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变法已经整整一百二十年 11898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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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6月11日，清帝国名义上的一把手光绪皇帝颁布了《定国是诏》，宣布维新变法开始。而起草这个纲领性文件的光绪帝老师、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翁同龢，变法开始四天后就被光绪帝罢黜回家。作为资深的两代帝师，突然被光绪斥为“每于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而下课，根本原因不在于他是“帝党”的领头人，而是光绪已经决定让翁同龢厌恶的康有为来主持变法——虽然光绪此时还没有见过康有为。

变法开始十三天前，恭亲王奕?病故。这位洋务运动的领袖、因精明能干而屡屡遭忌的老成谋国者，临终前给光绪最后的遗言是：“闻广东举人康有为等主张变法，请皇上慎思，不可轻信小人。”但光绪完全不把老政治家的最后告诫放在心上，他那时多半早就已经下了决心：把变法重任交给没见过面的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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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午战败之后，变法不是什么新潮的观念，从慈禧光绪到一干大臣，谁也没有表示异议。例如出了名的守旧人物大学士徐桐，他理学出身做过帝师，对西学极为排斥，“门人有讲西学者，即不许入见。”即便是这样的老顽固，也在上折子为变法谋划。至于所谓的顽固派首领荣禄，早在正式变法之前，就已经推动军事改革，并在保定和天津筹资设立学堂。至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朝廷重臣，不管在闲在权，提倡变法皆无二致。

但为什么光绪选定了康有为呢？不仅因为康有为最为激进、闹得最早、跳得最高，也因为康有为除了给光绪许了一大堆美好愿景之外，还曾经有几句话说到了光绪的心坎上：“皇上所深知的有几人？不按资历破格提拔的有几人？能议论咨询的又有几人？”

身边几乎无人可用的光绪，碰上了激进的康有为，那就像干柴遇上了烈火。他只知道康有为规划的蓝图漂亮，却不清楚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康有为的主要性格包括三点：1.狂妄自负。2.空言甚于实干。3.为掌权不惜铤而走险。这样一个人来主持变法，结果可想而知。

康有为一开始，是很得翁同龢和张之洞赏识的。他从广东到北京，最早赏识他的人就是翁同龢。他从北京去汉口，湖广总督张之洞把他奉为上宾。但相处既深，翁同龢张之洞这样阅人无数的政客都发现：康有为言过其实，虽自诩为圣人，但其学说荒诞无稽，正是如假包换的野狐禅，由此对他的好感渐渐都转成了恶感。

康有为当初在北京创立强学会，一干重臣都鼎力支持。此时因战败失势而在总理衙门担个虚职的李鸿章，也对强学会变法图强的宗旨十分敬慕，自愿出银两千元，加入强学会作一会员或赞助人都可以。作为世界闻名的中国政治家，李鸿章即便暂时赋闲，但他的资历、人脉、和声望尤其是在百官中的地位，仍然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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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康有为竟然拒绝了李鸿章的友好姿态，直接否决了李鸿章的入会申请。康有为的不屑一顾不是目中无人，就是幼稚透顶。

康有为给光绪开的变法药方，除了废八股等内容之外，核心措施是在中央设立“制度局”，专门负责制定及推行变法事项。至于原来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则“六部尽撤”“则例全废”。把原来的国家执政机构完全推翻之后，代之以康有为的十二局“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电、会社、海、陆军”。各省的总督衙门也可以不要了，代之以“民政局”，举行“地方自治”。一句话，实际上就是要从中央到地方来一次干部大换血。

这样庞大而牵涉无数权力交接的重大事宜，康有为有什么具体推进步骤和措施吗？没有。不要说之前没有，就算是在变法开始之后，他给光绪上的折子据说叠起来有一人多高，也几乎没有具体变法的条陈。整个百日维新期间，极少见康有为上书新学堂怎么设、新农商怎么推、新军事训练怎么弄……他就是一边不断上折子请开制度局，企图一步登天进入最高权力中心；一边让人不断上折子推荐自己、梁启超和谭嗣同掌权。要是问到他打算具体如何变法，他就表示：制度局不开——言下之意只要我不掌权——一切都是空谈。

康有为对于现存官员的态度如何，两句话就可以看出。变法开始五天后他觐见光绪，觐见前在朝房里等，据说此时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荣禄过来主动询问时局，康有为简单粗暴地回应：“非变法不能救中国！”

荣禄说我也知道法应该变，但问题是几百年形成的法，岂是朝夕之间说变就一下能变的？

康有为斩钉截铁地答道：“杀几个一二品的大员，则新法行矣！”

官居一二品的荣禄觉得自己的颈项凉凉的：康有为尚未掌权就已如此打算，一旦生杀大权在手，自己保不定就成了为新法开路而掉头的先锋。事实上当时荣有杀康的能力，而康绝无还手的机会，对潜在的政敌口出如此偏激恫吓之言，康有为也真是狂妄得没边了。

虽然康有为一门心思要掌权，但他自始至终都没能如愿。变法的第一推行者和最终决策者，都是光绪帝而不是他，他最多就是个顾问而已。一生中唯一一次见过皇帝之后，光绪也没有把他提拔成他梦想中的制度局局长，就连梁启超都只是在译书局谋了个小官。康有为大言不惭要杀一二品的大员，而光绪帝此时根本就没有提拔一二品大员的权力，权力都在慈禧那里。

光绪要变法，没人使唤是不行的。老干部都是慈禧的人，他只有找新人。颁布诏书快两个月后的9月5日，他才提拔谭嗣同、刘光第、杨锐和林旭为四品的军机章京，“竭力赞襄新政，无得瞻顾。”除谭嗣同是铁杆康党之外，林旭曾是荣禄的幕僚，杨锐是张之洞的学生，刘光第是刑部主事。光绪煞费苦心地安排人事，也是为了平衡各方势力，尽量减少变法的阻力。

但专制社会里的变法，具体措施跟权力的转移相比，始终是次要的。光绪的意图是以军机章京们架空原有大臣，推行他自己的变法方针，因此他明确规定：所有奏章，由4人圈阅；所有上谕，均由4人拟定。原有的军机大臣，被晾在一旁。

这本来也不是什么新鲜招式，东汉时皇帝就已经用提拔宦官的方式来制约外戚了，明朝时也是使用太监来制约内阁群臣。但光绪跟这些皇帝的根本区别，就是光绪没有实权，而要架空现有权力，是非得有包括兵权在内的实权不可的。手上没有实权要玩架空，就是小孩的肥皂泡，中看不中用。

没有慈禧的放权，光绪的一切政令都是一纸空文。让区区四品的军机章京去指挥荣禄这样的一二品大员，也是光绪的一厢情愿。被康有为看不起的朝廷重臣，纷纷去慈禧跟前告状。像李鸿章这样敏感地觉察到迟早会出乱子的老政客，更是尽量置身事外，有多远躲多远。当时有人不解地问他太后皇帝意见相左，你作为朝廷重臣怎么不出来调和？李鸿章叹了口气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

从光绪的角度而言，空喊了几十天的变法却雷声大雨点小，时间越拖得久，就越显出他的无能；从康有为的角度而言，自己极力倡导的变法，自己却因不在其位迟迟不能谋其政。压力越来越大，维新变法的形势越来越糟糕，顽固派的抗议越来越明显……终于康有为决定走出最愚蠢的一步棋：密谋政变，夺权在手，一劳永逸，围园杀后。对于手里没有半支枪的康有为而言，妄图凭谭嗣同的三寸不烂之舌就说动袁世凯犯上作乱，无异于痴人说梦。最终的结果就是慈禧大怒，囚禁光绪，诛杀六君子，变法措施除京师大学堂一项之外统统废除。康梁流亡海外，维新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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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的失败，核心原因在于过度激进。康有为毕其功于一役的过激作风、光绪急于求成的年轻心态、再加上教条主义和狂妄自大，是注定一事无成的。不用说“围园杀后”的幼稚计划不可能成功，就算一旦侥幸成功，让康有为这样的人掌握大权，国家政局也只会比变法失败更糟糕更混乱。反正最终结果就是清帝国不但没有进一步，反而往后退了两步。

一百二十年前的戊戌变法，全过程就好像从峰顶云端俯视下方的梦幻花园。花园绝对是美轮美奂人见人爱无可否认的，但若是不想耐烦地攻坚克难、小心谨慎地循路而下，只想一步到位一跃而下，结果就一定不是被人赞颂，而只能是为人叹惋。

参考：唐德刚《从晚清到民国》，谌旭彬《康有为毁了戊戌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