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金融危机始末最终的货币贬值既是政府债务负担的救命

本文纯干货，主要回顾了罗马的金融经济危机中政府的政策以及对此的一点反思。

1. 罗马的经济体系

彼时的罗马是地中海的经济和文化之都。主街圣道商贩云集，堪比今日的纽约第五大道。古罗马广场汇集了银行家和交易商，斗兽场则吸引了观看角斗和戏剧的市民。

商业的繁荣促进了金融体系的发展。商人存贷款的需求催生了钱商这一职业，信用的积累又让钱商开始实行部分准备金制度，只预留少量资金应对提款而将大部分资金贷出，类似于今天的银行。

金融家们贷款给城市和君主投资于公共项目，并代政府行使征税职能。商人以干果和小麦为抵押贷款签订远期交货合同，正是金融衍生品的雏形。金融体系的信贷扩张为罗马提供了大量基础建设的资金，促进了贸易活动，经济蓬勃发展。

然而，与自由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是社会不平等的加剧。大量财富被积累到少数人手里，平民百姓无法与大量涌入的奴隶劳动力竞争，包税制下的私人征税公司想法设法多收税款来盈利，许多城市债台高筑，债权人与债务人矛盾激化。

与每一次繁荣萧条的经济周期一样，债务违约开始涌现，流动性出现危机。

公元前91年，罗马因不平等问题爆发同盟者战争。战争引爆了金融危机，不动产价格下跌，导致大量债务违约，许多人不得不抛售资产还债，进一步拉低价格，造成恶性通缩循环。直到胜利方上台宣布减免3/4债务，才暂时解决了问题，但这显然侵害了债权人的利益。

公元前45年，尤里乌斯·凯撒和庞培的内战再次引发了金融危机，这次债权人开始回收贷款，而债务人却不愿或无力还款，加上人们出于担忧开始囤积铸币，流动性很快枯竭，经济陷入停滞。（当时罗马的流通货币为迪纳厄斯金币和赛斯特斯银币，均为足值货币，即货币代表的价值与铸币所需的金属等值，因此囤积铸币是保值的。）

2. 屋大维的经济刺激政策

公元前27年屋大维建立罗马帝国时，面临的便是这样的局面。税负苛重，商业萎靡，生活必需品价格飞涨，债务和流动性危机频现。为了打破通缩循环，复苏经济，屋大维采取了极为宽松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

税制改革：废除包税制，取而代之的是财产税和销售税，建立自由贸易区。

公共建设：屋大维拿出大量的个人财富投入公共开支，重建意大利各地公路，修缮大量神庙，并兴建了许多罗马城内今日的名胜古迹。

货币增发：发掘金矿和银矿铸币。

财政补贴：屋大维用个人财产向民众发放现金，仅公元前29年这一年，就向至少25万名公民每人发放400赛斯特斯银币，接近罗马军团士兵半年的俸禄。几年间，屋大维发放了约7亿赛斯特斯银币。作为对比，当时普通公民一天的工资大约3~4赛斯特斯银币。

激进的刺激政策很快重振了经济，但与此同时，许多负面作用也显露出来。

投机行为愈发疯狂，一条红鲻鱼的价格就能被炒到10000赛斯特斯。利率从12%一路降到4%，债务水平飞涨。

通胀蔓延，资产价格泡沫急剧膨胀。大量黄金流向印度、中国和阿拉伯半岛，换回香料、丝绸和奇珍异兽，贸易出现逆差。

政府用大量的福利项目削弱了社会的不平等，但同时也大幅增加了政府开支。

3. 提庇留的紧缩政策

公元14年，屋大维逝世，提庇留继任。他发现屋大维留给他的只有1亿赛斯特斯和巨大的财政负担，于是倡导紧缩以应对困局，但他依然保留了向民众无偿发放现金和食物的救济政策。

事实上，由于大量奴隶劳动力的涌入，实际工资接近于0，平民百姓失去了谋生的基础手段，只能依赖于政府救济度日。

政府的政策转向，恰恰是历史上多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利率开始上升，债务出现违约，大量债务人上告称债权人的贷款违反了12%的利率上限，获得了提庇留的支持，债权人只能选择收回贷款，以避免亏损。

于是又一场通缩循环开始，债务人为了还款只能抛售资产，资产价格泡沫破裂，房地产市场崩盘，人们大量囤积现金，流动性枯竭，史称公元33年金融危机。而这一年，恰是耶稣去世与复活的一年。

在这一场信贷紧缩中，提庇留建立了一个公共的坏账银行，向债务人提供无息贷款，这在事实上履行了今日政府的“最后贷款人”职责。随着政府信用的介入，市场开始恢复信用，危机逐渐好转。

4. 恶性通胀的诅咒

提庇留死后，继任的卡利古拉道德败坏、鱼肉百姓。他重启屋大维的激进刺激政策以图享受，将提庇留留下的数十亿赛斯特斯挥霍一空。两年后他就被禁卫军杀死。

克劳迪继承了皇位，他相信通过版图扩张可以获得新的土地和税赋，维持体系运转。

为了收税，越来越多的人被赋予了罗马公民身份，但政府开支也与日俱增。边远行省的大量奴隶劳动力促使制造业转移，罗马成为了政治、银行和奢侈品贸易的中心，经济逐渐萎靡。

克劳迪死后，尼禄继承了皇位。为了应对大量的财政负担，尼禄想出了一招颇为现代的措施——货币贬值。

前面说过，当时罗马的货币是足值货币，而尼禄则通过降低金银币中的金银含量收取铸币税。

然而，当货币代表的价值与其本身的价值逐渐脱钩发展为信用货币时，必须严格控制发行量才能保证信用货币的价值，否则会造成货币贬值引发通胀，但当时的罗马皇帝们显然并不在乎。

在公元1世纪含银量达90%的罗马银币在戈尔蒂安皇帝统治的公元238年含银量只有28%，而到了公元268年的克劳迪二世时，含银量已经下滑到只有0.02%，近乎于信用货币。

于是，一场恶性通货膨胀逐渐蔓延。

在此期间，罗马的经济并无起色。罗马政府试图通过增加税赋来维持帝国扩张的军费开支和福利项目却捉襟见肘，反而引起民怨。

军队和贵族依然生活奢靡，大量黄金外流。通胀压力引发劣币驱逐良币的格雷欣法则，旧币退出市场，国库进一步亏空。

公元2世纪末，罗马皇帝开始实行越来越严厉的惩罚性税赋和强制劳动，高通胀和信任危机引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此后的整个世纪都被危机所笼罩，史称三世纪危机。

金融危机最终变为帝国危机，整个三世纪，物价上涨了15000倍，钱商销声匿迹，以物易物盛行。最终，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被废黜，西罗马帝国灭亡。

5. 总结

纵观罗马这场导致帝国灭亡的金融危机可以看到，自由商业贸易能促进经济繁荣，但信贷体系却需要政府介入提供信用支持，平抑经济周期的波动。

政府的缺位使得债务违约引爆了系统性的经济危机，从而让整个市场陷入通缩循环。

屋大维的经济刺激政策是政府财政负担的开始，直接补贴滋长了奢靡腐败的社会风气，扭曲了价格信号，虽然一时挽救了经济，却留下了经济过热的隐患。

提庇留的紧缩政策引发的经济危机与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裂有相似之处，政府政策转向往往会点燃市场的恐慌情绪形成踩踏，但之后“最后贷款人”的策略却十分有效的重建了市场信用。

奴隶劳动力的涌入挤压了劳动力市场，造成国内供给过剩而需求不足，进口过多挤占国内需求造成贸易逆差。

政府大规模的军事扩张显然是雪上加霜，不仅进一步扭曲劳动力市场，引发产业空心化，还增加了军费开支和福利开支，相比之下增加的税收完全不值一提。

而最终的货币贬值既是政府债务负担的救命稻草也是帝国灭亡的致命毒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