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害了，重庆这项改革获国务院肯定，向全国推广上世纪90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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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大潮汹涌澎湃，重庆率先在国合商业企业(国营合作社商业的简称)推行经营、价格、分配、用工“四放开”改革试点，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重庆经验，获得国务院肯定，并向全国推广。

自1983年凭票供应体制逐步取消后，自由买卖便把封闭的商品流通体系撕开了一道口子，曾经凭借“垄断地位”风光无限的国合商店被挤到了市场的边缘。多年来，国合商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模式:指定渠道进货，指定价格销售，指定范围经营，不得越雷池半步。这些“规矩”像铜墙铁壁一样封闭了经营之路。

到了1990年，全国的国合商业普遍出现亏损，经营十分困难，1990年全市国营商业、供销社系统实际利润仅5500万元，比1989年的2.2亿元下降了75%。上交税利下降了21%。而在当时，国合商业是商品流通的主导力量，是市场商品的主要供应者，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面对困境，人们都很焦虑，也都在思考，出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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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社场景再现

看着门可罗雀的卖场，远离重庆市区的巴县青木关供销社的营业员们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合计着，咋不能像个体户那样干，闯出一条活路来呢?

几天后，青木关供销社三个采购员一大早搭车直奔城里交易市场，一次性采购了六七个品种近百个书包。回来后，根据市场行情自行定价销售。由于产品质量过硬，价格又比个体户还低，很快就吸引了不少顾客，几天时间全部卖光。一进一出赚了不少，生意活了。

一不做，二不休。尝到甜头的青木关供销社，接着取消了“商店经营权、固定价格、固定收入分配”等雷也打不动的陈规。为了防止吃回扣、做假账，他们还摸索出最少三人同行进货的办法:一人选货，一人记账付款，一人看守货物，然后三人在“白条”上签字画押，财务人员凭此做账。就这样，他们瞒着地方政府偷偷自行进货、定价、分配，一个月下来居然毛利率增长了不少。以前被个体户吸引走的大批顾客又回来了，供销社又热闹起来。

一石激起千层浪。青木关供销社这一做法很快被相邻的供销社知道了。于是，他们纷纷效仿，自行寻找进货渠道，自行定价销售。变革就这样在重庆暗流涌动地开始了。

没过多久，事情被捅了出来。在当年9月召开的全市财贸会上，原巴县副县长牟启源汇报了青木关供销社的事儿，顿时引起不小的震动。有的人赞成，认为青木关的做法成效明显，对刹住市场滑坡势头闯出了一条新路。也有的人反对，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主席台上，时任重庆市常务副市长张文彬静静听着与会人员的发言，对青木关的做法，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和思考。

会后，张文彬让秘书捎信给青木关供销社:“胆子大一些，步伐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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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张文彬副市长又带队到沿海经济特区考察学习。深圳、珠海……白天考察企事业单位，晚上参观夜市，18天急行军似的考察让大家渐渐打开了眼界和思路

考察的最后一站是厦门。在厦门总结会上，结合沿海地区和内陆腹地的实际情况，考察团把青木关供销社创造的“进货渠道、价格、分配”三个方面的放开补充完善为“经营、价格、用工、分配”四个方面的放开。

“经营放开”让企业获得了更大的经营自主权，企业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依靠产业政策和市场导向，自主决定经营范围，依法纳税。

“价格放开”把企业推向市场，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和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灵活作价。

“用工放开”在企业内部实行全员合同制，干部聘任制，内部待业制，运用竞争机制，打破“铁饭碗”。

“分配放开”根据企业和职工经营好坏、效益高低、服务优劣、贡献大小等分配工资奖金，奖勤罚懒，消除平均主义，不吃“大锅饭”。

就这样，考察团从沿海回到重庆之后，“四放开”改革经过市政府的充分酝酿后，开始付诸实践。

1991年1月，张文彬副市长代表市政府在全市财贸会议上宣布:重庆的国合商业实行“四放开”，11家从全市遴选出来的企业率先试点，充当改革的马前卒。

“四放开”改革的消息犹如一块巨石落水，顷刻间激起万丈波涛。一时间，各种议论、矛盾冲突蜂拥而至。一些商业部门的领导怕出乱子，怕担风险，不敢前进一步。有的区、县长思前想后，犹豫不决。甚至还有部门指责“越轨”“侵权”，要求马上“纠偏”……重庆市场的上空阴云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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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四放开”这个新生事物，有人在徘徊、观望。但是，大多数国合商业企业已经看到了希望。重庆南坪商业大楼乘着“四放开”的东风，根据企业的自身优势，及时调整经营方针，改过去“狠抓零售，发展批发，巩固联营”为“扩大批发，确保零售，发展联营，批零并重，规模经营”，形成了以家电为龙头的批发经营体系，大大提高了效益。

市五金机械批发公司体会到了一种解开绳索放开手脚的感觉。价格放开后，有位教师看见商场的阿里斯顿冰箱比较便宜，但又与其他商场相差不大，有些犹豫是否购买，商场家电部主任得知他的购买数量较大，便当即表示每台还可以优惠30元，顾客很高兴地买走了五台冰箱。

沙坪坝区双碑贸易公司用工分配放开后，职工工作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公司营业员是“怕外出摆摊辛苦，怕旺季太忙太累;争着休息星期天，争着下午梭晚班”。自从实行联销计酬后，星期天业务好争着上班，下午生意忙争着上班;淡季太闲主动出摊，节假日顾客多主动设摊，主动为顾客送货上门。

各种新气象在试点企业正悄悄地经历着由量到质的蝶变。4月以后，“四放开”改革从试点阶段向全市逐步全面铺开。为了建立起新型的政企关系，与之配套的城市改革也紧锣密鼓的开展起来。“四放开”已不单纯是重庆商业企业内部的一项改革，而是成为了一场将市场机制引入城市经济管理的大变革，带动各部门从思想观念到具体操作都遵照经济规律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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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8个月的试行，重庆商业“四放开”改革取得了比较明显效果。试点企业销售、利润、上交利税、职工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上升了37.7%、40%、28和16%。这项改革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许多省市的同志纷纷到重庆来学习，国家体改委和商业部也派人进行了专门的考察，充分肯定重庆的做法，认为此举为全国商业改革带了一个好头，推动了商业改革向纵深发展。

11月，为了推广重庆的改革经验，国家体改委和商业部把“全国搞好国合商业座谈会”放在重庆召开。会上，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说，“重庆能够把‘四放开’率先在四川打响，在全国也能够放上一炮，使全国的商业改革有所突破，就是立了一大功。尤其是在没有路的情况下，重庆走出了一条路，这对全国的改革是一大贡献!”

顿时，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由此，重庆商业“四放开”改革的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燃遍祖国大江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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