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小芹||海权战略思想寻迹从大战略的层面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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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战略的层面来看，海权是一种邦国强大之术，是国家参与创建国际秩序的重要工具，反映着国家对国际政治经济活动的态度和行为。乔治·莫德尔斯基、威廉·汤普逊总结得十分简洁：“海权是积极参与全球政治的状态。海权是一种资源，没有它，国家只能是世界秩序的一个消极消费者。”

一

马汉：海权与国运昌盛

谈起海权，人们第一个想到的是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和他的“海权论”。马汉思想之所以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靡欧美发达国家，在于他在海外殖民扩张、群雄并起的年代发现：海权决定国运。马汉的著述卷峡浩繁，以《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 —1783）》《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兰西帝国的影响》《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海军战略》为代表作，其中尤以第一本最为重要。

马汉的海权战略思想的链条是：强大的海军一海战一消灭敌方舰队一取得制海权一打通本国与世界市场的通道并确保在远方的商业优势一保持帝国的不断增长。在海军战略层面上，马汉提倡以下几条原则：一是海军的存在就是进攻。在海上，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二是制海权是取得战争主动权的前提，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三是敌方舰队是主攻目标。四是舰艇的首要标准是火力，主力舰是舰队的脊梁。五是主力舰集中起来进行决战。

马汉的“海权论”对现代美国海军的诞生起了催化作用，但是美国对于海权的运用，并没有止步于马汉。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期望借由其海军实力建立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美国认为，世界和平能否实现，取决于“国联”能否成立；“国联”能否有效，取决于美国海军是否足够强大。美国人相信，要使“国联”这个集体安全机制不沦为单一国家（英国）的工具，就必须要有一支能与英国海军势均力敌的海军。美国人还希望彻底贯彻海上航行自由原则，交战国（实指英国）的权力必须受到大幅度的限制。航行自由原则不仅可以使英国封锁另外一支强大海军的能力作废，并能从根本上禁止英国进攻性地使用其海军，同时削弱英国地理位置带来的优势。因此，在巴黎和会上，美国人威胁英国人，要么接受“国联”，要么接受无限制海军军备竞赛。

尽管一战结束后美国在海军建设和国际秩序建设问题上咄咄逼人，但最终因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国联”盟约而付诸流水。两战之间的国际秩序不仅短暂而脆弱，而且远不是美国人希望的。但是，美国运用海权实现其战略目标的设计十分清楚。这是在大战略层面运用海权的一个经典案例。

二

“英国学派”：如何运用海权应对大陆强国

19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从理论上对英国海上经验进行总结的进程就已经开始了。这批学者和著作包括约翰·科洛姆（John Colomb）和菲利普·科洛姆（Philip Colomb）兄弟，前者出版了《论我们的商业保护和海军力量分配》《保卫大不列颠》，后者出版了《海战》。查尔斯·卡尔韦尔1897年出版了《滑铁卢以来海上制权对陆上行动的影响》，1905年出版了《陆军作战和海上主导地位》。他们为英国海权理论奠定了最初的概念框架：海军如何影响陆地事务，海军和陆军在实现国家目标中的相互关系，以及海军战略原则在变动不居的技术演进中的命运。这些战略概念经朱利安·科贝特（Julian Corbett）、赫伯特·里奇蒙（Herbert Richmond）、利德尔·哈特（Liddle Hart）和斯蒂芬·罗斯基尔（Stephen Roskill）等人不断锤炼，最终形成了英国式海权战略思想。

“英国学派”思考的问题只有一个：在面对强大的大陆国家时，英国如何运用其海权。主要思想是：（1）国家的海上战略是为陆上事务服务的，海军与陆军必须紧密配合，方是实现目标的最佳途径；（2）有限战争是英国权势的根源，即利用强大海军对大陆进行边缘封锁，必要时派遣小规模登陆部队；（3）制海权在绝大多数时间是处于争夺之中的，绝对制海权只是一种想象的、很少出现的场景；（4）保护海上交通线的畅通是制海权的最终衡量标准；（5）对于兵力集中和舰队对决的决定性意义给予较为平衡的看待。

作为“英国学派”重要代表人物的朱利安·科贝特，他的海权战略思想是对马汉海权战略思想的一个纠偏。科贝特眼见马汉思想风靡欧陆，连英国都不能幸免，以致让很多人迷信海权的威力，而忘记了在与强大的陆权国的战争中，海权的力量是多么有限，于是提出了取得相对制海权维护海上交通线畅通一在陆上实施有限战争支援陆上盟友或者实现陆上有限目标的逻辑链条，与马汉的路线形成鲜明对比。

整个19世纪，英国都实践着这套“英国式战争方式”，即对欧洲大陆保持“离岸制衡”，在世界其他地区有选择地运用威慑、小规模战争、前沿存在等战争或非战争方式，维护英帝国的海上交通线畅通和贸易进行。如在英属加拿大与美国的争端中威慑使用海军，在亚洲发动鸦片战争，以及武力干涉欧洲大陆边缘地区的事务（如克里米亚战争）。然而，吊诡的是，英国海权战略思想大发展的19世纪后半期，也是英国海权逐渐衰落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陷入其战略固有的困境。

三

法国“青年学派”：用“杀手锏”打击敌方交通线

法国海权战略思想的变化反映的一个事实是：没有真空中的海权战略思想，也没有与国家大战略割裂的海军战略思想。任何海权战略思想都是国家对特定安全环境反应的产物，都反映着国家的世界观。

法国海权战略思想较为人熟知的是“青年学派”（The Jeune Ecole）（也有学者译作“少壮派”）。这是一个国家在海陆腹背受敌时的权宜之计。1870年前后的法国，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使其极为需要海外殖民地，需要强大的海上力量，却在海上面临强大的英国，陆上又面临正在快速崛起的新统一的德国。面对这种困境，法国的战略思想家们认为，要在有限的资源约束下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就必须独辟蹊径。于是，以里夏尔·格里韦尔男爵和泰奥菲勒·奥贝为代表，提出了“青年学派”理论。

“青年学派”的核心观点是：考虑到敌人（英国）的强大和己方资源的有限，法国应该最大限度地利用新技术提供的可能性，建立一支由小型、快速舰种为主力的舰队，创造性、进攻性地使用鱼雷、潜艇等技术，避开敌人大舰队，打击敌人的商业航线，制造敌国内部混乱，使敌人最终按有利于法国的条件谈判。也因为这个，人们往往称呼“青年学派”的战略为“商业战”。其前提假设是，对方对海上商业的依赖是其致命弱点，而且这个弱点可以一击得中，从而实现战略目标。这与舰队决战的思路是一致的，都是想让敌人的损失大到决定性程度。不过，舰队决战的衡量标准是对方舰队失去战斗力，而“商业战”的衡量标准是对方是否失去战争意志。

但是，“青年学派”利用新技术提供的可能性，与强大对手打一场“非对称”战争的期望，很快便受到挑战。攻防技术之间永恒的相互追逐，使这种思想显得过于缺少弹性。更何况，在19世纪末2。世纪初的欧洲国际形势下，比技术更新更快的还有敌友之间的转换。“青年学派”的战略是为英国量身打造的，随着英国转换为法国的盟友，这套战略思想便失去了价值。

从时间上来看，“青年学派”要早于马汉和科贝特，而且对后来的德国和苏联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它所重视的以弱对强、非对称，对“杀手铜”技术的倚重等思想，今天仍可以在许多国家的战略中看到。

四

德国：不战而屈人之兵和韬光养晦

德国最为人所知的海权战略思想，是海军元帅提尔庇茨的“风险理论”，这是一种典型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论。在19世纪最后十年的各国海军造舰竞赛的背景下，提尔庇茨认为，德国舰队的实力没有必要超过任何一个敌人，更没有必要超过英国。德国所要做的是，强大到一定程度，谓之，“70%理论”，即可改变英国对开战的评估。因为如果英国与德国开战，英国即使获胜，其实力也会大大折损，导致其无法再在第三方海军面前享有优势。对于需要在全球大洋维护利益的英国来说，这是巨大的风险。这样的风险会威慑英国的进攻行动。如此一来，英国就不得不在政治上对德国作出让步，德国即可不战而屈人之兵。但是，提尔庇茨在英国如何看待德国的问题上犯了战略性错误。英国最后的选择是宁愿与宿敌法国和俄国和解，宁愿在帝国其他地方削弱防守力度，也要把舰队集中在欧洲海域，与德国拼死一战。因此，提尔庇茨整个逻辑链条断裂，战略破产。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仅仅出现一次舰队决战一日德兰大海战，且以胜负难定作结，而大西洋海上交通线的争夺却成为生死枚关的问题，这对海军战略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德国学界和军界在战后进行了深入反思，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海战的目标和制海权的实现不再是摧毁敌人的军事目标（如敌方舰队），而是控制海上交通线；海战的真正性质在于它的“海洋”性质，而不是军事性质。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是海军上校奥托·格罗斯、前海军少将沃尔夫冈·韦格纳，前者1928年出版了《就世界大战经验谈海上战争学说》，后者于1929年出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军战略》。至1936年上尉冯·瓦尔代尔一哈尔茨发表“明天的战略”一文，恩斯特·威廉·克鲁泽博士1938年出版《现代海军战略》一书，德国经济战理论趋于成熟。冯·瓦尔代尔一哈尔茨称这是“新蓝水海军学派”，并称这指的是“贸易战，极端的贸易战”。在经济战思想指导下，德国认为“巡洋舰袭商战”将是未来海战的主要形式，将是迫使英国人屈服的利器，因而设计了“袖珍战列舰”这一德国特有的舰种。一方面，是为了避开《凡尔赛条约》的约束；另一方面，是指望以速度优势回避与英国战列舰的正面交战，同时以火力优势袭击敌方商船队和护航的巡洋舰、驱逐舰。

在大战略层面，希特勒认为，一战前德国海军的口号——“德国的未来在海上”——是个重大战略错误。在希特勒的大战略中，韬光养晦、避免英国的敌意是首要考虑。希特勒避免建造挑战英国的公海舰队，充分意识到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二战爆发后，他抢在英国人之前占领丹麦、挪威和法国西海岸，使德国海军在一战中面临的所有劣势都得到改观，但希特勒最终仍然没有得到他渴望的英国的和解或者妥协。在战术层面，先是巡洋舰袭商战成效不彰，最后被迫再次诉诸潜艇战。与此同时，希特勒暗度陈仓，计划在横扫完欧洲大陆后实施“Z计划”，最终目标是在扫除了地理位置对德国的约束之后，使德国从一个“半海洋国家”变成“海洋国家”，实现海陆双雄，迫使英国丧失抵抗意志。这一计划因英美投入欧陆作战而未能实施。

希特勒时期德国的海权战略思想实质上是与提尔庇茨相同的，都期望将强大海军作为谈判桌上的筹码，通过威慑力压服英国，使美国置身事外。但是，这种思想没能理解德国利益与英国利益的内在冲突，没能理解英国绝不允许单一大国控制欧洲大陆的决心。

五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海权战略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见证了海权“从大陆边缘介入转向直接干涉关键的中心地区；从一个投机工具转变为决定性军事行动的承担者”。这一转向是战时的应急措施，还是应该成为和平时期的持久战略，是战后美国面临的重大问题。

核武器的问世一度阻碍了美国海权战略思想的发展。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美苏双方在核领域形成“相互确保摧毁”的态势，两大阵营间发生常规战争的可能性重新回到视野之中。在这样一种前景下，应该选取哪一种战略指导思想，采取什么样的战略？

1982年，“海上战略”（Maritime Strategy）在美国海军和政府内部确定。“海上战略”的主要目标是：（1）使苏联不能运用全球压力，即打破苏联使战争尽可能速决或者局部化的设想；（2）摧毁苏联海军；（3）通过有限度重新部署部队、保障增援和后续供应，以及通过直接运用航母空中力量和两栖作战能力来影响陆上战斗；（4）通过威胁进攻苏联本土，使苏联在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的条件下结束战争。

围绕这一战略，美国国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大陆派”与“海洋派”两种意见。“海洋派”认为，美国不能愚蠢到用有利于苏联的思路来考虑问题，必须充分发挥美国的海上优势，从海上对苏联进行威慑，威慑失败时在海上与苏联作战。“大陆派”认为，在工业革命时代，苏联规模庞大的陆军和通达的铁路系统，使其在击退任何来自海上的两栖登陆行动方面占有优势。即使美国能将苏联赶出大海，把它的所有海军基地粉碎，也不足以阻止它控制欧亚大陆。对付苏联最有效的办法，是建设比它更强大的陆上力量，加强北约建设，加强欧洲中部的陆空力量，在陆上吓阻苏联。这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在最大限度地保持海上优势与对陆上盟友的支持之间如何分配资源。这场争论迄今为止没有定论。

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美国海权战略思想形成于1992——1997年间。在海权战略制订过程中以及此后出现的争论，揭示出美国海军战略要应对的新挑战是：面对位于大陆濒海区域、装备了远距离打击武器系统的中小敌人，美国的全球地位要如何维护和展示？过去20年间，美国基本采用了“边缘性前沿存在”的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的特点是态势塑造、危机反应、威慑潜在敌人、安抚盟友，以及与敌人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它体现了美国的全球大国地位，让盟友放心，同时向潜在敌人发出威慑信号，还能让“前沿存在”的美军力量处于相对安全的位置。与1982年的“海上战略”相比，它放弃了准备打大战的基调，改为以塑造和威慑为基调。

在向“边缘性前沿存在”转型的同时，美国也因应不断变化的安全形势，不断修改其安全战略和战略思想。出于对安全问题的新认识，2005年，美国颁布了《国家海上安全战略》，旨在形成一个统一联邦各政府部门、地方政府和私立部门在海上安全领域行动的综合性战略。2007年，美国颁布了《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

这两个战略的出台反映了美国海权战略思想的重大变化：不寻求聚焦某一具体威胁，为大战作准备，而是力图寻找可以被其他国家接受的想法，推进国际合作，塑造国际形势。在2007年的战略第一段中有这样的表述：“这一战略描述了美国将如何运用其海权保护全球繁荣得以维系的全球互联体系。”参与制订战略的罗伯特·罗伯尔教授说：“保护现有全球贸易和安全体系的思想，不仅是制订这一战略的背景，而且是把全球各个地区连接在一起的思想豁合剂。它不仅为海洋战略，而且为国家大战略提供了基石，使它们不是针对某一特定国家或者威胁，而是不含威胁的积极进取。海洋战略所奠基的战略思想是：保卫全球商业和安全体系……”。

到2015年美国修订海上安全战略时，其指导思想又从保护全球体系转向了以对抗威胁为驱动，海权战略思想重回备战。

今天，与海洋相关的安全问题已经超出了传统的争夺制海权和控制交通线的范围，扩展为人类在海洋这个新的生活空间的关系问题。过去，海洋的主要价值是其通道价值；但今天，它的食品价值、能源资源价值、环境价值、战略价值等，都使海权这个概念必须加以丰富才行。而且，海上活动的后果不再局限于一国，也不再局限于一时。国家之间在海洋上除了互为敌手之外，还是需要彼此帮助的伙伴。海洋上的国际合作越来越多，以海洋为空间的各种权力关系都在发展。未来的海权应该包括什么内容，未来的海上安全指的是什么，未来的海上秩序应该是什么样，都是今天各国面临的现实问题。这些问题远远不是传统海权战略思想能够指导的。因此，这是一个需要新的海洋观念、新的海权战略思想的时代。

作者为浙江大学研究员；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8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