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无禁止皆可为”的荒谬之处在于，完全不承认公序良俗对社会的重要作用。现代社会固然要讲法制，但法制仅仅是社会运行的底线，光靠法制并不能够维持社会的良好运行——在任何国家和社会制度之下，立法工作都有空间上的局限性和时间上的滞后性。

空间上的局限性，是指法律不可能覆盖现实社会中出现的所有问题。一方面，假如成文法是万能的，那么判例压根没有存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并非所有具体问题都能靠司法权力直接解决。法律覆盖不到的地方，需要人们通过良知来判断是非，公序良俗和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在这些场合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时间上的滞后性，是指立法往往落后于社会问题的产生。能够“防范于未然”的高质量立法，现实中其实比较少见。更为普遍的现象是，某个问题造成的巨大危害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立法者才不得不出来亡羊补牢。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是2018年4月才通过的。如果抛开公序良俗、片面地谈“法无禁止皆可为”，那么还没等到完成立法，某些法人和个人就已经在“法无禁止”的幌子下造成了对社会的巨大危害。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颁布之前，互联网上就曾出现污蔑雷锋、嘲讽邱少云、甚至谩骂开国领袖的卑鄙行径，影响极为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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