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居无定所到月入几万一个渔村的“春天的故事” “我现在靠房租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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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开始：

从居无定所到月入几万一个渔村的“春天的故事”

央广网深圳5月9日消息(记者孙冰洁)“我现在靠房租分红，每个月的收入就有5万左右……”八十多岁的深圳罗湖渔民村村民吴锦清坐在古香古色的社区活动室里，一边喝着茶，一边向记者回忆渔民村的往昔。社区活动室外，几十层高的公寓鳞次栉比，社区广场上，孩子们正在欢乐地玩耍，很难想象这个如今高楼大厦林立的现代化小区，就在几十年前还是寸草不生的荒地。

渔民村，位于深圳市罗湖区以南，与香港仅有一河之隔。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一些东莞的渔民顺东江而下，发现深圳水清鱼肥，便陆续在此安家，以打渔为生，吴锦清就在那时随父母迁居到深圳。

“原来这里是一片荒地，什么都没有，我们住在船上，最怕刮台风，一刮台风，我们连船上都没法住。”虽已年过古稀，吴锦清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渔民村的样貌。

广东话把这种以船为家、飘零水面的人戏称为“水流柴”。除了居无定所、温饱有虞外，由于渔民村地处边境，治安不好，渔民更苦于地霸、土匪之患，始终无法安居乐业。虽然解放后，在政府的鼓励和帮扶下，渔民们陆续上岸，盖草棚、辟鱼塘，开始了定居生活，并逐渐形成了一个渔村，但渔民村人也不过在温饱线上挣扎。

转折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率先吹进了这个边陲渔村，中央决定建立深圳经济特区。由于紧邻罗湖口岸，与香港一河之隔，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这个偏僻的小渔村一夜之间成为了举世瞩目的核心，也让渔民村里近200位渔民几乎占尽了天时与地利。

“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们过不上现在的好日子。”在渔民村采访，提到渔民村今日的成就，几乎每个村民都会向记者提到改革开放这个关键词，吴锦清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改革开放后，由于特区灵活的政策，渔民村的百姓率先和香港做起了边境生意，开展小额贸易，组建运输车队和运输船队，发展养殖业，办起了来料加工厂。“到1979年，已经有酒楼、珠宝加工等好几家香港工厂来村里投产，厂房租金纷纷进了村民口袋，几年之间，村民几乎全部成了万元户。”吴锦清也在那时停止打渔，只靠租金就完全能满足生活所需，据他回忆，同一时间村里还为村民们统一筹建别墅式小洋楼，改革开放仅过了几年，渔民村已经是远近闻名的中国最富庶村庄之一。

改革开放的步伐并未就此停止。1992年，深圳着手进行农村城市化改造，渔民村人由农民变为市民，村集体也变为股份公司——深圳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个个当上了股东，除了获取分红外，房租也成为村民的一大固定收入。

新世纪初，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圳市的外来人口大量增加，租房子的人群也络绎不绝，作为旧村改造试点，渔民村民通过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村民自筹资金，新建起11栋12层高的住宅楼和1栋20层的综合楼，渔丰实业股份公司组建了渔丰物业公司，对全村出租屋实行“统一出租”、“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现任渔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的黄兴炎告诉记者，统一管理以来，渔民村的房屋出租率连续多年保持100%，没有“房中房”、没有“黑中介”、连续8年没有发生一起治安刑事案件。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渔民村的“改革”仍在进行中。如今的渔民村在原有的基础上建成了一个430平方米的老人日间照料服务中心，老人们能不出小区就能享受到便利的居家养老服务；与房地产开发商合作的幸福万象楼盘项目不到半年时间全部售罄，进一步壮大了集体经济，村民的家庭收入更上一层楼。

黄兴炎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渔民村民主要收入为四大块：集体收入的分红、房租、劳动性收入以及各项福利补贴，“除去个人的劳动性收入，光是个人固定收入就能达到每月四五万，而这只是渔民村民收入的中等水平。”

从居无定所到月入几万 一个渔村的“春天的故事”

从居无定所到月入几万一个渔村的“春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