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石黑一雄获诺贝尔文学奖：梦的语言是一种世界性语言瑞典当地时间10月5日13点

编者语：

2017年10月5日，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获得201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1954年11月8日，石黑一雄生于日本长崎，1960年随家人移居英国，先后毕业于肯特大学和东安格利亚大学，并于1982年获得英国国籍。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其主要作品有《群山淡景》、《浮世画家》和《长日将尽》等。本文为《巴黎评论》对石黑一雄的访谈录。敬请阅读。

来源/巴黎评论

瑞典当地时间10月5日13点，北京时间19点，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获得201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1954年11月8日，石黑一雄生于日本长崎，1960年随家人移居英国，先后毕业于肯特大学和东安格利亚大学，并于1982年获得英国国籍。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其主要作品有《群山淡景》、《浮世画家》和《长日将尽》等。曾获得1989年布克奖、大英帝国勋章、法国艺术及文学骑士勋章等多个奖项，与鲁西迪、奈保尔被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

石黑一雄访谈

这个以完美的英国管家口吻写出《长日将尽》的男人非常谦恭有礼。在伦敦戈尔德斯格林他的住所门前，和我寒暄问候之后，他就立即提出为我备茶，不过从他在茶柜里选茶时的犹豫不决，可以看出他并非时常在下午四点喝阿萨姆红茶。我第二次拜访的时候，那个非正式的小书房里已经摆好了茶具。他开始耐心地讲述起他一生中的细枝末节，对过去的自己有着一种宽容和自嘲，特别是大学时期那个弹吉它的嘻皮士，写文章都用些空洞无物的词汇，之间全用句号隔开。

石黑一雄1954年出生于日本长崎，5岁时和全家移居到英格兰南部的小镇吉尔福德。其后29年他都没有回过日本。（他说，他的日语“很糟糕”。）27岁他发表了第一本长篇小说《群山淡影》（A Pale View of Hills, 1982），故事背景主要在长崎，小说获得了一致赞誉。第二本长篇小说《浮世画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 1986）获得了英国享有盛誉的惠特布莱德奖。第三本小说《长日将尽》（The Remains of the Day, 1989）则奠定了他的国际声誉。该书英文版售出上百万册，并获布克奖。

你是在东安吉利亚大学的那一年第一次写日本吗？

是的。我发现当我远离我身边的世界，我的想象力就变得非常活跃。当我试着开始写一篇小说，”我走出卡姆顿地铁站，走进麦当劳，我大学时代的朋友哈里正在那儿。”接下来我就想不出写些什么了。而当我写日本的时候，有些东西就被释放出来。我在课堂上展示了一篇小说，故事背景是投放原子弹之时的长崎，是从一个年轻女性的视角来写的。从同学那里得到的赞扬让我信心大增。他们都说，这篇日本的东西真的太让人激动了，你一定会获得成功。后来我从费伯出版社收到一封信，他们接受了我的三篇小说，编入他们的介绍系列丛书，这个系列有着优秀的出版历史。我知道汤姆·斯托帕德【1】和特德·休斯【2】就是这样被发掘出来的。

就是那个时候你开始写《群山淡影》吗？

是的，费伯出版社的罗伯特·麦克拉姆向我预付了第一笔稿费，于是我才能完成这本书。当时我已经开始写一篇小说，背景是康沃尔郡的一个小镇，是关于一个带着心理不正常的孩子的年轻女人，她的背景令人捉摸不透。我在脑子里想象这个女人会反复交替地对自己说，我要为了孩子牺牲自己，然后是，我已经爱上了这个男人，孩子就是累赘。我在与无家可归者一起工作的时候起工作的时候碰到过很多这样的人。可是，当我的这个日本短篇从同学那儿得到这么强烈的反响，我就回过头去审视这个在康沃尔的故事。我意识到，如果我以日本为背景来讲述这个故事，那么那些看起来狭隘微小的东西就会回响放大。

现在回顾你发表的第一本小说《群山淡影》，你有什么看法？

我很喜欢它，但我确实认为它太让人难以理解。结尾像是一个谜团。我并不认为让读者那样迷惑不解有什么艺术上的意义。那只是因为我缺乏经验——对什么是显而易见什么是微妙不言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即使在当时那个结尾也让我不太满意。

你是想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呢？

比如说有一个人在和别人说起一个他们共同的朋友，他对于他的朋友在一段恋爱关系中的优柔寡断感到生气。他变得极为恼怒。然后你会意识到他其实是假借朋友的情况谈论他自己。我认为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小说叙事方法：如果有人发现要讲述自己的生活太过痛苦或是尴尬，那么就借用别人的故事来讲述他自己的事。我曾和无家可归者一起工作了很长时间，倾听他们的故事，了解他们是如何走到如今的地步，因此我非常清楚他们并不会直截了当地讲他们自己的故事。

在《群山淡影》中，叙事者是一个中年将近老年的女人，她成年的女儿自杀了。书中一开始就介绍了这件事。但是她没有解释是什么导致了自杀，而是开始回忆她在长崎的时候，二战刚刚结束后的一段友情。我猜读者会问，究竟为什么我们要听另外这件事呢？她对女儿的自杀是什么样的感觉？为什么她女儿会自杀？我希望读者们会开始意识到她的故事会通过她朋友的故事来展开。但是由于我不知道如何创造出回忆的结构，我最后只得采取某种小把戏，我把在日本发生的一个过去的场景和另一个显然更为新近的场景模糊地混合起来。就算是现在，我在宣传活动中谈论我最新的作品时，还会有人问，那两个女人是同一个人吗？最后在桥上为什么“你们”突然变成了“我们”？

你的第二部小说《浮世画家》讲述了一名画家，他在战时的亲军国主义立场在战后会不时困扰他。是什么给了你灵感呢？

《群山淡影》中有一段次要情节，关于一位老教师不得不重新思考他在生活中建立的人生价值。我对自己说，我要写一本完整的小说来讲述一个处于这种心境中的人——在这本书中，就是一个由于生活在某个特定的时代而使得其事业遭到玷污的艺术家。然后这本小说又启发了《长日将尽》。我看着《浮世画家》，想着，这本书对荒度生命这个主题在事业上荒度了生命，又如何在个人生活上荒度了生命？

在这部小说中为什么你决定日本不再是合适的故事背景了呢？

到我开始写《长日将尽》的时候，我意识到了我想要写的东西的实质是与地点无关的。

我认为这是你非常独特的地方。这显示了一种随机应变的如变色龙般的能力。

我倒不认为是像变色龙。我想说的是其实我把同一本书写了三遍。我只是侥幸成功了。

你认为你成功了，不过每一个读了你第一部小说，然后又读《长日将尽》的人都会有一瞬产生幻觉——他们从那令人信服的日本的场景穿越到了达林顿大人【3】的领地。

那是因为人们通常会本末倒置。对我来说，我要表现的思想实质与故事背景无关。我知道在某些情况下是有关的。在普里莫·莱维【4】的作品中，如果抛开故事背景，整本书就毫无意义。我最近看过一场《暴风雨》的优秀演出，故事背景设在北极。大多数作家都会有某些东西是非常有意识地去确定的，而另一些东西就没有那么有意识。对于我来说，叙事者和故事背景的选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故事背景需要很谨慎，因为背景会带来各种情感上和史实上的回响。但是我也会留下大量即兴发挥的空间。例如，目前我正在写的这篇小说我就设定了一个比较奇特的背景。

这部小说是关于什么的呢？

我不想过多地谈它，不过我可以讲一些这部小说的前面部分。我一直想有时间写一部关于社会是如何记忆和遗忘的小说。我已经写过了个人是如何对待令人不快的记忆。我意识到个人记忆和遗忘的方式与社会极为不同。在什么时候遗忘会更好？这个问题一次又一次的出现。二战后的法国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你可以证明说，戴高乐说我们需要让国家走上正轨，这样的话是正确的。让我们不要过多担心谁会合作谁不合作。让我们把这些自我反省留到下一次。而有人会说，这样的话正义就不能得到声张，最终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这也是精神病医师谈到自我压抑的人时会说的话。然而，如果我要写法国的事，那它就会成为一本关于法国的书。我想像着自己将不得不面对所有那些法国维希政权【5】的专家们问我的问题，你在说些法国的什么呢？你在对我们进行什么样的责难呢？我就不得不回答说，这实际上只是为了一个更大的主题。或者可以用《星球大战》的策略：“在一个非常遥远，遥不可及的星系”。《别让我走》就是采用了这种方式，但这样做也会遇到挑战。因此长期以来，我都有这个问题。

那你决定怎么办呢？

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将小说背景设定在公元450年的英国，当时罗马人离开而盎格鲁-撒克逊人接管，从而导致了凯尔特人的灭绝。没人知道凯尔特人究竟遭到了什么样的命运。他们就这样消失了，或者是被种族灭绝或者是被吸收同化。我认为在时间上往过去设定得越久远，小说就越有可能得到隐喻式的解读。人们看电影《角斗士》，就把它理解为是一个现代寓言。

《长日将尽》的英国背景是怎么产生的呢？

最开始是我太太开的一个玩笑。有一个记者为了我的第一本小说来采访我。我太太说，如果他来问你那些关于你的小说的严肃又庄重的问题，而你假装你是我的管家，那岂不是很好笑？我们觉得这是个很好玩的主意。那之后我就对这个用管家作为一个隐喻的想法非常着迷。

作为对什么的隐喻呢？

两样东西。一是一种感情上的冷漠。英国管家必须非常矜持内敛，对周围发生的事不能有任何个人反应。这似乎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能够让我们了解到不仅是英国人的，而且是人们普遍都有的那种担心在情感上受到牵扯的想法。另一个是管家象征了将重大的政治决定交由他人的一类人。他的说法是，我会尽我所能为这个人服务，而通过他我也向社会做出了贡献，但是我自己不会做出重大决定。不管是否生活在民主国家，我们中很多人都持有这种态度。我们大多数人并不处于做出重大决定的位置。我们完成我们的工作，并为此感到自豪，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的微薄贡献能得到很好的利用。

在那本书中，还有你的很多小说中，主人公似乎都是悲剧性的与他们的爱情失之交臂。

我不清楚他们是否是失之交臂。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实际上在相差甚远的时候就早已错过了。他们可能会在回顾过去时想到，在那个时刻本来一切可以完全不同。他们会忍不住想，噢，这真是命运的捉弄。而实际上存在着非常重大的问题，让他们错过的不仅是爱情，还有生命中的一些不可缺少的东西。

为什么你会让你的人物一个接一个的这样做呢？

除非对我做心理分析，否则我无法回答。如果一位作家告诉你他重复写作某个主题的原因，那你一定不能相信他。

《长日将尽》赢得了布克奖。成功对你有没有什么改变？

我发表《浮世画家》的时候，还过着一个无名作者的生活。而在它出版后大概六个月，当它被提名布克奖，一切都在一夜之间改变了，然后它又获得了惠特布莱德奖。那时候我们决定要买一部电话答录机。突然之间，我几乎不认识的人都在邀请我们共进晚餐。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想清楚我不必对任何要求都同意。否则我会无法掌控我的生活。三年后我获得布克奖的时候，我已经学会了如何有礼貌地拒绝别人。

非常少有作家能像你一样，头三本书就得到了这么肯定的评论。然后《无法安慰》出版了。尽管有些评论家现在认为它是你最优秀的作品，而另外一些评论家则说这是他们读过的最糟的书。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我想我几乎是敦促自己去进入更有争议的领地。如果说在前三本书对我的作品有任何批评的话，那就是它们不够大胆。我的确觉得这话还是说到了点子上。在《纽约客》上曾有一篇对《长日将尽》的书评，通篇从头到尾看起来都是赞美。可最后，它写道：而这样产生的问题就是，一切都像钟表一样按步就班。

过于完美了。

是的。没有一丝混乱，没有半点胆色。每一个地方都控制得很好。其他人对于被评为过于完美也许不会多想。噢，这些评论啊！可在我这种情形下，它却和我自己的某种感觉不谋而合。我把同一篇小说改了又改。所以当时我感到自己非常渴望去做我一些自己并无把握的事情。

《长日将尽》出版后不久，我和我太太在一家小饭馆吃饭，我们谈论着如何为国际性的读者写作，试图想出一些世界性的主题。我太太指出，梦的语言是一种世界性语言。不管来自那种文化，每个人都会认同它。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开始问自己，梦的语法是什么呢？就在刚才，我们两个人在这个房间里谈话，没有其他人。现在，这一场景中引入了第三人。在传统作品中，应该是有敲门声，然后有人会进来，我们会和他打招呼。而做梦的头脑对这种事情会极为不耐。通常发生的事情会是，我们单独坐在这个房间里，而突然之间我们意识到，有第三个人一直在这里，就在我旁边。这有可能会让我们稍稍吃惊，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人，但我们接着就会直接对第三个人说的任何话进行回应。我认为这很有趣。我开始看到记忆和梦之间的相似之处，那就是你可以根据你彼时彼刻的情感需求来操纵它们。梦的语言也使我能够写出一个读者会认为是隐喻故事的小说，而不会认为是对某一特定社会的评论。几个几个月的时间我就积累了满满一个文件夹的笔记，我终于感到自己已经准备好写一部长篇小说了。

你在写的时候，有没有设想过情节？

有两条情节线。一条是赖德的故事，他是一个在父母处于离婚边缘的不快乐家庭长大的男人。他认为他们能和解的唯一途径就是他满足他们的期望。因此，他最终成了这个优秀的钢琴家。他认为如果他举办了这个极其重要的演奏会，一切都能痊愈。当然，到那个时候，一切已经太迟了。不管在他父母之间发生了什么，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还有就是布罗德斯基的故事，他是一个老人，正在做最后努力要挽回被他完全搞砸了的一段关系。他认为如果他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指挥家，他就能赢回他一生中的最爱。在发生了这两个故事的社会中，人们相信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选择了错误的音乐观的结果。

然后你写了《我辈孤雏》，是关于一个英国侦探，克里斯托弗·班克斯，他想要揭开他父母在上海失踪之谜。

《我辈孤雏》是我的写作生涯中为数不多的一本我确实想要把它设定在某个时代和某个地点的小说。我对三十年代的上海非常迷恋。它是现今的世界性大都会城市的原型，不同种族的人群居住在自己的小城区里。我祖父曾在那里工作。我父亲在那里出生。八十年代的时候，我父亲带回了祖父住在那里时的相册。其中有很多是公司的照片：人们穿着白色西装坐在办公室里，天花板上是风扇。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还告诉我各种故事——比如，我祖父揣了一把枪带我父亲去和他们的男仆告别，那个男仆住在中国的一个禁区，得了癌症正在垂死之际。这些事情让人充满回忆。我一直想写一个侦破故事。英国侦探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形象和这个英国管家有着很多相似之处。理智而非忠于职责，却不超出专业人士的外部形象。情感上的冷漠。就像是《无法安慰》里的那个音乐家，在他的个人世界有某种东西被打断了。而在克里斯托弗·班克斯的心中，在解开他父母失踪之谜和制止二战之间也有什么东西被蓄意遗漏了。这就是我想在《我辈孤雏》的中心设定的一种奇特的逻辑关系。我们内心有一部分总是还像小时候一样看待事物，这就是我想要书写这个部分的一个尝试。但是这部小说没有按照我的想法产生效果。我本来的设想是一种“小说中的小说”的写作形式。我设想班克斯会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方式解出另一个真正的谜题。而最后我把将近一年写的东西都弃之不用了，一共有109页。《我辈孤雏》给我的麻烦超过其他任何一本书。

我听说《别让我走》也有好几个失败的版本。

是的。最初的想法是写一个关于学生的故事，那些用三十年而不是八十年经历一生的年轻人。我设想他们会碰到那些在半夜用大型货车运送的核武器，然后就难逃一劫。最后我决定让这些学生成为克隆人，所以这个故事基本就确定了。然后我找了一个科幻小说式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他们的人生跨度这么短。使用克隆人的最有趣的一点是它会使得人们马上会问，成为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是通往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问题——什么是灵魂？——的一条非宗教的途径。

你对以寄宿学校作为背景有特别的兴趣吗？

它是对孩提时代的一个贴切的隐喻。在寄宿学校这种环境下，有权利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控制孩子们知道和不知道哪些东西。在我看来这和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对待孩子的方式没有太大区别。从很多方面看，孩子们都在肥皂泡中长大。我们试图维持那个肥皂泡——我想这也无可非议。我们将他们与那些令人不快的事隔离开来。我们把这事做得非常彻底，就算你和一个小孩子出去散步，你碰到的陌生人都会和你形成共谋。如果那些人正在吵架，他们就会停下来。他们不想给小孩这种糟糕的信息，大人会吵架，更不用说会相互折磨了。寄宿学校就是这种现象的实际体现。

你是否和许多评论家一样，认为这本小说非常阴郁？

实际上，我总是认为《别让我走》是我的一本让人高兴的小说。在过去，我总是写那些人物的弱点。它们是对我的警告，是指导我“不要这样过你的生活”的书。

《别让我走》让我感到我第一次允许自己去关注人类的好的方面。是的，他们可能有缺点。他们可能会有常人所有的情绪诸如嫉妒、小气等等。但是我想要展示三个本质非常好的人。当他们终于意识到他们已时日无多，我想让他们不要仍然让他们的地位或是财产占据心中最重要的位置。我想让他们关心彼此，以及补救错误，改变状况。因此对我来讲，这本小说讲的是人类面对必死的暗淡命运所显示的积极正面的精神。

【1】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英国剧作家，写了很多电视、电影，戏剧剧本，曾获奥斯卡奖。

【2】特德·休斯（Ted Hughs），英国诗人。

【3】 Lord Darlington，《长日将尽》中的人物。

【4】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意大利作家、化学家以及奥斯维辛囚犯——这两种身份与经历建立了他写作的基础。

【5】维希法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傀儡政府。1944年盟军解放法国后，维希政权宣告覆灭。（完）

文章来源：《巴黎评论》（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本篇编辑：牛淑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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