第一次在争夺村上作品版权时“失手”。这一年,新经典文化将《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以下简称《跑步》)的版权收入囊中。
新经典文化是中国最大的民营出版公司,自2002年创办就在引进日本文学方面表现亮眼。2008年,新经典出版了日本历史小说《德川家康》。这部五百五十万言的巨著在出版一年间累计销量达220万册,不仅让日本学界大吃一惊,也成功引起了村上春树事务所的注意。此时,新经典基本上已经把日本一线作家悉数引进中国,“村上春树”的名字被总编辑黎遥自然而然地写在了引进名单上。在他看来,“这是水到渠成的事。”
拿到《跑步》的版权后,新经典专门举办了一场翻译大赛。正是在这场比赛中,大学教授施小炜脱颖而出,成了翻译村上的新星。《跑步》在日韩销量不佳,在中国却卖了几十万册,这让村上春树事务所很是意外。紧接着,这部作品帮新经典又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他们拿到了村上春树重量级长篇《1Q84》的版权。
其实,当这部作品还没完成的时候,黎遥就在日本文学圈里听说了“村上正在写一个特别大部头的小说”。新经典第一时间向村上春树事务所表达了想要出版的意愿,同时准备营销方案,尽管“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写的作品是个啥”。
当时,流传更广的说法是新经典用100万美元砸下了《1Q84》。对此,黎遥“不置可否”。在他看来,“作家给自己的作品选择出版方就像给女儿挑婆家。报价只是很小一方面,翻译能力、策划能力、出版过的其他作家与作品等因素都会被纳入考核标准。”
这部作品也没有辜负新经典,《1Q84》的三册销量最终超过300万本。此后,新经典也不愿放过村上的每部作品。
今年2月,村上新作《杀死骑士团长》在日本正式发售。发售半个月前书店就挂上了倒计时海报,书店员工在发售当天提前3小时上班,因为列车脱轨导致新书没能及时到店的新闻成为焦点,第一时间拿到书的读者熬通宵阅读……因为预约火爆,日本新潮社在上下两册各50万册的基础上立即决定重版,创下还没发行就重版的纪录。
种种现象无一不在挑动中国出版社的胜负欲。一个月后,上海译文、新经典还有其他3家出版社一起走上了村上新作版权争夺的竞技场。
“请继续等待”
从去年年底得知村上新作即将出版的消息之后,姚东敏就开始着手准备,出于行业保密原则,她并不知道对手是谁,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一切准备都做在前面”。
每天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姚东敏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刷新日本网站,中午和下午也要不定时留意相关信息。下班前她会将当天更新的所有资料整理发送给每一个参与的同事。直到现在,她已经攒了近100页的资料。
在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为了先一步了解村上新作,上海译文把一年一度的东京拜访会提前到了2月。这个拜访会最开始总是奔着七八月份的东京书展而去。与姚东敏同行的是上海译文总编、副总编、主任、副主任。
他们顺利赶在村上新作发售期间到了东京,而村上新作却在日本国内遭遇波澜。与新潮社编辑会面时,对方委婉而善意地提到,因为小说中涉及南京大屠杀,《杀死骑士团长》收获了一些恶评,甚至有读者退货。不过这并没有打消上海译文要获得版权的决心。
博达给出的投标最后期限是3月23日。从日本回来,姚东敏除了要准备一个漂亮的营销方案,还要确定最终给出的价码。因为保密协议,她无法透露具体数字,但“绝对超过传闻中《1Q84》的百万美金”。
不到最后一刻不提交方案,这算是出版社在竞争版权时的惯用做法,3月23日,5家出版社终于将各自的最终方案及报价发给了博达。
3月的最后一周是留给村上春树的,按照约定,他将在3月31日给出答复,但是,村上爽约了。姚东敏得到的消息是“请继续等待”。四月初,她紧张得坐不住。“今天可能要来消息了”,她每天都这样想。等到下班还是没有消息。焦灼到后来近乎自暴自弃,“随便哪天来吧”。4月下旬,她终于收到了一封邮件,里面写着:“版权归你们了。”但直到三个月后拿到签有“村上春树”名字的合约,姚东敏才真正松了口气。
看得出,对于这次“失利”,黎遥多少有点失落。在他的印象中,2010年以前,获得村上作品版权根本就“不值一说”,而现在俨然成了新闻。他把一部分热度归咎于村上春树长期陪跑诺贝尔奖,说,“也许(他)得了奖就到了顶峰,一切就会开始回落了。”(本文首发于看天下3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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