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是晚清重臣，有功于社稷，但朝廷赐给他“文正”确实受之有愧清代文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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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官中，死后获“文正”谥号的共有八人，分别是汤斌(康熙朝)、刘统勋(乾隆朝)、朱珪(嘉庆朝)、曹振镛(道光朝)、杜受田(咸丰朝)、曾国藩(同治朝)、李鸿藻(光绪朝)、孙家鼐(宣统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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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是按照实至名归这个标准来划分的话，曹振镛和李鸿藻这两人似乎很难胜任“文正”这个谥号。曹振镛自不必说，一生鲜有作为，惟有“多磕头，少说话”而已。李鸿藻比曹振镛略好，但也配不上“文正”这一最高荣誉。

李鸿藻，直隶高阳人，字奇云，号兰孙。咸丰年间进士，曾任同治的师傅，历任编修、内阁学士、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兵部、礼部、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等要职。

说李鸿藻配不上“文正”，倒不是说他在政治作为上不突出，恰恰相反，李鸿藻是晚清时期难得有骨气的大臣之一。作为清流领袖，他一直与李鸿章的意见相左，是实打实的主战派。光绪四年，崇厚远赴俄国，在没有请示朝廷的情况下，与俄国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将大片领土拱手让与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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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京城后，以李鸿藻为首的清流极力反对，上书朝廷将崇厚治罪，并重新派曾纪泽与俄国人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硬是在虎口中夺下了上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就凭这一点，李鸿藻也能青史留名。

如果从官员的基本素质这个方面来评价，李鸿藻无疑是一位称职的好官，但好官不见得就能配上的“文正”。我们知道，历代封建王朝的谥号都来自于周公所作的《谥法》，几千年沿用不变。在《谥法》中对“正”字就有明确的规定:“淑慎持躬曰正;端型式化曰正;心无偏曲曰正;守道不移曰正”等。

之所以说李鸿藻配不上“文正”，主要还是他个人作风方面，也就是“淑慎持躬、心无偏曲、端型式化”这三点他没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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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藻升任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后，名义上也算是宰相了。按照当时的官场礼节，同级别官员前来拜见，一般应前往答拜。可他却居傲自大，有来拜见者，一向不答拜，应了那句古训:“来而不往，非礼也。”

早在李鸿藻还没发迹之前，他的品行就很有问题，后来任朝廷大员后更是肆无忌惮。尤其是他见到自己侄儿的媳妇长得漂亮便垂涎三尺，竟不顾人伦道德，依仗权势，拆散鸳鸯，强夺人妻据为己有。

这件事当时在他老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乡里众人愤愤不平，街谈巷议，纷纷指责。尤其是女子娘家族人更是咽不下这口气，认为是奇耻大辱，便联合起来要去官府告状。因惧于李鸿藻的势力，地方官府并不敢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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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人家直接告到了都察院。可是状子刚刚交到都察院就被李鸿藻知道了。当天晚上，李鸿藻便放下宰相的架子到了都察院某御史家中求见。这位御史与李鸿藻是同乡，但平日里素无往来，他看到李鸿藻的深夜前来拜访后惊讶不已，便请他相见。

李鸿藻倒也不客气，或者是说不知羞耻。见了面就将事情的原委说给他听，还说:“近日有人要到都察院告我，届时烦你将这个案子的全部材料送到我家去。”该御史莫名其妙，但又不敢不答应。

后来，李鸿藻又和都察院打了招呼，让该御史负审理此案。因为受了李鸿藻的请托，当然也就不能秉公办案，极力为李鸿藻洗刷罪名，最后居然不了了之。案子审结后，该御史即升任布政使，由五品一下跳升为从二品，显然，这是李鸿藻对他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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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上至朝廷大员，下至封疆大吏，很少有人在生活作风上不犯错误的，李鸿藻自然也是如此。尽管他的一生比较清廉，也对国家有所贡献，但“文正”这一神圣的谥号赐给这样一个人，显然是不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