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的春运回忆录：从站10个钟买票到站40个小时回家的奇迹本文所记录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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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记录的事件，发生在2003年到2005年

春运笔记

冷飕飕的大清早，在上海普陀体育馆的春运售票点，排队买票的队伍东拐西折，占了不下四条街的人行道。如果算上体育馆外面广场上用钢管强隔出来的九曲道，估计其长度不下于十里。早上八点钟赶到体育馆的大门外，从广场上的人海里，可以看到一条小溪从一侧延伸出去。逆着人流去找它的源头，在街巷疾走上半个小时，拐了三四个弯之后，发现仍然望不到尽头，攥着希望的人心底开始结冰。

从九点钟开始排队，不消半个小时，扭头一看，后面早已又接上看不到头的长龙。排好队后，很快就有妇人来推销过期报纸，信心十足地，嘴里吆喝着：“一块一张，消磨时间。”心里却再想：“不买无所谓，我还会再来。”然后是促销矿泉水、多味瓜子、烟草和各种零食的，胳膊上一色挎着竹篮子。穿着皮夹克，不修边幅的小伙子，手里低低地攥着票，故意只露出一角，一边逆着人流走，一边低声说：“成都、贵阳、湘潭……”快到中午的时候，卖快餐、包子、面包、啤酒、方便面加热水等的小贩也纷纷加入战团，并按照火车站的规矩，一律提高零售价。队伍前进得非常缓慢，有时半个小时一动不动，于是渐渐的有人推销起五块一个的塑料凳子来。没有想到队伍会这么长的人早已用各地方言骂骂咧咧。

“搞他娘的，入口到底再哪里？”有一个人一路上已经高声问了十遍，他的朋友每次都自以为风趣地说：“你也不想想是啥子时候，一来就想跟它零距离接触？”另一个凑趣说：“零距离有个球用？要负距离给晓得？”又一个接下话去：“他是送牛奶的，放在门口就走。”一帮人便哈哈大笑起来。有人抱怨说：“亏了亏了。老子去年半夜一点钟就来排队，九点钟就——买——着——票——了（这几个字伴随着一个长长的哈欠说出来）。照这种排法，等进去票早卖光了。”他旁边的人说：“老子是晓不得会挤成这样，要不然半夜就过来了。”先前那个人说：“我是让我龟儿子临时整过去加了一个晚上的班。”他旁边一个胆怯而焦急的声音小声问他：“要是买不着咋办？”他一下发起火来：“买不着？买不着老子就到龟儿子的办公室门前J坐，看他咋个整！”

路边商店电视里正播报着春运的动态新闻，讲警察又端掉了几个黄牛党，突袭了几个抢骗团伙；大家一边看一边夸张地附和：“我整这些贼日的。”——其逻辑之幽默令人喷饭。然后镜头一转，显示的是广州火车站，手持话筒的采访人员正在采访一个刚刚睡醒的妇人。妇人身上盖着被子，身边堆着三个大包袱，加起来估计有上百斤，包袱上坐着个孩子：

采访人员（以下简称记）：你在这里逗留了多久了？（她显然知道能得到一个吸引注意力的答案。）

妇人（以下简称妇）：（理了理头发）两天了。

记：（追问）是两天两夜吗？

妇：（回忆了一下，点头）是，差不多了。

记：你是在广州上班的吗？

妇：不是。我们是从东莞过来的。那边买不到票，就到这边来试试。

记：几个朋友约着一起过广州来？

妇：就我和老公，还有我女儿。

记：从东莞到广州，路费是多少？

妇：五十块钱一张票。

记：要是这里也买不到票呢？

妇：（犹豫了一下）就回东莞去，坐汽车走。

记：汽车票价是多少？

妇：四百多块一张吧。

记：为什么不在广州坐汽车呢？可以省了回东莞的汽车费。

妇：广州我们不熟悉，不敢乱坐，东莞我们都坐过好几次啦。

记：花费这么高，考虑过不回去吗？

妇：没办法，四个老人都在家里，还有个孩子也放在家里。无论如何都要回去。

记：你老公现在去买票了吧？

妇：是的。他排队的时候我睡觉，等我醒了就去换他来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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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樱桃醉资料图：春运中的广州火车站

队伍好不容易走到拐弯处，排队的人们弓着腰，探出头去，从前面看看，看不到头；然后又回过头来，从后面看看，也看不到头；像见到一切壮观景象那样，大家摇头咂嘴，发出各种惊叹的声音来。但过不了一会儿，又开始搓着手、跺着脚，骂娘起来。有的人已经喝掉两瓶啤酒，并将空瓶朝着墙角扔过去，为的是听一听“嘣”的声音；有的人一路留下满地的瓜子壳和满嘴的黄段子；最看不惯小商小贩哄抬物价的人也低了头，买上一瓶水和两个肉包子。多数人不约而同地得出了一个结论，排六个小时的队比干六个小时的活儿要累上十倍。

下午四点钟，终于到了入海口了。四处都站着军警，吆喝着，催促着，维持秩序。走进钢管护栏的单人道，大家都觉得胜利在望，心情舒展了不少，萎靡的精神也为之一振。单人道外面徘徊着很多人，愁眉苦脸，心急火燎，犹豫着不想去排那看不到头的队，可是又无计可施。排了一天，终于就要拨得云开见日出的人，看着他们得意极了，像是终于出了口恶气。这里也因此出现了一种奇特的交易：买卖位置。排到广场上的位置值到五十块钱一个，因此一种排队员的周期性职业也应运而生。在广场上往复曲折、九曲回廊似的单人道上蝺蝺而行，只要花上一个小时的耐心就可以进馆了。这时人们开始激动起来，躁动不安，最主要是担心票已卖完，一天的时间和耐性都白白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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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育场内等待购票的人群。

体育馆里是另一番景象。从入口鸟瞰下去，馆中央两排办公桌上各放着二十台电脑，也就是所谓的四十个售票窗口。每台电脑前都排着队。刚进去没有经验的人，看到排队的人不是很多，都松了口气。在武警的指挥下，大家被安排到观众席的座位上坐等。坐定后才发现，观众席被分成八个区，每个区大约两百多人，按照入馆的先后顺序等着，一直要到武警喊一声“起立！按顺序排队下去。”那才算是到了决定胜负的时刻。谁也不敢想象，不敢估计还要等多久。这次看到这么壮观的景象已经没人惊叹了，只有些惊瘫了的人一屁股坐到座位上的。打电话汇报里面情况的声音此起彼伏，有些人已经撑不住睡着了，有些人急得像热锅里的蚂蚁。

在体育馆中央，有三分之二的人买不到票。当一脸倦色的售票员用满是血丝的眼睛扫描完电脑屏幕，轻轻地说一声：“对不起，到某站的票已经卖完了”时，有的人“喔”的一声，当场落泪了。从紧张询问到焦急等待到大失所望，情绪上短短几分钟的大起大落折磨得人精疲力尽，比八个小时的排队等待还要耗费心力。伤心绝望的心情到处弥漫，淹没了大喜过望的心情。一些毅力惊人，执着一念的人，信不过联网售票的现代科技，竟然四十个窗口都排队询问一遍。仇恨谩骂的声音不绝于耳，因此可以说指挥调度只不过是武警们的副职。绝望而又不甘心的人彷徨无措，说什么也不肯两手空空地离开这个无情的战场。

买不到直达车票的人，很多选了一种危险的方式：先坐到某某站，然后转车。所以在武汉那样的大中转站，随时可以看到需要转车，但签不到票，滞留车站的大学生。他们要无可奈何地在这个喧嚣嘈杂、臭气熏天的地方呆上二、三十个小时，和那些听天由命、随身带着铺盖行李，浑不在意地在大庭广众之下打地铺的工厂工人们挤在一起。手头拮据的大学生，只有眼巴巴地看着身穿制服的人员，和身边的人鬼鬼祟祟地讨价还价，像龟公在给暗娼拉嫖客……

一根看不见、摸不着的铁索，把人牢牢的锁起来，牵着他们不辞劳苦地东奔西走。在这条可怕的锁链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服服帖帖地任它摆布，低声下气地听它偃指气使。它把成千上万的人，不念他们体弱多病，不念他们年老力衰，不念他们拖儿带女，统统拘押到阴森森的火车站里，让他们在候车厅里互相践踏，在地下道里没命地奔跑，在黎明迟迟不来的深夜瑟瑟缩缩地打盹，在买不到票的窗口欲哭无泪地徘徊；让他们目睹尽不要脸的地下交易，尝尽立锥无地之苦。

没有经历过铁路春运的人实在遗憾，因为他们竟无缘亲身体验人类历史上规模最浩大、人流最密集的迁徙运动。

这一切——

——直到一声冷冰冰的长鸣，像病危的马的辞世时的一声长啸，火车拖着沉重的身躯，把他们载入漫漫长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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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车厢资料图。

下

在塞得喘不过气来的火车上面，各色各样的人们，没命地挤囊着，吆喝着，咒骂着，上气不接下气地喘息着。头顶上方，大大小小的蛇皮袋、书包、皮箱、纸盒、食品袋和人头一样窜动着，前仰后合。有些人选择往前走，有些人又觉得应该往后退。这种对峙一持续就是几个钟头，一直要等到火车缓缓停在下一个站，车窗外面等候上车的队伍长得令全车厢的人都发出一声惊呼，然后才由一股无可抗拒的力量破坏掉。新上车的人倍受鼓舞、英勇无畏、力大无穷，只有他们能够于无可落脚处落脚，在没有缝隙处插针。身材矮小，背上压着鼓鼓囊囊的背包，还要拖着一只大手提箱，拎着满袋食品饮料的弱女子，也能够在密不透风的人墙中杀出一条血路来。抱怨的声音，吼叫的声音，前呼后应的声音，讲理的声音，求情的声音炸开了锅，将本来就吵吵嚷嚷的车厢变作嗡嗡乱叫的蜂房。布莱恩·伊诺之流没能记录下这些声音真是他们创作中的最大损失。其中一连串“借过”的声音都能组成一首出色的民歌：

“让一下嘛！师傅。”

“先生，麻烦请让一让。”

“同学，请让一下。”

“老板，借过一下。”

“哥们，让让。”

“老乡！借过借过。”

甚至偶尔还能听到：“老表，来，让一让。”

……

“老乡！大家都是打工的，出门在外，谁都不容易嘛。大家挤一挤，同舟共济嘛。你看我们又是女人又是小孩的。怎么样？挤挤啦。大家都是打工的。”一个女人还没站定就像旅行推销员一样滔滔不绝地向有座位的人游说起来，那种语气一听就是惯用伎俩，并且还曾经得手过几次。

现代化空调车厢的一大优点是能够让人们在天寒地冻的时候洗上免费的桑拿浴——这种优待一般只有在四等车厢里才能够享受。穿着鼓鼓囊囊的羽绒服或内配鸡心领羊毛衫的皮外套，带着羊毛毛线帽，裹着严实的毛绒绒的围巾，在车站上一连几个小时冻得哆哆嗦嗦的人，挤进车门时暖融融的，就像面包进了烤箱；而几个小时为争夺一席之地赴汤蹈火，身上的寒气早已散尽，等到好不容易停下来喘口气，已是汗流浃背。这种令人窒息的闷热不断散发出来，像吹气球一样吹胀了整个密不透风的车厢。最遭殃的是女人，本来就化得草率的妆被汗水冲得像一张张旧地图。而闷热的，充斥着令人恹恹欲睡的汗臭味和烟草味的空气，算得上是整个旅途中最为纯净和清洁的了。

没有过这种经历而往往根据常规来作判断的人会以为到这个时候，这些百折不挠的人精神开始松弛了，意志开始薄弱了，睡意开始复苏了。其实不然，大家的脸上正慢慢绽放出笑容哩，有的甚至变得容光焕发。中国人不顾一切的口腹之欲在这里被发挥到极致——或者像武侠小说里动不动就说的那样，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百年孤独》里对暴饮暴食的夸张描写，同这里的情形比起来也不过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作为社会观察家的巴尔扎克要大为感慨地说，真实的比想象的更加惊心动魄。

就像拥挤不能阻止肚皮鼓起来一样，闷热也不能阻止人们制造能量。车厢里的骚动渐渐平息之后，蜂房变成了蚕室。人们变得像春蚕一样，为了赶着织茧造窝不停地大啃大嚼。一桶热气腾腾的方便面成了至高无上的享受。为了挤到车厢两头去取热水，高举着面的人愿意在水银里游两个小时的泳。苹果、雪梨、桔子一只接着一只的吃，刚把一个啃得精光的苹果核扔到脚下，又迫不及待地打开一袋豆腐干或者香肠、卤鸡蛋。单是饼干的种类就可以列出一份长长的清单。精心挑选来的各色零食，无不是自己平时的最爱。在超市购物时就吊起来的胃口，在这里得到了无以伦比的满足。一个不到五岁的孩子也能抱起一瓶2.5公升的俗称“大炮”的鲜橙多仰头大饮，其豪爽不下于古龙吹出来的大侠。不要看到堆满桌子塞满座底挂满衣架的食品袋就大惊小怪，对最讲究吃喝的旅客来说，这些还只不过是零头，蛇皮袋或者超大牛仔包里的存货才是战略储备。有些人能够从上车一直吃到下车。一边抽纸烟，一边喝啤酒，一边把卷曲的方便面吸到口中（里面还通常有酸笋、榨菜、火腿肠、牛肉干等自配菜料），每一个动作都流露出美滋滋的味道来。上了年纪的老头子和老太太，也正默不作声地坐在行李上，悄悄地把一个接一个的蛋黄派往嘴里送——而心里面正琢磨着下一道菜是不是该来上一杯八宝粥呢。可以说，如果不是可以享受到这么丰富多彩的美食，人们战胜旅途辛劳的勇力也要大打折扣。

那种称得上纯净和清洁的空气中充入的辛辣的方便面味、纷芳的蛋糕味、酸骚的啤酒味、腥臭的打饱咯味，更加刺激了人们的食欲。

通俗小说里常常有这样承上启下的句子：三杯酒下肚，话夹子就打开了。春运火车四等车厢里接踵摩肩的众人，吃到兴奋的时候，也都毫不含糊地开始畅所欲言。男工们的热门话题是谈论谁的老板更有钱，更讲排场，更够意思；或者话锋一转，谈论谁的老板更小气，更不检点，更不是东西。而女工们唠叨的永远是家长里短和感情问题，讲她们的屡教不改的女伴同好吃懒做、朝三暮四的男友的爱情故事。

一位长着亚洲人的相貌，非洲人的肤色的云南小伙子正在同周围的人讲他一年的经历。他身材矮小而结实，看上去还不足二十岁。他开口说话之前总是腼腆地笑一下，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然后用力抿起嘴来，再开口吐词。他是四月份的时候才应招去东莞的。这几年珠三角工厂频频到云南去天花乱坠地招工。

“我们云南人老实，肯卖力，老板一般都看得起我们。四川人和湖南人都学坏了，一个比一个滑；我们云南人是说干就干。”

他说四月份招来这一伙，现在基本上都走光了，他算走得晚的了。走的原因差不多都是货不对板的承诺，没日没夜的加班和酷热难当的鬼天气。

“班长组长都怕我们云南人。云南人动不动就喝酒，喝完酒就打架，打起来就动真格的。我们都是一起过来的，比人家团结，谁都怕我们。”听他讲到这里，接着大家就开始兴致勃勃地讨论打架的话题来，讲到广西的砍手党，曾经惊动过报纸的；讲到如雷贯耳的广州火车站；还有以按摩、卖淫为诱饵的城中村女子抢劫团伙。几个上了年纪的女人也凑过来，侧耳倾听，又好奇又害怕，不停地咂嘴叹息。而大家也觉得不把事实夸大两倍就对不起这些叹息。云南小伙子还有几句到了嘴边的话想讲出来，却试了几遍插不上嘴。直到大家吹得嘴累了，他才好不容易说出来：“厚街那个鬼地方，想不到会有这么热。我们本来就黑，现在直接给晒成锅底了。以后死也不离开云南了。”这个话题没有引起讨论来，因为最能说会道的几个人开始皱着眉头，若有所思地抽起烟来。

车厢那头几个买到座位的女工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来，引得大家低声咒骂——这种普遍厌恶的表示仿佛倒助长了她们的兴致，尖声大笑的声浪更加高涨了。

一位瘦骨嶙峋的少妇，长着一颗金丝猴似的小脑袋——即便这样，她的面孔在诸女友中已经算得上是清秀的，可以引得同车的男人遐思迩想的了——正同女友们谈论地理方面的话题。当个别有幸跟着三角旗参观过景点的女友们讲到北边的黄山、西边的桂林的时候，她像是坠入了重重迷雾。她天真地说：“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搞清楚东南西北的意思。我只知道从广州到北京要二十多个小时，到深圳一个小时，所以北京很远，深圳很近。她们跟我说北京在北方，我想象不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她的一个女伴说：“这也不一定啊。广州到昆明也要二十六个钟。但在地图上广州到昆明只有到北京一半远。听报纸上说以后广州到贵阳只要四个小时，而贵阳比昆明还远呢。”那位少妇没有听懂她这么比较的意思（幸而她也懒得动脑筋去想），又接着说：“我在上学的时候就没有搞清楚方向的意思。初中地理课我也上了，就是搞不清楚。”这样一来话题又扯到读书上去了。她说她虽然不留恋读书的时光，但回想起来还是蛮好玩的。她最怕的是数学，尤其搞不清楚为什么后来要作图了。她的同伴告诉她那是几何，她这才想起有这么个名子来。她每说一句话，都要摇一下头，仿佛要别人确信，她所说的每句话，都是千真万确，极有分量的。

正在爬坡的火车慢了下来，有人好奇地问：“这到底是快车还是慢车呢？这么慢。”

他的朋友说：“怎么区分快车和慢车呢？”

一个懂行的人说：“要看车次前面的字母，T开头的是特快；M开头的是慢车。车票上有。一横一竖的是T；M……我也记不清是一个门还是两个门的了。”

车厢里的女工们，她们的身材一律矮小，面容不是太苍老就是太幼稚，或者像雨果描写的，“五十岁和十五岁混在一起”。要描写她们的服饰和打扮，就必须先观察过城市里的大大小小的发廊。在身份上有歧义的发廊妹们，是她们的时尚模特。她们把白领社会的时尚，包括发型、发色、妆容、衣服、挎包、饰物等等借鉴过来，经过改良，在价格和品位上付合这个阶层的要求，然后再影响并传授给她们。所以她们烫头发，但看起来像是刚在干草上睡了很不舒服的一夜；她们染头发，色彩鲜艳像戏台上的道具；她们画眼影，却像是熬夜熬出来的；她们涂睫毛膏，描得又浓又密眼珠子像是在里面潜伏；她们穿的缩筋收腰的夹克衫，配着紧身的牛仔裤，衬得上身圆圆的一团；她们的腰带，地道的手工制品，城中村货色，上面镶满了闪亮的图钉；她们的挎包，大到能装得下两个篮球，锃亮的皮革上面布满了白色的裂纹。她们脖子里和手腕上戴着“开过光”的宝石；颇为时髦的几个耳朵里还塞着东莞出品的耳机；她们的牛仔裤裤脚不是太窄就是太宽，绷在大腿上的两条白刷刷的色块，是流行的标志；她们身上的香味浓烈得像是古龙小说里的刨花油。所有这些的总和就是她们的青春。上了年纪的妇女是只有母性的，不到手脚开裂连雪花膏也不会擦。此外还有为数不多的较为朴素的几个，戴着近视眼镜，谈吐是纯粹的学生腔，措辞是全盘的书面语，所有的观点和思想都是照搬课本上的；镜片后面的两只眼睛流露着优越感。这些就是春运泥石流里的鲜花，巴尔扎克在研究妇女的时候首先排除在外的那一群。

大自然不管人类的行为有多反常，它总是一如既往地恪守着千古不变的规律。随着那些荒村小镇的灯光慢慢变得耀眼起来，它投下的暮色也越来越沉重。一列列火车，在原野、山岭、沟壑、森林中穿梭，像一条条通体发光的火蛇。而车厢里接踵摩肩的人们，正趁着暮色，掀起一轮晚餐的高潮。终于又到了一个享用方便面的黄金时刻，个个人都食指大动，车厢里又闹腾起来。为了取得泡面的热水，人群中激荡着一股舍身取义的热情。当吸食面条的声音交汇在一起，成为一段下里巴人原汁原味的乐曲时，孩子们欢笑了，老人们心满意足，年轻人忘记了忧愁。广播里，笑星们用他们那经久不衰的，莎士比亚式的俏皮话给到口的美食加油添醋。一场美餐下来，地上堆满了垃圾，像森林里堆满了落叶，人的脚也像树的根一样，从垃圾中长出来。火车车厢于是分为上中下三层：上面是行李，中间是人群，下面是垃圾；都一样地拥挤不堪。这时夜幕已经降临，伴随着餐后点心，夜生活也开始了。打牌也好，聊天也好，继续餐后小吃也好，一直要持续到深夜。直到黑夜赠给人类的忠实伙伴——睡眠——悄无声息地回到人们身边。

于是坐着的人们，要么枕着手睡，要么歪靠着平时避之唯恐不及的粗人打盹。站着的人们，有的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车顶投下的雪一样的灯光，像入定的僧人似的；有的醉了似的摇摇晃晃，呵欠打得合不拢嘴。那些开始时不屑于席地而坐的站客们，渐渐的后悔不迭。小孩子抱着父亲的腿，进入甜美的梦乡。整个车厢里，整个火车里，都一片寂然。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又沉重闷又深远，像远自地狱传来的亘古不变的苦闷之声。在某个角落里，有一两个不眠之人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小声地聊着。声音窸窸窣窣的，穿过密不透风的人丛，传遍整个车厢。三点钟的时候，过道里远远的传来吆喝的声音，把那些挤在走道上人一个一个的惊醒。大家搭拉着脸，骂骂咧咧地让路。推着餐车的老服务员，手里捏着一把钞票，一边叫卖，一边吃力地向前挪动，有时乘客骂得厉害了，他就回嘴：“你不买，别人难道就不买了？”那些半醒的旅客们，便都异口同声的说：“我们都不买。”老头儿又说：“我不卖，我吃什么？”一边嘟哝，一边竭尽全力的推着车朝前走。在他后面，跟着一群垂头丧气，想上厕所的人。这些吵闹声惊醒了一两个坐客，他们抬起眼来，满脸都是抱怨的神色，像被惊醒了的正在冬眠的青蛙一样，茫然地四顾一会儿，苦恼地揉揉眼睛，揩揩下巴上的口水，又抱着头，换几个姿势，很快地入睡了。快餐车就这样不可思议地开了过去，看上去像只软体的虫游过一滩死水，惊起的涟漪很快就不抚自平；这番默不作声的苦斗要耗费多少精力和毅力，绝少有人体会得到。长坂坡七进七出只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一匹好马，推着餐车穿过一十三节四等车厢则还需要有相同数量的耐心和毅力。餐车一过去，站客们又都像虾一样，一动不动了。整个火车恢复了刚才那样的寂然。这个钢铁之躯，这条饕餮的巨蟒，在漆黑的原野上呼啸而过，将套在锁链里的疲倦的生命统统裹在腹中，却因为暴食过度而积食腹胀。在最悄然无声的时候，常常会忽然有个孩子从梦魇中惊醒，发出尖锐的哭声。睡得最沉的人，会突然感到一股刺骨的冷风刮过来，睁开眼睛看上一阵，才明白原来是火车到了一些无名的小站，又有一批新的勇士创造奇迹，挤上车了。他们用当地土话喝叫着，寻找落脚的位置……

读过巴尔扎克的成名之作《驴皮记》的人，想必不可能忘记那场穷奢极侈的晚宴之后，次日清晨暴露无遗的罪恶景象：到处一片狼藉，前夜粉妆玉砌的天仙们变得像穿着破衣烂衫的骷髅，纵欲后的艺术家们只剩下空虚的躯壳。当第一缕阴冷的晨光透过玻璃照进车厢的时候，相同的景象出现了。纵情声色与颠沛流离，两种天壤之别的生活，经过睡眠的发酵之后，却殊途同归了。那时候几乎还没有一个人醒过来，或者更确切地说，几乎还没有一个人愿意醒过来。疲惫不堪的睡意挂在所有浮肿的脸上，充分说明了这一夜睡得多么累。昨天还风韵犹存的女人，仿佛一夜之间过完了沧海桑田的半生，变得皱巴巴的，又黑又老又丑。尖声大叫的放荡不见了；吃喝不停的欲望消失了；艰辛没有击垮的意志，被睡眠击垮了。

然而，殊途同归的景象，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气质。透过这些穷形尽相的姿态，枯槁的面孔，幼稚的容貌，岁月刻下的皱纹，青春活力煎出来的油渍和汗水，唯有卓绝的艺术家，能够看到其中粗糙而无法雕饰的力和美。房龙有句名言：“我读过许多介绍奇迹的书。但是它们缺少一个奇迹：人类能够活下来的奇迹。”也许因为这种书是无法印在纸上的。房龙在下这个结论的时候，脑海里想象的是刀耕火种的时代，地崩山摧的环境，人们如何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的奇迹。而在春运的四等车厢里，凝聚的是人类与自己一手创造的文明斗争而生存的奇迹。

天亮了，人们渐渐清醒过来。少数几个站了起来，大多数人坐着发呆，还有几个看着窗外，眼珠随着景色的后移不住往前跳动。经过这一夜的发酵，车厢里的味道达到了极致。头天扔得满地都是的方便面盒，里面的残汤剩水全都发出酸臭的馊味。等到新泡的面条冒着热气，香味与臭味混为一体时，就是人的肠胃里也不过如此了。除此之外还能辨别出屎尿的算不上浓烈的臭味来——在这里需要补充描写一下列车里拥挤的程度。在春运中磨练出来的老手，一般不会去争夺车厢里的位置，总是在第一时间抢占两节车厢接头处的过道。于是洗手池、垃圾桶的上面总是最先被行李堆成小山。车门处腿脚交叉，总是坐着躺着五、六个人。配给每节车厢的两个卫生间，其中一个里面肯定塞了四个，甚至五个人，还有他们大包小包的行李。就算能空出一个来，到了第二天，已经无处落脚，无法使用了；缺水现象非常严重，泡方便面的热水成了小站上摊贩们的促销工具。在最挤的时候，七八个男人围成一圈，中间的人从地上拣起个饮料瓶子来就解决。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还有的女人无论如何都坚持要洗漱梳妆，不管为了搬走水池上的行李要费多少口舌，要惊动多少无精打采的人，要花费掉多长时间，要腾挪出多大地方。

一位到赴印度考察的学者说：“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印度穷人这样逆来顺受的态度简直不可思议，换了在中国，至少一部分人会闹到政府去找个说法的。印度学者告诉我们，对于这些穷人来说，受苦受难是他们自认的命运，政府的救助是对他们的恩惠；恩人不施恩了，也是正常的事情。”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在受苦受难上，中国人同印度人相比毫不逊色，只不过印度人靠的是宗教信仰，而中国人靠的是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精神。中国人所能忍受的磨难、凌辱、不公平是惊世骇俗的，他们可以对什么都容忍、退让、逆来顺受或者浑不在意，但在他们的眼里，或远或近，总有一个目标是坚定不移的，一切付出和牺牲都是为了向这个目标寸寸逼近。这也是《秋菊打官事》、《一个也不能少》那些电影所不惜笔墨表现的主题，是中国人的宗教。

从奔走买票开始，到轻飘飘地踏上终点站的站台，维持这种不顾一切的迁徙的巨大热情，到底是打哪里来的？管那些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家们去头头是道的解释吧。卑微的生命，我们只分享着正默默创造着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