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美元资本循环的崩塌和人民币的试探性挑战 3月26日

3月26日，人民币原油期货正式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交易，这成为人民币继2016年10月1日被正式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后迈出的又一关键一步。中国政府表面上将原油与人民币挂钩，实则将原油与黄金挂钩，试探性地复活了石油贸易中以人民币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依靠黄金来弥补中国金融体系的封闭，人民币取代欧元再一次站在了石油美元的对立面。

1971年8月，在运行布雷顿森林体系27年后，

美国政府单边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实行浮动汇率制。在那27年间，一方面，1964年约翰逊总统启动的“伟大社会计划”和持续20年的越战膨胀了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另一方面，日本和西德不断显现的贸易优势恶化了美国的国际收支。到196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已无力支撑35美元兑一盎司黄金的承诺，美元价值被明显高估。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废除意味着黄金正式退出货币的历史舞台，美元成为实质上的全球储备货币，拉开了美国金融霸权的序幕。

然而，尽管脱勾的美元方便了美国政府施行任何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但随着黄金而去的还有美元的绝对信用以及国际社会对美元的绝对需求。因此，美元指数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后一泻千里，两年时间内贬值高达25%。彼时，由于全球石油合约以美元计价，美元的迅速贬值直接伤害了石油产出国的利益，使得其真实收入极大下降。为了保护自身利益，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1972年更新的德黑兰协议中规定，原油价格每个季度将会根据美国和其他九国的货币价值进行调整，实质上是将原油与黄金进行挂钩，意图摆脱美元贬值的负面影响。如果说更新德黑兰协定是对石油美元关系的一次微调，随后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1973年石油危机便是对石油美元关系的彻底重构。

1973年10月，埃及与叙利亚进攻以色列的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

引爆第四次中东战争。为惩罚支援以色列的西方国家，阿拉伯国家石油输出组织宣布对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和荷兰实施石油禁运。半年时间内，石油价格从3美元一桶飙升至12美元一桶。跟随油价一起飙升的还有美国的通胀和失业率。自1973年到1975年，美国通胀水平从3.65%骤升至11.80%。为对抗通胀，美联储快马加鞭将基准利率一路从5%提高到了13%，借贷成本的飙升重挫了美国经济，失业率从4.8%骤升至9%，短时间内“滞胀”弥漫着整个西方社会。

第一次石油危机让美国意识到，石油不仅是其能源命脉，

更是其金融和经济的命脉。不管是从解决当前“滞胀”危机出发，还是从国家长远战略角度考虑，掌握石油及其定价权是稳定国内经济和支撑美元金融霸权的必然选择。于是，1974年，在基辛格的主导下，美国政府和沙特阿拉伯王室签订了一系列军事和经济协议，这成为当今“石油美元”的雏形。总的来说，美国政府承诺为沙特阿拉伯提供军事支持并保证其不受以色列的攻击。作为交换，沙特阿拉伯同意只用美元定价其石油产品，并将出售石油获取的美元利润投资于美国债券。到1975年，所有OPEC国家均与美国达成了类似协议，美元成为全球定价石油的唯一货币，石油美元资本大循环也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完成闭环。

石油美元，对美国来说

，第一，重塑了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绝对需求，这为美元的内在价值提供了稳定的外部支撑；第二，较好地稳定了石油的价格，有效保障了美国的能源安全并提高了美国国内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第三，源源不断的石油利润流入美国政府债券，为支撑其财政赤字提供了稳定方便的资金渠道。对石油输出国来说，第一，美元资金的流入方便其向美国购买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第二，积累的美元利润在美国资本市场能享受可观稳定的金融回报；第三，获取美国在其他问题上对本国政府的技术、军事以及经济支持。彼时，美国47%的石油消费还来自于进口，沙特阿拉伯最大的进口国还是美国，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还维持在7%以上，石油美元资本的大循环满足双方需求，一个双赢的局面构筑起了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后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体系。

在石油美元的保障下，美国政府越发有恃无恐。

自1974年到2017年，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重从32%飙升至105%，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依旧坚挺。虽然石油美元资本循环一直运行通畅，甚至苏联解体都并未对之影响分毫，但焦虑和担忧却是一直存在的。美国怕其美元的地位受到挑战，而石油输出国则怕油价的下跌。不幸的是，这些所有的担忧都在1990年代后期到当下逐步发生。

欧元曾经被动地挑战过石油美元的地位。

之所以说是被动，是因为主导这次挑战的是一个中东狂人——萨达姆。2000年，伊拉克宣布准备停止用美元计价其石油产品，转而使用刚诞生不久的欧元。当年11月，联合国批准伊拉克石油换欧元的计划，一时激起轩然大波。当然，后来所发生的事情已经家喻户晓。2001年“9·11”事件爆发，2003年美军借反恐名义开启伊拉克战争，当年底萨达姆在一农村地下室被美军活捉，2006年被处死。

将伊拉克战争直接同石油换欧元计划联系起来，颇有阴谋论的腔调并且逻辑过于简单，但往往历史的巧合就是这么耐人寻味。至于萨达姆为什么想要摆脱美元，是出于纯粹的政治敌意，还是独到的经济考虑，现在已无从考证。但有趣的是，如果萨达姆真是出于经济考虑，那他或许可以跻身天才投资者的行列。因为2000年11月正是欧元兑美元汇率的最底部，1欧元仅值0.83美元。此后8年间，欧元一路猛涨至1欧元兑1.6美元，价值近乎翻倍。不过，如果没有伊拉克战争，美元或许也不会贬值如此之快，历史总是很难去做假设。

相较于美国可以用政治和军事手段捍卫其自身利益

，石油产出国在自身利益受损时则显得越来越无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油价暴跌，5个月时间内，布伦特原油价格从140美元一桶的高位跌至40美元一桶，腰斩再腰斩。对于石油产出国来说，彼时尚有中国4万亿的投资计划提供石油的外部需求，OPEC组织也还能够通过限产来有效提振油价，于是短时间内油价实现快速反弹。到2011年4月，油价已回升至120美元一桶，延缓了众多石油输出国爆发国内经济危机的时间。如果说纯粹经济周期导致的油价暴跌给了石油输出国一个善意的警告，2010年逐渐萌芽的美国“页岩油革命”则可谓是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随着页岩油开采技术的不断提升

，美国原油产量自2010年开始迅速回升，从每天400万桶增长至去年11月的每天1000万桶。而上一次美国实现这个产量还是1970年。与此同时，美国对原油的进口持续下降。根据国际能源署预测，美国甚至会在2027年成为石油净出口国。于是，OPEC国家猛然发现，曾经自己最大的买家摇身一变将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而自己辛辛苦苦提振起来的油价最后反倒是给竞争对手做了嫁衣，内心的愤恨可想而知。美国页岩油革命对国际原油供需关系的重塑直接导致了原油价格再一次在2014年7月暴跌，而这一次，油价不再任凭OPEC组织使唤。就连俄罗斯史无前例地加入OPEC限产协议，就目前来看，起到的效果也极其有限。

除此之外，过去十年，美国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将国内利率环境压至零。减去通胀后，美国国债基本不提供任何实际回报，而这对于长期将石油利润沉淀于美国国债的石油产出国来说，意味着长达十年的极低资本回报。至此，已经运行40多年的石油美元资本循环早已失去了曾经双赢的光泽。

西方不亮，东方亮。

在石油美元及其所代表的国际能源和金融体系遭遇种种问题时，中国凭借其庞大的能源需求和外贸优势成为了中东乃至全球产油国的座上宾。一方面，中国在2013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2017年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鉴于中国对原油需求的增长趋势，中国已经成为石油产出国在全球最稳定的买家，这对众多在油价下跌时遭遇债务危机的产油国来说可谓是难得的救命稻草。另一方面，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内积累的外贸优势和全工业体系的能力使其成为了各石油输出国最大的进口贸易伙伴。如今，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际主要原油生产商的最大进口国均是中国，源源不断的产品和服务从中国，而不是美国，流向石油输出国。

从石油资本循环中最基础的商品买卖关系来看

，中国已经毫无疑问取代美国。但在构建石油人民币资本循环的过程中，中国的硬伤是金融体系的封闭。对石油输出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通过卖出石油赚到钱，第二个则是让赚到的钱保值甚至增值。中国的能源贸易只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即货物与货币的交换问题，但没有解决随之而来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货币保值增值。换句话说，石油产出国积累下的人民币贸易盈余，在当前中国对外封闭的金融体系下，不能顺畅地转化为人民币金融资产。而人民币有限的自由兑换属性更是限制了各石油产出国利润的潜在流动性。所以，人民币能否在未来石油贸易中进一步取代美元，主要取决于中国能否提供一个高流动性的、开放的人民币资本市场，而这便涉及到人民币国际化以及资本项目开放等更加艰深的新时代命题。

1971年，就在美国宣布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35天前

，基辛格秘密绕道巴基斯坦在北京同周恩来总理会面，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进程。当时作为美国国师的基辛格或许很难想象，47年后，自己一手主导的石油美元已经千疮百孔，而曾经千疮百孔的“小弟”却正在国际经济金融的舞台上高歌猛进。强弱转换之间，当时北京的谈笑风生已成为如今隔空的贸易战硝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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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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