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被俘成军统特务,坏事做尽老婆都想毒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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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正文(1910年—2007年1月25日),山西汾阳人,早年就读于汾阳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九一八事变后秘密加入共产党,成为学运的积极分子,曾任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

抗战爆发后,弃笔从戎,在林彪的115师任侦察大队队长,后被国民党逮捕,随即叛变,加入国民党军统局,成为一名军统特务,深受戴笠的赏识,长期担任军统华北地区的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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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被俘成军统特务,坏事做尽老婆都想毒死他

在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获得蒋介石重用,在台湾岛内有“活阎王”之称,专门从事对中国大陆的颠覆渗透工作。为了刺杀周恩来,谷正文参与策划了著名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此外,与李登辉也有过节。2007年1月25日在台北医院病逝,终年97岁。

1910年,出生于山西汾阳路家庄,兄弟五人,排行老大,年轻时就读于汾阳中学。1931年,考上北京大学,本要立志做学问,但“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危亡,时局艰难,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于是,像千万爱国青年学生一样,谷正文无心学习,转而投身学生爱国运动,成为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的书记,后又转到八路军115师担任某大队的大队长,他在抗战前夕,一次执行任务时失手被擒,被囚于国民党的牢房中,这才投效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军统局,成为军统局华北区的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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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正文自己说,1935在北大读中文系就加入了军统局,戴笠每个月还会派一个人与他联系,七七事变后,他与北平二十多个流亡学生来到济南,组成“山东政府教育厅演剧队”,受中共北方局领导。后又投入敌后游击工作,被日军俘虏,抗战胜利后再次回到军统局。

然而,而知情人则揭露,谷正文所在部队,是一个非军务的“政治宣传大队”,实为戏剧演出队,后曾改称战士剧社。1941年,谷正文是携两只驳壳枪,长武山英一的特务,干过不少祸国殃民的坏事,后又投靠国民党军统戴笠门下的。

1955年4月,中国政府派出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周总理原计划4月11日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起飞,经印尼首都雅加达前往万隆。

但“克什米尔公主号”在4月11日离开香港4个多小时以后,大约在下午6时30分左右因爆炸失事,机上8名中方人员和3名外籍人士全部罹难。所幸周总理临时改变计划,从昆明取道仰光到达雅加达。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谷正文正是关键人物。

谷正文前后一共有四任妻子。谷正文的第三任妻子,姐妹都是共产党员。不知是因为感情不好,还是她发现了谷正文的军统特务身份,或者只是谷正文自己疑心太重。总之,按谷正文的说法,有一次,这位妻子趁他不注意,在茶水里下了毒。

他端起茶杯,仰头正要喝,却见茶水表层有粉末在晃动,当下就疑心茶被动了手脚。因为他“机警”,才捡了条性命。自从受过这么一次“惊吓”,以后他不论到哪喝茶、吃饭,都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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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侍谷正文晚年生活的干女儿谷美杏说:“在陌生场合,任何人沏茶请他喝,哪怕是一口他都不喝。”谷美杏也是和谷正文相处了好一阵子,才慢慢取得他的信任,最后终于能放心的喝她准备的水。

疑心病救了自己一条命,但或许是因为疑心病,也或许是谷正文命中注定独缺子女缘,他的子女一个个离他而去,不是远居美国,就是各自成家立业,散居在台湾各地,顶多逢年过节的时候回台北永康街老屋子看看他,问声好,如此而已。XLW

秦城监狱,因关押中国最高级别的犯人而被称为“中国第一监狱”;它因“硬件和软件”都与其他监狱不同,而被外界称为“最神秘的监狱”;它改造教育过国民党战犯,被林彪和“四人帮”利用迫害过革命干部,又审讯收押过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主犯……高墙里的那些人和事都充满了传奇。

秦城监狱的第一批“房客”,是国民党战犯。他们在这里接受改造,告别过去,迎接新生,书写了一段段有趣或感人的故事。

在所有战犯中,原国民党军统局北方区中将区长文强的改造经历,最为传奇。

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强算得上是个经历坎坷、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泾渭分明的四个阶段。毛泽东是他表兄,周恩来是他入党介绍人,朱德是他的直接领导人,刘少奇是他的同乡,林彪是他的同学,戴笠倚他为心腹骨干,杜聿明对他甚为欣赏……

文强是文天祥的第23代后裔。他的父亲文振之与孙中山、黄兴、蔡锷是好朋友,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文强从小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中学时代,文强与毛泽覃是同学,加之文强的姑母文七妹就是毛主席的母亲,他与毛泽东兄弟接触较多感情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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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8月,文强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同学,他还是林彪的班长,因林彪枪支走火和林彪打过架。不久,文强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邵力子也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为了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紧接着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并首先在黄埔军校“清党”,要求“跨党党员”只保留一个党籍。文强没有退出共产党,而是选择退出了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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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文强担任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职务,也是他在共产党内达到的事业顶峰。然而,文强的人生悲剧就在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发生了。

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在重庆被捕了,后经党内特工人员营救逃脱。他冒险到达成都,向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罗世文汇报情况。罗世文当时正满腔热情地开始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

他误解了文强在整个过程的表现,并给予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申辩无效,一气之下,与时任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一道出川,决定到上海去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但未能找到党组织。与此同时,四川省委也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至此,文强结束了在中国共产党内奋斗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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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文强在《湖南建设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指责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何键看后大发雷霆,要抓文强到案法办。在这生死关头,他再一次遇到了黄埔同学廖宗泽。这时,廖宗泽已脱离共产党并加入国民政府军统局。

当他得知文强在长沙有难,便极力邀请文强到他所在的浙江省警官学校任职。在廖宗泽的引见下,文强见到了这个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戴笠。在戴笠的劝说下,文强加入了军统局,并被任命为中校指导员,同时再次加入了国民党。

1945年春,戴笠将其调到西安,提升为军统北方区区长。其间,文强成功策反了华北、东北近百万之众的部队。由于功绩卓著,他被晋升为中将,时年38岁,是当时国民党军内最年轻的中将。

日本投降以后,国共两党开始争夺东北。戴笠决定设立军统局东北办事处,文强被委任为办事处处长。在东北的这段时间,他认识了杜聿明,两人相处得很好。

1948年9月中旬,文强接到杜聿明的来信,点名要他速去徐州任副参谋长。当时,对于徐州的情况,文强是有所了解的,深知此行凶多吉少,远不如在湖南当他的绥靖公署处长来得安稳。但军命难违,文强还是走进了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

临行前,程潜为文强饯行,对他说:“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没想到一语成谶,文强果真于1949年1月10日在淮海战役中被俘。

文强性格执拗,被俘后自恃身份,不肯写悔过书,还理直气壮对监狱管理人员说“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从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先后有6批战犯被特赦,文强却始终榜上无名。直到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文强终于走出了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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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整整在监狱呆了26年。不过,不幸中有万幸,狱中十年也躲过了文革的冲击。特赦后的的文强决定留在祖国大陆。不久,他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1983年5月8日,文强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为祖国的统一积极奔走。

文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1983年以前,他主要以通信、会谈、写作的方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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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后,他利用担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这些身份,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关系,八方联络两岸人士,沟通包括在台湾的陈立夫、蒋纬国等人在内的故朋旧友与大陆的联系,为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特赦战犯可自由选择定居地,文强有亲属在美国和台湾,他却说:“我一不出国,二不去台湾,我就呆在大陆。”他在坐牢期间,台湾方面仍然发给他“工资”,出狱后多达100万美金,文强却说:“我要是拿了这笔钱,有辱于祖宗,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

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结束了他坎坷传奇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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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之际,新华社不失时机地发布了国民党43名头等战犯的名单。这份名单除了国民政府的党政军要员外,还包括了一些文人教授、在野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

如今这段历史已成为往事,“国民党43名头等战犯”也早已成为历史人物,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忘怀,那终究是我们民族的过往,他们也必将被惦记,无论是好是坏,是忠是奸,还是有功有过,有善有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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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号战犯 蒋介石:悬棺待葬

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1949年,蒋介石逃至台湾。当时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惶惶不可终日。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使国民党政权有了自保的机会,蒋一面支持美国的侵朝战争,一面在岛内开始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及建设,为60年代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1972年,蒋因感冒并发肺炎,又发生车祸,致一蹶不振,1974年复因流感引起肺炎,终于在次年4月5日清明节一命归西。遵其遗愿,“灵柩暂厝于慈湖,俟来日奉安于南京紫金山”。这一愿望,如果还是意在“反攻大陆”,已是绝无可能,但如是移葬大陆,中共方面已经明确表示:“悉听尊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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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号战犯 李宗仁:叶落归根

李宗仁1891-1969,字德邻,广西桂林人。1949年1月,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大陆解放后,他不愿去台湾,前往美国。被台湾当局罢免“代总统”职务。随后在美居住长达十几年。晚年,受中国共产党“爱国不分先后”政策的感召,他冲破重重阻碍,冒着生命危险,于1965年7月间偕夫人郭德洁女士毅然从美国回到祖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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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出,轰动世界。李宗仁返回大陆后,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在生活上得到周全安置。“文化大革命”时,受周恩来总理保护,未受冲击。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

第三号战犯 陈诚:主政台湾

陈诚1898-1965,浙江青田人。字辞修,号石叟。曾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等职,去台后,任国民党台湾省政府主席、台湾警备总司令、“行政院”院长、国民党副总裁等职。忠实执行蒋介石的决定,对台湾经济发展也做出了贡献。同时他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1965年3月5日,陈诚因感冒并发肺支气管炎在台北停止了呼吸。

第四号战犯 何应钦:失权有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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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应钦1890-1987,生于贵州兴义,字敬之。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和行政院国防部长、行政院长。去台后,曾出任蒋介石“总统府”的战略顾问委员会计划主席。何应钦原是蒋介石的宠臣,但因其曾偏袒桂系,尤其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意图主持武力进攻西安,欲在讨伐中置蒋于死地,自己取而代之,而逐渐大权旁落,但仍保持相当地位。去台后,开始深居简出,不闻政事,“闭门思过”。于1987年10月20日死于台北,时年98岁。

第五号战犯 白崇禧:独死公馆

白崇禧1893-1966,广西桂林人,字健生,回族。曾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华中“剿总”总司令等职。白崇禧作为桂系首领,既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政策出过力,又屡次参与逼宫,为蒋不容。去台后,蒋一直想置他于死地,但当时同属桂系的李宗仁尚在海外,蒋介石还要利用白来牵制李,所以没有下手,但将其列为头号政治敏感人物,派保密局对他进行监视。

后蒋获悉:白企图发展客家组织,再造势力。遂令毛人凤筹划暗杀,但白因副官救助幸免于难,从此深居简出。李宗仁回大陆后,白崇禧的利用价值已失。时白妻病逝,他的心灵受到重大创伤,遂终日寻欢作乐。特务机关在知其常买补药后,便暗中命令医生给其下重剂量。白服药后,产生了返老还青春之错感,与护士张小姐热恋,于1966年12月2日被发现气绝身亡。

第六号战犯 顾祝同:心思谁知

顾祝同1893-1987,字墨山,江苏涟水人。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西南行政长官。去台后,任代“国防部长”等职。由于对蒋介石忠贞不贰,顾祝同一生官运不衰,在台湾被圈定为替蒋经国保驾护航的“辅国大臣”,曾多次提拔、指导蒋经国。他晚年身体很好,散步养花,生活规律。

1973年5月,82岁的顾祝同还与何应钦一起,兴致勃勃地访问了金门与澎湖诸岛。他在参观金门炮台时,手举高倍望远镜,对着大陆方向,凝视了足有十几分钟,方才还谈笑风生的顾祝同,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l987年1月17日,顾祝同在台北病逝,终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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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号战犯 陈果夫:潦倒而死

陈果夫1892-1951,浙江吴兴人。原名祖焘,字果夫。曾与其弟陈立夫一起把持国民党党务,组织CC系,长期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同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合称四大家族。去台后,蒋介石为了改组国民党,并给蒋经国扫清政治道路,“二陈”即被开刀,重权尽失。

陈果夫久有肺病,又历来清廉,在陈立夫去美国后,家庭经济发生危机,无钱治疗加重的肺结核,导致病情难于控制。后虽得蒋介石特批5000银元接济,但已对病情无济于事。于1951年8月28日死去,终年只有60岁。陈果夫生前,曾希望死后能回到故乡浙江吴兴。他写过一首《故乡》诗,字里行间寄托着他浓浓的乡情。

第八号战犯陈立夫

陈立夫1900-2001,浙江吴兴人。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与其兄陈果夫同为CC系的首领。1949年12月去台湾,1950年,蒋介石“改造”国民党,整肃CC系,陈知大势已去,写信给蒋请求出国,离开了台湾,在美国办了一个小型养鸡场。与其妻过起了清苦恬淡的田园生活。

1967年,陈立夫偕夫人返台定居,但除读书自娱,就是推动中医之学,不过问政治。晚年陈立夫积极提倡“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并提出对大陆经援方案,期望为统一事业做出贡献,被评为“反共老人要做联共先锋”,曾震动台湾朝野。2001年2月8日,新华社发布新闻:“陈立夫先生今晚在台中病逝,享年10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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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号战犯孔祥熙

孔祥熙1880-1967,国民党四大家族代表之一,山西省太谷县人。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行政院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等职。1948年赴美为国民党政权寻求贷款,随即定居美国。在美国,孔祥熙貌似当寓公,实则替蒋介石做着暗中牵线的角色,被美国人称为“院外援华集团的神经中枢”。

1960年10月,美国进行总统大选,孔祥熙受国民党当局指使,暗中向尼克松提供竞选费用的内幕曝光。1967年8月15日,孔祥熙死于纽约一家医院,时年87岁。《纽约时报》引述他的一位前下属所说:“他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但他不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理财家。”

9月3日,台北举行了孔祥熙追悼会,蒋介石亲撰《孔庸之先生事略》,对孔给予了很高评价。

第十号战犯宋子文

宋子文1894-1971,原籍广东文昌。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职。1949年,宋先赴法国,后定居美国。虽作为皇亲国戚,但蒋宋并不始终和善,宋在美国越来越具有独立性,一直在建设自己的独立王国,结识并在经济上照顾着各种势力的人物,还曾被指从加拿大向中国内地走私枪支,这一切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与警觉,但也对他无可奈何。

1963年,宋曾接受蒋介石邀请,访问台湾。蒋仍指望借助宋对华盛顿施展影响,但无果。1971年4月24日晚,在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小型宴会上,传出一条消息:前国民党政要宋子文,因误吞鸡骨被鲠死,终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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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号战犯张群

张群1889-1991,号岳军。四川华阳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行政院院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因他与日本关系密切,奉蒋之命,频繁往来台北、东京之间,广泛结交日本朝野上层右派,鼓吹“台日全面合作,共同积极反共”。

但历史潮流不可阻挡,1971年7月,张群最后一次访日,试图阻止中日建交,以失败告终。晚年的张群闲来无事,便著书立说,谈修养,说喝酒,论爱情,并宣称:“人生七十才开始,六十几岁还在摇篮中。”还与张学良、张大千、王新衡一起轮流做东,参加“三张一王转转会”。1991年12月14日,张群在台北病逝,终年102岁。

第十二号战犯翁文灏

翁文灏1889-1971,字咏霓,浙江鄞县人。曾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1951年回国。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翁文灏原是一位爱国地质学家,因感于蒋介石知遇之恩而步入政坛,成为蒋的高级幕僚,直至行政院长之职。

在他对国民党彻底失望后,决定“弃暗投明”。1951年,他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成为第一位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人士。1971年1月27日,翁文灏怀着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患离开了人世。

第十三号战犯孙科“太子爷”

孙科1891-1973,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字哲生。孙中山之子。曾任考试、行政、立法院院长等职。1949年去美国,以种菜为生。1964年由美国至台湾,任“总统府”高级咨议、考试院院长,但只是木雕泥塑偶像。他一生节俭清廉,在这点上没有给自己的先父留下污点。1973年9月20日,孙科在台北逝世。举行葬礼之时,宋美龄出面瞻仰其遗容,亦算是对孙家的一个交待和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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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号战犯吴铁成

吴铁城1888-1953,原籍广东香山,生于江西九江。曾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等职。1949年底,吴铁城逃到香港,后到台湾,次年3月,蒋介石复任“总统”,吴被任命为“总统府”资政。1953年,吴因好友王世杰撤职查办之事,自恃劳苦功高,与蒋当面顶撞。

蒋原就对吴曾支持李宗仁怀恨在心,故当面责骂,并将其赶出了大门。吴年近古稀,受此“大辱”,当夜连服三枚安眠药。次日,家人发现这位“党国铁老”已长眠不起。

第十五号战犯王云五

王云五1888-1979,广东中山县人。曾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等职。到台后,先后担任考试院、行政院副院长等职。后淡出政坛,将精力投入其热衷的文化事业。曾被聘为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专职教授,培养了众多研究生和博士生,在台湾有“博士之父”的誉称。

但他本人既无什么学历,也无文凭。后于1969年获韩国建国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了却其一大缺憾。1979年8月14日,病逝于台北,终年92岁。

第十六号战犯戴季陶

戴季陶1890-1949,名传贤,字季陶,号天仇。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曾任国民党中执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和考试院院长、国史馆馆长。是国民党内反共理论权威,被称为:“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戴季陶也同蒋家王朝一样,最终避免不了被历史抛弃的命运。

1949年2月11日,曾嘲笑陈布雷自杀行为的戴季陶,在广州面对窗外连日大作的风雨,大生悲恸凄惨之感,吞食了大量安眠药,匆匆在他乡结束了生命,他是43人中第一个死去的人,距名单公布不到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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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号战犯吴鼎昌

吴鼎昌1884-1950,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绥定,字达铃。曾主持《大公报》,任社长,后投奔蒋介石,从此摇身变为国民党的鹰犬,使《大公报》的立场从“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变成为国民党张目,鼓吹反共的工具。后任总统府秘书长,成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他曾出主意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结果弄巧成拙。1950年8月23日病逝于香港,享年67岁。

第十八号战犯熊式辉

熊式辉1893-1974,江西安义人。字天翼。曾任淞沪警备司令、江浙皖三省“剿匪”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熊式辉受命负责“接收”东北,败于解放军,他本人也从此失宠于蒋介石,退任虚职。国民党逃离大陆时,熊式辉由于蒋对他的冷落而举家迁往香港。

1954年7月,熊式辉到台湾,但不为陈诚所容,连蒋介石的面也未能见上。最终完全沦落成一介草民,后又迁回香港。1974年1月21日病故,终年81岁。

第十九号战犯张厉生

张厉生1900-1971,字少武。河北乐亭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长、行政院秘书长、内政部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后,历任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驻日“大使”等职。在台期间,他与陈诚配合,共同经营台湾,政绩突出,一度深得蒋介石垂青。不久,出任“驻日本国大使”。在日本与台湾关系疏远后,蒋归咎于张厉生“工作不力”,从此不再任用。他不禁心情黯淡,身体也每况愈下。张厉生虽多年官高位显,但清廉自律,一心于“党国事业”,最终晚景凄凉。1971年4月21日,病逝于台北家中,享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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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号战犯朱家骅

朱家骅1893-1963,字骝先,浙江吴兴人。历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主席,1940年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去台湾前,时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与教育部长的朱家骅负责将故宫、中央博物院的文物及书籍运往台湾,为中央研究院迁台做准备,同时收容国内各地有名望的教授,成为中央研究院在台发展的基础。

他为在台重振中央研究院煞费苦心,最后却于1957年不得不黯然告退,让位于对中央研究院无尺寸之功、由蒋介石圈定的王世杰。1963年1月2日,朱家骅在台北病逝,终年71岁。蒋介石亲临吊唁,特赠“怆怀勋硕”挽额。

第二十一号战犯王世杰

王世杰1891-1981,湖北崇阳人,字雪艇。曾任武汉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宣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在台湾曾任“总统府”秘书长,“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资政研究院院长等职。去台后不久,多次批评政治黑暗,特务横行及蒋氏父子专制统治的王世杰因涉及“吴国桢案”被革职查办。

6年后复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晚年的王世杰经常独坐在花园中低吟苏东坡的《西江月》:“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思乡之情溢于言表。1981年4月,王世杰病亡于台北,享年90岁。

第二十二号战犯顾维钧

顾维钧1888-1985,字少川,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人。在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成员期间,为争取山东问题的解决,代表中国据理直言,赢得了极高的声望。曾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国民政府驻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大使,参加起草联合国宪章,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国民党逃台后,曾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台湾国民党当局“总统府”资政等职。退休后定居美国。晚年的顾维钧身居美国几十年,但始终未入美国籍,并对祖国的和平统一抱有坚定而执著的信念。1985年11月,即将迎来97岁华诞的顾维钧仙逝于纽约寓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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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号战犯宋美龄

宋美龄1897-2003,原籍广东文昌,生于上海。1927年12月与蒋介石结婚,任蒋介石的秘书与英文翻译。1936年西安事变后,赴西安谈判,为事件的和平解决与随后的国共合作抗日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也大大增强了她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增加了蒋介石对她的信任和倚重,此后多次赴美为蒋争取援助。

到台湾后,由于蒋介石有意扶持蒋经国,其“第一夫人”的位置日益礼仪化。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逐渐淡出台湾政坛,赴美长期休养。晚年仍关注着台湾的政局,反对台独。2003年10月23日,这个跨越了三个世纪的中国著名女性在美国纽约逝世,终年106岁,她也是43人中最后一位离去的人。

第二十四号战犯吴国桢

吴国桢1903-1984,湖北建始人,字峙之。曾任重庆市市长、国民党中宣部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职。去台后任“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曾得到蒋介石欢心,但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吴国桢,反对蒋氏父子“家天下”,于1953年离台赴美。

后因被台湾当局指控卷入“王世杰案”,与台湾蒋介石政权隔海对骂,公开指责国民党的专制统治。1954年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解除一切职务,1984年6月6日在美病逝。

第二十五号战犯刘峙

刘峙1892-1971,江西吉安人,字经扶,曾任河南省主席、第五战区司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49年,逃往香港,但在九龙遭土匪抢劫,竟落到了无以为生的地步。而此时台湾当局又以他滞港久未归队,取消其战略顾问资格。当年10月,刘峙被迫流落印尼,以教书糊口。1953年10月,由何应钦、顾祝同等人说情,台湾方面终于给刘峙出了一张“入台证”。回到台湾的刘峙于次年被委任以“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虚职,他在台中的寓所深居简出,过起了现代隐士的生活。1971年1月15日,刘峙在台中病逝,终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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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号战犯程潜

程潜1882-1968,湖南醴陵人,字颂云。曾任武汉行辕主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8月在长沙宣布起义,使湖南全省和平解放。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

中央政府和毛泽东对这位爱国将领、人民的功臣礼遇有加,1952年秋天,毛泽东邀请他到中南海划船游览,曾亲自为年已古稀的程潜操舟。1968年4月9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

第二十七号战犯薛岳

薛岳1896-1998,字伯陵,广东乐昌人。抗日战争中曾指挥三次长沙会战,取得巨大战绩。后曾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南京政府参军长、广东省政府主席。1949年底,任海南防卫总司令,防守海南失败。到台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虚职。长期赋闲家中,未得蒋氏父子的重用。

到了1990年2月,台湾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八次会议,选举正、副“总统”。当局出于安抚和拉拢资深及军系“国大”代表的考虑,居然推出96岁的薛岳主持开幕典礼。结果民进党代表大闹会场,进行抵制,弄得薛岳好不尴尬。1998年5月,在台湾病逝,终年102岁。

第二十八号战犯卫立煌

卫立煌1897-1960,安徽合肥人。曾担任孙中山卫士,后追随蒋介石,解放战争期间任东北“剿匪”总司令,东北战局失利,被蒋撤职查办,软禁于南京。李宗仁任代总统后,卫化装出逃上海,再乘船到香港,开始隐居生活,但仍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当他获知自己名列中共宣布的战犯名单时,长叹道:“我有救了?”与蒋貌合神离,可见一斑。

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秘密回到了祖国大陆,利用自己的影响为争取国民党人士回国和台湾和平解放,祖国统一,尽心尽力。卫立煌早年从军,曾两次因坠马而导致脑震荡,使健康受损。1960年1月17日,病逝于北京,终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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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号战犯余汉谋

余汉谋1896-1981,广东高要人,字幄奇。曾任陆军总司令、华南军政长官。解放后,从海南岛退往台湾,被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但是有名无实。长期闲居台北北投郊区的家中,过着“种菜未容终老去,赌棋时约故人来”的悠闲生活。晚年空虚无聊,便皈依基督,成为虔诚的信徒,昔日指挥千军万马的气度早已荡然无存。1981年12月17日去世,终年85岁。

第三十号战犯胡宗南

胡宗南1896-1962,浙江镇海人,原名琴斋,字寿山。曾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是蒋介石嫡系,一度执掌西北军事实权,被称为“西北王”。1947年曾率部进犯陕甘边区,受到人民解放军痛击。解放战争后期率部撤往西南。

逃到台湾后,胡被任命为“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浙江省政府主席”,又被调任澎湖防守司令等职,旋任“总统府”战略顾问、“研究员”等职,从此完全失去往日“西北王”的威风。1962年2月14日,因心脏病突发病逝。

第三十一号战犯傅作义

傅作义1895-1974,山西荣河人,字宜生。傅作义在北伐战争期间以守涿州而闻名,抗日战争期间,指挥过怀柔三役、绥远战役和光复五原的战役,都取得巨大胜利。傅作义因此成为民族英雄,并有“常胜将军”之称。1949年1月,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

建国后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长期心系祖国统一,临终还留下一篇对台讲话,盼望台湾能通过和平统一的方式回到祖国的怀抱。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将军因病离开了人世,终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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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号战犯阎锡山

阎锡山1883-1960,山西五台人,字百川。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从此长期踞晋自保,投奔蒋介石后任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兼山西省政府主席等职。1949年3月逃出太原。南京解放后,曾在广州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去台湾后,任“国防部”部长、“总统府”资政等职,实际被蒋介石剥夺了实权,只存虚名,而在名义上蒋却给予阎锡山“苦心孤诣,撑持危局”的评价。1960年5月21日,阎锡山在台北病逝,终年77岁。

第三十三号战犯周至柔

周至柔1896-1986,浙江临海人,原名百福。原为陆军将领,后受宋美龄赏识,负责创建中国空军,并在抗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周也因此一直升至空军司令之职。去台后,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台湾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总统府”侍从室主任等职。其间政绩突出,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与重用。

周至柔侍母甚孝,其母直到93岁高龄才去世。周还披麻带孝,甚为悲哀,这点颇得世人好评。1986年8月29日,周至柔因心脏病发作病逝,享年90岁。

第三十四号战犯王叔铭

王叔铭1904-1998,原名王勋。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苏联空军航校学习,回国后投奔蒋介石,是国民党空军创始时期的重要人物。解放战争时期任空军副总司令。去台后,活跃于军政两界,先后任空军总司令、参谋总长、国民党中央委员等职。王为人倔强阴险,火气大,善耍手腕,有“王老虎”之称。他爱好广泛,最喜欢跳舞,常由亲信驾车寻找舞伴。尤其爱好京剧,公务之暇常参与唱和,并创立大鹏剧校,训练京剧人才,组建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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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号战犯桂永清

桂永清1900-1954,字率真,江西贵溪人。在黄埔军校时深得何应钦器重。留学德国学习军事,回国后得到蒋介石重用,任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总队长,率教导总队参加“八一三”上海抗战,伤亡重大。后被派往英国开展军事外交。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

解放战争中,“重庆舰”等几十艘军舰起义或投降解放军,使国民党海军损失巨大,桂永清因此受到“弹劾”。去台后,辞去海军总司令职,任“总统府”参军长。1954年,升任参谋总长。但上任不足两个月,便因病身亡。

第三十六号战犯杜聿明

杜聿明1905-1981,陕西米脂人,又名光亭。曾参加北伐战争。1942年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副司令,赴缅甸与日军作战。抗战胜利后,任东北保安司令等职。1949年1月被解放军俘虏,成为阶下囚。1959年,人民政府宣布将他特赦。后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

晚年的杜聿明十分关心祖国统一,曾多次发表文章,寄语在台师友共同为统一大业奋斗。1981年5月7日,杜聿明在北京病逝,享年76岁。

第三十七号战犯汤恩伯

汤恩伯1900-1954年,浙江金华人。北伐战争时投奔蒋介石,成为其嫡系。抗战初期建立卓越功勋,但在防守河南时名声不佳,有“水旱蝗汤”之称。日军进攻河南时率部溃逃,造成中原大溃退的惨局。抗战胜利后,任南京卫戍总司令、第一绥靖区总司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等职。1949年在上海负隅顽抗,同年5月守军覆灭。汤逃往台湾,任“总统府”顾问虚职。在大陆时,汤曾出卖劝其投降人民的恩师陈仪,致陈仪遇害,因此背上“卖师求荣”的恶名,受到朋友离弃,落落寡合。1965年6月29日,在日本手术期间死于医疗事故,时年5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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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号战犯孙立人

孙立人1900-1990年,安徽舒城人。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抗战爆发后,任三十八师师长,远征缅甸,获英国皇家勋章。去台后曾任陆军总司令、“总统府”参军长。受命“整军”,但他在“整军”的过程中损害了黄埔系的利益,并因试图削弱军队政工制度而得罪蒋经国,使得蒋介石担心孙最终会威胁到自己的权威,阻碍蒋经国日后“接班”。

1955年6月,孙的下属郭廷亮因策划“兵谏”被捕,孙立人也被软禁,直到1988年才获得自由。1990年11月7日在家病逝,终年90岁。他至死也没有等到当局的平反。

第三十九号战犯马鸿逵“宁夏王”

马鸿逵1892-1970,甘肃河州人,字少云,回族。曾任袁世凯侍从武官。后随冯玉祥。1929年投蒋,任宁夏省主席、第八战区副司令兼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积极参加并进行反共、“剿共”。1949年溃逃于台湾。马鸿逵在西北时与马步芳互相倾轧,“贻误战机”,在台湾受到“弹劾”,由原来的一品大员已成寄人篱下。不久迁往美国,在美期间虽生活富足,但妻妾争风,子孙不睦,令他极为痛苦。1970年1月,马鸿逵病逝于美国。

第四十号战犯马步芳“青海王”

马步芳1903-1975,甘肃临夏人,回族,字子香。早年服从冯玉祥,后弃冯投蒋,通过依附强权,并吞弱势,逐步奠定了在青海的统治地位。曾任青海省主席、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等职。马步芳素有虎狼之性,曾残酷镇压西路红军,盘剥青海人民,犯下了种种罪行。西北解放前夕,马步芳逃往台湾,后长期定居沙特阿拉伯,曾任台湾驻沙特“大使”,虽年将垂暮,却恶性不改,不仅侵犯部属之妻女,甚至罔顾伦常,强暴自己的亲侄女。台湾当局终于以腐化无能为名将其免职。1975年,病逝于沙特阿拉伯,终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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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号战犯陶希圣

陶希圣1899-1988,原名汇曾,笔名方峻峰,湖北黄冈人。陶原系文人,曾主编《独立评论》周刊。后秉笔从政,1938年12月随汪精卫叛逃,任伪中央宣传部部长。1940年1月,与高宗武逃至上海,揭露了意在使日本独占中国的汪日“密约”。后成为蒋介石御用文人,为蒋介石代笔撰写《中国之命运》,集中阐述蒋介石的理论,为发动内战制造依据。去台后,陶希圣曾任“中央”评议委员、国策顾问等职。1988年6月去世,终年89岁。

第四十二号战犯曾琦

曾琦1892-1951,四川隆昌人。曾在留学法国期间成立中国青年党。回国后创办《醒狮》周报,反对国共合作,煽动蒋介石镇压共产党人。但在抗战中,曾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46年任“国大”主席团主席,次年4月参加蒋介石政府,1948年秋赴美,鼓吹美国应继续援助。

第四十三号战犯张君劢

张君劢1887-1969,原名嘉森,号立斋。江苏宝山今上海宝山人。曾留学日本、德国,学习政治经济与哲学。回国后,鼓吹唯心主义哲学,被称为“玄学鬼”。曾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同盟,在蒋介石拉拢下,参加伪国大。国民党逃台后,张君劢在海外组织“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以“第三势力”自居。张君劢一生未置产业,仅以稿费与少量养老金维持,生活清苦。1969年2月23日在美国去世,终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