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青丽:《怀念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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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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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青丽

我的父亲名叫段七星,生于1934年农历二月初十。他已于2017年11月9日因病离开了我们。今天是父亲85岁的生日,按照乡俗,应该为父亲举办最后的一个冥庆,以表达对父亲的思念之情。

父亲出生在临汾市尧都区西头山泉村,在那里他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父亲8岁进入私塾开始读书,时断时续;长大后,先后做过县长的通讯员、农会秘书、供销社营业员、钢铁厂装卸工、农民、乡办煤矿采购员。

王青丽:《怀念父亲》

1962年,国家经济困难,29岁的父亲被原平钢铁厂精简压缩回到村里务农。不久,经亲戚介绍认识了我的母亲。他们结婚后,按照婚前约定,父亲需要从西头山泉村迁往母亲的出生地土门村居住,并且两人生育的第一个孩子必须从母姓,以顶立王姓门户。由于外祖父去世较早,原本属于外祖父的遗产,早已被外祖父兄弟的后代们久占为业,万不得已,父母亲只好诉诸法律,从母亲叔伯们后代的手中追回了属于自己的房产。此事,引起了他们的不满,埋下了积怨。父母结婚住进了这个属于他们的院子,从此,他们过上了没有安宁的日子,为此,常常因为琐事吵架、打架。

不管心中有多么的憋屈,为了一家人的生活,父亲还是要参加生产队的各种劳动,挣工分养家糊口。慢慢长大的我,目睹了父亲遭受的种种艰辛、屈辱与不公。作为一个农民,无论春种秋收,还是严寒酷暑,从摇耧耙耱到出圈挑粪,举凡生产队的农活儿,父亲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父亲年少时没有干过多少体力活,是农村人所说的“没有苦”,特别累了的时候总要休息几天。体力上的累不算什么,最难以承受的是来自别人的蔑视与不公。父亲不是本村出生长大的,没有儿时的伙伴,缺少“铁杆哥们儿”,是名副其实的“外来户”。外祖父去世早,没有老人的荫护,父亲在村子里没有地位,时常受到外人的欺辱。有时队里安排的农活儿要么不好干,要么就故意刁难,稍有不从,就会受到拳脚的“礼遇”,挨打挨骂是经常的事儿,这些都是我亲眼所见的。每遇到这样的情形,总是听到父亲长吁短叹,后悔自己年轻时不懂得选择和坚守。刚刚懂事的我,常常听他说过去如果怎样,现在就不会这样,因而父亲对我上学读书,给予了很高的期望,要求也格外严格。

父亲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了整整十年。1972年,父亲在收秋种麦耙地时未站稳,掉进了耙里,耙上的铁齿割伤了他的腿,只好在家休息。

迫于生计,父亲用从爷爷那里学到的风水知识给同村的邻居家们看坟地,帮助他们挑选红白喜事的日子,被乡亲们称为“风水先生”。这种行为在当时被认为是“迷信”活动,在以斗争为哲学的年代,村子里把父亲的这种行为反映到公社。不久,公社领导在一次大会上点了父亲的名,胆小怕事的父亲顿感压力很大。生活在这样的环境,父亲很压抑,有了换个处境的想法。恰在这时,父亲当通讯员时的朋友做了临汾县西头公社的党委书记,这位书记知道了父亲的难处,毅然推荐父亲到西头公社机关做事务长。离开了土门村,从挣工分变成了挣工资,父亲压抑的心情好了许多。但没有过多久,西头公社有人提出父亲的户口不在这个公社,公社机关事务长这份工作不应该由父亲做。不得已,那位书记朋友只好安排父亲去了公社所属的煤矿。父亲从开票员做起,凭着辛苦努力,不久,又担任了煤矿的采购员。

父亲对这份工作,甚是满意,在工作上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心血,辛勤的工作换来了矿领导的充分肯定。因为父亲每月有了收入,家里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母亲也觉得自己有“地位”了,不时带着我和弟弟住在父亲租房居住的城里,全家人都很高兴。每月父亲的工资加补助,能领到50元左右,那个年代,我们家除了必要的开支后还有少量结余,从此之后,父亲再也不欠队里的粮款了。

1975年我刚满12岁,按照乡俗应当“圆锁”。家庭状况好转了,父母自然也想把我的生日宴办得体面一点。但谁也没有想到,当天晚上大队革委会一名副主任带人以“破四旧”的名义将亲朋好友送的食物和礼物洗劫一空。对于这种行径,父母悲愤难当,深感屈辱。多少年来,偌大的一个村子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为此父母哭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大早,电灯故障,父亲改接电灯线,由于情绪不好致使电灯线连电,烧坏了全家的电灯和电线,还差点弄出了事故。当时我年龄小,根本无法体会父亲此时的心情,我只是听父亲说了一句话,“‘出门人’真是不容易啊!”

这件事使父母受到很大伤害,特别是母亲,半年之后就患上了气管炎,遇事不顺,马上就喘不上气来。从此之后,父亲一边工作,一边帮助母亲治病。患病三年间一共住了县城的医院十几次。由于入不敷出,家庭经济状况又趋恶化,债台高筑,欠债达2000余元。现在不算什么,当时这个债务可是父亲7年工资的总收入啊!在这个困难时期,我也成为临汾县属重点中学——刘村中学的一名中学生。对于我的学业,父亲很是上心,不断为我创造条件,以使我安心学习。当他看到我在学校吃不好睡不好时,毅然决定让病中的母亲到刘村中学附近租房居住陪我读书,这使我倍感幸福,但好景不长,由于母亲的病情复发加重,又要去治病,和父母在一起的“幸福生活”不得已宣告结束。

父亲为了照顾母亲,被单位领导多次“约谈”,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向煤矿提出辞职,这时父亲只有45岁。回到村里,父亲既要到地里干活儿,还要悉心照料母亲,对于琐事,要从头学起,和面、起面、蒸馍、炒菜,洗衣、熬药,每天与锅碗瓢勺打交道,虽然每天都是简单的重复,但父亲作为一个大老爷儿们,其间的煎熬与甘苦,他都默默承担下来,真是委屈了他。这时,好心的亲戚看到父亲这样的艰难,提出让我辍学的建议,对此,父亲断然否决。他说:“只要孩子们愿意上学,我再困难,也不会让他们断学”。

父亲尽管一再用心和努力,可母亲的病情还是每况愈下。1980年12月29日,得了5年病、只有39岁的母亲撒手人寰,永远离开了父亲和我们,此时,父亲只有46岁。父亲陪伴母亲,一直没有工作,家中没有了经济收入,安葬母亲时,只好用了最差的柳木棺材,还借了新债。这年春节,我们父子三个光棍度过了母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母亲在世时,尽管身体有病,她还是坐在炕沿上教我们剁肉、调馅、包饺子。如今,我们父子三人,缺少了母亲指挥,三个光棍自己做,活儿还是那样的活儿,但包出的饺子却不成样,从锅里捞出来时,饺子全变成了“开口笑”。看着眼前的一切,我想到了母亲,忍不住哭了,弟弟也跟着哭了。父亲很难过,他擦了一把泪,说:“明年我会把饺子包好,不会再让你们吃‘开口笑'的饺子了!”

这个时候,恰好赶上了国家发展经济的新时代,父亲利用过去的“老”关系,做起了贩煤的生意。正是这个生意,使我认识了煤炭并献身煤炭。此时,我正在临汾一中复读,目睹了父亲的艰辛和不易。有一次,父亲告诉我,他领着汽车从煤矿拉煤,途经仙洞沟的“鬼门关”,司机和他的腿都在哆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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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的暑期,我终于如愿以偿成为山东矿业学院的一名大学生。上学时,父亲把全部的积蓄拿出来,把所有值钱的家当都变卖了。我要到千里之外的山东去读书,他不放心我一人出门,硬是把我送到了太原。在火车站候车室,他一直看到我坐上东去的列车,才依依不舍地离去。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分明感受到他对我的殷切希望和望子成龙的期盼。大学四年,父亲的脸上增添了许多皱纹,头发也灰白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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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期间,为减轻父亲的负担,我勤工俭学补给家用,父亲不放心,怕影响我的学习,又专门来学校看了一次,他对我说:“好好读书,不要干这些,我再困难也要让你读完大学。”母亲离开我们几年了,我想到了父亲的不易,这次乘着我送他回家在济南换乘时,我第一次提出让他为我们找一个后妈,但没有想到,他一口回绝:“我绝不给你们添这个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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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忻州的原平,父亲很高兴,因为这是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报到之后,父亲立即为我完婚。第二年在矿务局医院,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父亲当了爷爷很高兴,提前来到了我的工作单位。而我因为没有想到会生一个女孩,心里感到有些郁闷。父亲批评我说:“亏你还是个大学生,怎么能有这么个陈腐的想法。”他每天往医院送饭并为孙女洗尿布,承担了不应当由爷爷承担的责任。

父亲上过学,虽然时断时续,但他知道只有读书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对于我的学习,他要求非常严厉。在我的记忆之中,父亲因为上学打过我两次。一次是我上小学时和同伴逃学,父亲打得我尿在床上;一次是我上高中时,因为考了班里的最后一名,私自决定回家复读时,父亲当着老师和同学的面打了我一次,使我感到自己很没面子。为此,我还记恨了他多年。现在想起来,正是父亲的“铁石心肠”改变了我的一生,也使我明白了一个人在什么时候应该坚持和坚守。

1988年5月,为使家庭增加收入,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我和妻子商量决定贷款买了一台东风牌大货车,交由父亲和弟弟经营,时间不长,由于经营不善,不得已我只好告别为之奋斗的轩岗矿务局,调回临汾供销机械厂。那时,我一边工作一边帮助他们经营。汽车晚上放在妻子的厂里,每天一早就要出车,时间长了门卫有意见。这时父亲主动提出,他来厂里做门卫,一方面可以挣几十元的工资,另一方面又可以给自己家的汽车提供方便。冬天行车,每天晚上都要放掉汽车水箱中的水,以防止汽车水箱冻坏,一大早又要给汽车水箱中加热水,以利于汽车启动。这些工作都是父亲一人完成的,这个时候,父亲已经将近60岁了。过了两年,家里的房子修好了,车不用在厂里放了,弟弟家也有了两个孩子,父亲又回到村里,帮助弟弟带孩子,并耕种家里的几亩地。1993年,我在煤管局办公室工作,迎来父亲60岁的生日。那时候,父亲的身体不是很好,我邀请了部分好友为他举办第一次生日宴。从此以后,父亲每年的生日都会有许多的亲朋好友前来祝寿。这一年的生日宴结束之后,我第二次提出为他续弦,父亲这次没有反对,只是说,等等再说。1995年9月,我担任了临汾市煤运公司经理,为了侄儿们上学,弟弟全家也搬进城里,只剩下父亲一人在村里,我第三次提出为他找老伴的事,他终于答应了。这一年的国庆节,我邀请了部分亲朋和好友为父亲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这时,母亲已经过世将近15年了。15年中,父亲既当爹又当娘,备尝艰辛。回忆起这艰苦的岁月,怎能不感恩这如大山一般的父爱!

父亲组成新的家庭之后,一直住在村里,起初的几年里,他一直耕种着村里的那几亩地。1999年之后,年龄过了65岁,我劝说了几次,他终于同意将土地的使用权无偿给了我原来的邻居。这样,父亲每年的冬天住进城里,清明节之前,父亲又回村里去住。这些年,我和弟弟的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村中的几间门面房也交给父亲打理。逢年过节和他的生日,我们都会给他一部分钱并购买新衣,这些钱父亲一直舍不得花,新衣服也舍不得穿。有时候我说他,他总是说年龄大了穿好穿坏无所谓,只要干净就行。节省下来的钱,大部分都接济了外甥和侄女等亲戚;还有的捐给了村里及社会的公益事业。他总是说,忘不了他们的父辈过去是如何帮助自己的,应该报答他们的恩情。对于村里的公益事业,他积极参与,带头捐资。村里建学校,他捐资3千元;修造梵王庙,捐了5万元。他怕我说他,主动给我解释说:“做人要讲诚信,你妈有病的时候许过个愿,那个时候咱们没有条件,现在好了,应该兑现。”一次他告诉我,他要为村里请一台戏,让大家知道我们家也能给大家提供精神食粮,只是钱用完了,让我再给他点!除了经济的捐赠,他常常和村里的老干部一起参政议政。看到这一切,我心里想,一天干部也没有当过的人也有了这样的意识,可能这是父亲的精神解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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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父亲69岁,按照乡俗,这一年,我们为父亲过70岁的生日。生日过后,我抽空带着他去苏州和杭州旅游,让他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有了一个切身的感受;不久之后,我又带他去了香港、澳门旅游了一回,让他感受到了什么是现代化。这次旅游,父亲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一路上他给我讲了许多。这一年,我也将近40岁了,对父亲也能理解一点了。

2003年元月12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尧都区发生的一起矿难,随后我被问责,不久就身陷囹圄。80天后走出班房,见到父亲,他一下子苍老了许多。他看到我,大声痛哭,劝我:“想开点,官做不成,别做了!工作上的事我不知道对错,但社会上的人都说你是条汉子,有这句话,爸就什么都有了!”父亲原以为这件事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年的5月,《焦点访谈》对此事又追踪报道了一次,这次对他的打击最大,他以为我会再被抓进去,节目还没有看完就不会动了。送到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是突发脑栓塞,主要原因是受惊吓引起的。每当想起这件事,我就感到深深的内疚和自责。父亲已经是70多岁的老人了,还要为我的不当工作承受如此的伤害,真是不应该啊!经过了四年半漫长的等待,2007年8月,组织上任命我为蒲县人民政府县长助理,在父亲的眼里我是又“出山”了,他高兴地说:“就应该这样,只要恢复了,干一天都行,爸爸死了都可以瞑目了。”这时我才明白,几年来父亲劝我都是给我宽心,他是生怕自己的孩子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在蒲县工作了3年,父亲去了一次,我带他去了趟柏山庙,他说我为你请一柱香,祝愿你好好为公家干事,平平安安。2010年6月,组织上调任我为洪洞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到任后,父亲又专门看了我一次,同在蒲县一样,在大槐树为我请了一柱香,同样祝愿我好好为公家干事,平平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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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组织调任我为市政府园区管理办公室主任,告别工作多年的洪洞回到了临汾,终于和父亲团聚了。父亲知道我工作回到了临汾,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认真地对我说:“听组织的话,继续好好为公家干事!”

去年的这个时候,也是快到清明节了,父亲给我打电话说:“你来我这儿一下。”见了父亲才知他是为了上坟的事。父亲说:“听说你要和南院的亲戚们一起上坟?多少年来这是第一次。今年上坟你要多准备点东西,为南院的爷爷长辈们多烧些钱多挂点纸!现在想起来其实也没有啥!要说你那些爷爷和舅舅们对我还是不错的,虽说以前闹过矛盾,仔细想想也不能全怨他们,我和你妈都有过错,你们下一代一定要好好相处啊!”

清明节过后,同往常一样,父亲和继母又回到了土门村的房子居住。6月18日,继母打电话说,“你爸早上起来咳血了!”听了之后,我立即吩咐妻子和弟媳从村里接来父亲到临汾市人民医院检查,结果令我瞠目。肺癌晚期,而且是恶性!面对这一冰冷的结论,让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要说,这不是科学结论,或者说这不是科学决定!对这一结论或者决定,我将信将疑,为此,我遍请临汾市的名医,为父亲的病情进行最后的诊断。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也许是我内心有鬼,瞬时会有许多的幻想!对于诊断,各位名医和专家众说纷纭,颇有争议,为了保险起见,我又让弟弟带父亲去了趟北京,才算尘埃落定。我们没有想到,对于这个结果,父亲是早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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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比,父亲不能算是一个文化人,学历仅仅是一个没有毕业的初中生,但就他的知识、阅历、经历以及面对困难甚至屈辱时,所表现出的坚忍和勇气,我是远不能及的。在这个痛苦的煎熬中,我逐渐地认识了父亲。过去我总是想,父亲是一个懦弱的人,他不敢面对现实;父亲是一个逃避的人,他不敢面对真实;父亲是一个窝囊的人,他不敢勇于担当……这次生离死别,父亲竟能坦然地对我说:“估计我不行了!”我说:“不会的,我觉得你能活得超过90岁。”他说:“你憨的!现在我活得已经超过你爷爷了!我还能活多久?”说着就从自己上衣的口袋里拿出来一本存折。对于这样的行为,我深感诧异。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个“小气”之人。小时候,父亲将村里分到的柿子加工好后,去几十里之外的县城销售,这只能说是做个小买卖。有时,他从城里回来,会给我带些落花生之类的小食品,我记得他总是从自己的裤子口袋里一颗一颗往外掏,不懂事的我,为了解馋,不由自主地骑在他背上从口袋一粒,两粒……直至掏到父亲表情尴尬。而这次,父亲表现却不同寻常。我原想他不会有多少钱,仔细定睛一看,是23万!啊!怎么可能呢?

父亲看出了我的怀疑,淡淡地对我说:“我年青时,时代动荡变迁,我和你爷爷居无定所,虽然很努力,但一无所获;中年时,我和你妈苦苦奋斗,仍然一无所获,只能勉强度日,好在你学有所成;晚年时,你和红丽竭尽孝道,为我所为,我真是想多花点钱,但是你们对我照顾有加,我是想花也没有地方花啊!”

听了父亲的话,我内心的热浪涌上了眼帘。我激动地对父亲说:“爸,你不会有事的,这只能说是炎症,很快就会好的,你不要再多想,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的!”

父亲听了我的话,说:“有你和闷儿我已经知足了,在卧龙垣煤矿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大都已经做古了!我知道这次我是有病了,这一难我认为是过不去啦!我也没有啥放不下的,如果说有,那就是你的继母了,虽说她没有生养你们,但她毕竟和我一起生活了23年呐,你们一定要照顾好她!”

对他的这一说法,虽说我有理智,但还是将信将疑,我不由得对父亲的病又怀疑起来。过去的几年,我每年都会正常安排父亲体检,去年也是正常进行的啊!难道有例外?张国庆、彭波等是临汾的名医,我又与他们商谈了几次,然而,有理有据的分析,科学的推断,终于使我无奈地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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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肺癌晚期”这一结果,可以说击碎了我和家人们所有的幻想,我们只好对父亲的病选择保守治疗了!我是一个工作狂,多年来都是早出晚归,父亲得绝症了,我知道绝症意味着什么。为此,我改变了多年的习惯,每天中午,我会尽一切努力回家吃饭,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多陪伴父亲。有一天,我看见父亲心情很好,我和弟弟商量,带父亲去游一下校园吧!父亲很高兴地答应了我们这一请求,不曾想,一个电话通知使我没能和父亲同行。

之后,我和妻子每天都会陪父亲吃饭。开始父亲能吃能喝,和我们有说有笑,渐渐地,父亲不能吃饭了!身体消瘦了!沉默寡言了!我的心情也如六月的天气说变就变。开始的日子,我是想方设法推掉所有应酬力争陪父亲吃饭,随着时间的推移,看着父亲日渐消瘦的面庞,听着他有气无力的说话,我总是想逃避、回避,甚至是不愿见,因为我实在不忍心看着父亲日渐一日的“衰亡”。父亲可能是已经预见了生命的末日,几天不见,有时甚至是一日,他总是会找种种身体不适的理由强烈地要求见我们。有时,我们没有时间,他就会大发雷霆,寻找一切“借口”要见我们。我由于工作繁忙,严厉地说了父亲,“我们确实很忙,有许多的事情离了我们不行,请父亲谅解。”从此之后,父亲再也没有“麻烦”过我们!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不懂事啊!

又过了一段时间,堂弟的孩子结婚,举办婚礼的地方就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华尧水上乐园。父亲的身体状况是不应该参加这个宴会的,但我想这可能是父亲能够参加的最后一次婚礼仪式了。为此,我和妻子、侄子陪着父亲先来到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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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父亲,由于病魔缠身,他已经不能走路了,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我和妻子、侄子及学校有关人员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陪着他又一次参观了校园。这一次,我们几个人轮流推着他,到校园的角角落落转了一圈。一路上父亲只是认真细致地看,没有说什么。参加完婚礼回到了家中,他坐在沙发上,认真地对我说:“今天,我在你的带领下,看了学校,我问问你,学校投了这么多钱,建了这么大,如果有一天,政府要收学校怎么办?”听了父亲的话,我笑着对他说:“爸,你不用操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社会做事,如果政府需要,我们会马上交给政府!”父亲听了我的话,会心地笑了,他说:“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到了这个时候了,父亲还在为我们着想啊!

我的父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和千千万万的平凡人一样,他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有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他有自己的自尊和自爱,他有望子成龙的期盼和情怀。他敬老人、爱伴侣、亲孩子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作为晚辈,有时可能不会马上理解,说不定一辈子也不会完全理解,但是我们要尊重父亲,热爱父亲。父亲给予了我们生命,是他用粗茶淡饭把我们养大。父亲是我们登天的梯,是拉车的牛,是我们人生旅途上做人做事的第一位老师,我们应该永远感恩!

父亲,安息吧!亲爱的爸爸,我们永远想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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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青丽,男,54岁,中共党员,工程师,天津财经学院经济分析与管理研究生、清华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现任临汾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临汾市园区办公室主任。

1964年12月28日(农历)出生于临汾市尧都区土门镇土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71年元月入学,1982年毕业于临汾第一中学,同年9月考入山东矿业学院机械工程系(采煤机械化专业)。曾任班长、院学生会副主席兼大学生服务公司经理、院总务处长助理。

1986年大学毕业,在轩岗矿务局刘家梁煤矿参加工作。在矿期间,任生产技术科技术员、采煤三队技术员、副队长、代理队长,创建了全局第一个标准化采煤队。1987年8月调轩岗矿务局生产技术处任主管技术员(副科级),负责全局采煤机械化管理工作。1989年元月,调临汾地区供销机械厂技术科从事技术工作,主持设计了成套洗煤设备。其间停薪留职,从事个体生产(汽车运输)1年。

1991年3月,调临汾市煤管局技术科,先后从事技术、秘书工作,1992年5月任局办公室副主任、主任。1994年3月,组织选调任临汾市人民政府秘书,负责工业、煤炭、经委、计委、体改委方面工作。

1995年8月,组织调任临汾市煤炭运销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同年10月,当选临汾地区青联常委,后兼任青联秘书长。1997年6月参加天津财经学院研究生班学习,1999年6月毕业。

1998年6月,当选临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7月,在临汾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9月在临汾市青年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青联副主席。12月,参加组织部、团委、青年联合会、信用联社组织的临汾市第二届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被评为信合杯临汾市第二届十大杰出青年。

1999年5月,参加临汾地委组织部公开选拔考试,以优异成绩被任命为临汾市副市长。2000年11月,县级临汾市人民政府更名为尧都区人民政府,改任副区长。2003年开始,先后参加中央党校民营党建培训班、清华大学CEO研修班和清华大学EMBA班学习,2008年7月清华大学EMBA班毕业。2007年8月任蒲县人民政府县长助理。2010年6月调任洪洞县人民政府副县长。2015年9月调任临汾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临汾市人民政府园区管理办公室主任。

▌来源:作者 王青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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