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卖祖国儿子自杀，此人不仅不悔改还霸占儿媳他朝鲜王朝后期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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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祖国儿子自杀，此人不仅不悔改还霸占儿媳。祖国|儿子|悔改|高宗|霸占|出卖---

他朝鲜王朝后期大臣，朝鲜日治时期的贵族，被当今朝鲜和韩国视为头号卖国贼，早年曾出使美国，是亲美派及亲俄派的代表人物。日俄战争后迅速倒向日本，成为亲日派首脑。此后他积极从事卖国勾当，1905年赞成《乙巳条约》，1907年逼退高宗李熙，1910年代表大韩帝国在《日韩合并条约》上签字，至此日本吞并朝鲜半岛。他被日本帝国封为伯爵，后升侯爵，位列华族。他遭到了朝鲜半岛人民的唾骂，被列入“乙巳五贼”、“丁未七贼”及“庚戌国贼”中。他就是霸占儿媳妇的李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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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八年戊午（1858年，朝鲜哲宗九年）六月初七日，李完用出生于朝鲜京畿道广州，是朝鲜的名门望族之一。他的父亲叫李俊，原名李镐。后来他被过继给远房同族李镐俊为养子。他还有一个庶兄李允用，是兴宣大院君的女婿。

李完用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于光绪八年（1882年，朝鲜高宗十九年）十一月获增广文科丙科及第，除授待教。李完用虽然自幼接受汉学教育，却是在开化思潮下影响的一代人，他在光绪十二年（1886年，高宗二十三年）进入美国人教学的育英公院学习英语，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光绪十三年（1887年，高宗二十四年）七月，李完用被任命为参赞官，随全权大臣朴定阳出使美国。次年五月因病返国。经过这次美国之行，李完用成为了亲美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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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完用归国后被任命为电报局会办，随后历任吏曹参议、外衙门参议、内务府参议、承旨、内务府协办、吏曹参判、育英公院办理等官职。开国五百三年（1894年，高宗三十一年）八月被起复为驻日全权公使，但被他以疾病推辞。同年十一月，李完用参加了金弘集内阁，任外务协办。次年五月朴定阳组阁，他被擢升为学部大臣。当时日本挟甲午战争打败清朝之威而控制朝鲜，被日本赶下台的闵妃准备拉拢西方势力，从日本人和亲日派手中夺回政权。李完用在这个时候就投靠了闵妃集团，他经常在俄、美使馆区的贞洞一带活动，视为“贞洞派”（亲欧美派）的中坚人物。

亲美亲俄

开国五百四年（1895年，高宗三十二年）八月二十日，贞洞派的实际领袖闵妃在景福宫中被日本浪人暗杀，是为“乙未事变”，同时日本重建了朝鲜亲日政权。李完用作为贞洞派要员在当天即被免职。李完用急忙找到跟他有多年交情的美国驻朝公使安连（即霍勒斯·艾伦），躲进了美国公使馆。同时他又积极与其他“贞洞派”官僚策划政变，企图夺回政权。李完用和李允用兄弟参与了当年十月十二日发生的“春生门事件”，结果被亲日政权击溃，李完用又一次躲进了美国公使馆。后来他又出入俄国公使馆，与俄国公使韦贝尔（Вебер）及亲俄派领袖李范晋等人频繁接洽，企图把日本控制下的高宗李熙转移至俄国公使馆中。建阳元年（1896年）2月11日，这个计划终于成功，高宗逃到了俄国公使馆并宣布逮捕金弘集等亲日大臣，史称“俄馆播迁”。亲日内阁垮台后，由金炳始出面组建亲俄内阁，李完用在俄馆播迁中立下大功，所以在俄馆播迁当天即被任命为外部大臣，后来又把李范晋排挤出内阁，一时成为当时朝鲜炙手可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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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完用在做外部大臣期间，向俄国、美国、法国、德国等欧美列强出卖了矿山、森林、铁道等大量利权，所以有史家说：“完用辈之卖国手腕，不待庚戌（1910）之末日，而已见于移跸俄馆之日矣。”同时，李完用又积极支持美国籍的徐载弼建立独立协会，他自己则任独立协会的二把手——委员长。他在独立协会期间逐渐抛弃俄国，完全倒向美国，在集会演讲时曾说过“朝鲜如果不依靠美国就会是波兰的下场”，他拒绝了俄国关于咸镜道一带矿山采掘权的要求，甚至企图阻挠俄国人派遣军事顾问。俄国公使韦贝尔对于李完用的背叛十分恼火，向高宗施压，要求驱逐李完用，李完用于建阳二年（1897年）被调任为学部大臣，而亲俄的闵种默则接替外部大臣一职。俄国仍不满足，继续施压，同年9月李完用左迁平安南道观察使，20余日后调回中央任中枢院议官及秘书院卿，这些其实都是闲职，表明李完用已经远离政治中心了。

李完用在独立协会的影响下背俄投美，但他与独立协会中以尹致昊为首的民间人士对立逐渐加剧。尹致昊对李完用非常不满，早在俄馆播迁之前，他就在日记中写道：“我非常不喜欢李完用，他的贵族骄傲、他的狡猾、他浮浅的卑劣、他的顽固——喜欢顽固对待他的同僚和下属，却屈服于强权——所有这些都让我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偏见。……他是一个渺小的化身。”俄馆播迁后尹致昊与李完用共事时，发觉他更多的卑鄙行径，认为“李完用在玩弄一个聪明的把戏，他那只知道吝啬的哥哥李允用不择手段地谋取财富，李完用不需名誉受损就能分享到好处……李完用如此冷漠无情，所以我从来没能在和他的友谊上取得丁点进步。”大韩帝国光武二年（1898年）2月27日，独立协会举行改选，李完用接替安寿出任第二任会长。3月11日，李完用被外放为全罗北道观察使，由尹致昊担任代理会长。尹致昊趁李完用不在，大肆宣传他任外部大臣时割让利权的行径，因此李完用为独立协会会员所不容。7月17日，独立协会召开大会，一致决定将李完用开除出会。光武五年（1901年）李完用回京，此后就一直任宫内府特进官。这完全是一个类似顾问的闲差，此时的李完用处在他政治生涯的最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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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靠日本

光武八年（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强迫大韩帝国签订《日韩议定书》，将韩国拉进日本阵营。随着日本在战场上的胜利，失势已久的李完用转而投靠日本，摇身一变成为亲日派分子。光武九年（1905年）9月18日，李完用被任命为学部大臣，重新跻身中枢。日本胜利以后，打算将韩国变为其保护国，于是在11月派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来到韩国，强迫韩国政府缔结保护条约。伊藤博文抵达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以后，便重金收买了李完用等人，要他们促成缔约。

光武九年（1905年）11月17日下午3时，大韩帝国政府大臣在庆运宫漱玉轩召开御前会议，参政大臣（总理大臣）韩圭坚决反对同意日本提出的条约，其他大臣也跟着反对，只有李完用独自说道：“这种条约，如果不缔结那就是万幸了；一旦缔结的话，还是修改几句为好。”结果遭到韩圭的痛斥，说他不该有这种念头，李完用被迫表示拒绝缔约。当天晚上，数万日军开进庆运宫，伊藤博文及驻韩日军司令官长谷川好道入宫，强迫韩国政府缔约。韩国高宗皇帝称病不去，由政府八大臣负责接待伊藤一行。在会议上，伊藤博文拿出事先拟好的条款，强迫韩国政府同意。李完用及外部大臣朴齐纯、内部大臣李址、军部大臣李根泽、农商工部大臣权重显写下“可”字，而参政大臣韩圭、度支部大臣闵泳绮、法部大臣李夏荣则写下“否”字。其中韩圭抗议最烈，最后被日本兵强制拖出宫廷，拘禁他处。伊藤博文以5人对3人宣布缔结条约，李完用又要求在条约上加上保护皇室康宁之句，得到伊藤的同意。最终朴齐纯代表韩国政府与日本驻韩公使林权助签订了《日韩保护协约》（第二次日韩协约，又称“乙巳条约”），韩国丧失了外交权，沦为了日本事实上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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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巳保护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开以后，韩国举国舆论哗然。李完用及其他4名同意缔结条约的大臣被百姓骂为“乙巳五贼”，李完用的家在第2天就遭人纵火。大臣们纷纷上疏痛斥李完用等“乙巳五贼”的卖国行径，要求皇帝废除条约，严加惩办李完用等人，闵泳焕、赵秉世等大臣更是自杀殉国。反日义兵运动也随之兴起。不过当时人们把外部大臣朴齐纯当做祸首，韩国人对李完用的仇视还不是很深。李完用真正遭到全国一致唾弃仇恨的，则是光武十一年（1907年）逼退高宗的事件。

李完用其实早就主张废黜高宗。在光武十年（1906年）12月10日，在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回国时，李完用访问驻韩日军司令长谷川好道，向他进言道：“相信伊藤统监重新回到韩国时，设法矫正陛下的性格，为使国政改善取得成效而热心尽力，但是，归根到底充分了解陛下的性格后，无疑认为最终还是无法挽救的。我们也懂得，虽然凭借多年的君臣之情谊，采取种种手段努力改变圣意，可是到底无补于事。相信作为最后手段则唯有采取正如其实例见于本国历史那样废立之举。不过，如果这事公开和日本方面商谈，得到其同意，那么事态会变得非常麻烦。要紧的是，只是由我们3、4名同志坚决实行，以免累及日本。可是，至少必须事前求得日方的同情。”对此，长谷川以时机尚早为由未曾予以承诺，但认为“不得不预先心里有所准备”，对李完用的用意示以理解。由此李完用更加得到日本人的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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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朴齐纯内阁软弱无力，统监伊藤博文属意唯日本马首是瞻的李完用担任新任参政（总理）大臣，建立更加亲日的新政府。光武十一年（1907年）5月22日下午4时，伊藤博文进宫谒见高宗皇帝，说李完用是对韩日关系进展与“施政改善”推进方面的合适人选，极力推荐其为参政大臣。虽然高宗以其年龄、经历及一般舆论等为由，明确表示反对，但是伊藤断定一般舆论丝毫不能成为其基准，历数至今为止高宗的排日活动，以此堵住高宗的嘴巴。下午7点，在伊藤的要挟下，高宗迫不得已召见李完用，下令组阁。

就这样，李完用在伊藤博文的支持下由学部大臣擢升为议政府参政大臣，取代了朴齐纯；6月14日，在日本人的“建议”下，高宗下诏废除延续数百年的议政府制度，仿效日本实行内阁制，李完用为大韩帝国首任内阁总理大臣。日本此举的目的是透过限制反日的高宗皇帝的君权，来扩大李完用傀儡内阁的权力，以便日本的侵略。高宗对伊藤及李完用内阁深恶痛绝，即使李完用进宫谒见，高宗也称病拒绝，每天老泪充眼，悲不自胜。高宗自然不甘心受日本人摆布，他在早些时候秘密派遣李相、李、李玮钟到荷兰海牙，希望他们在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上向全世界控诉日本的侵略暴行，收复韩国的主权。光武十一年（1907年）7月，海牙密使事件暴露，高宗的委任状及亲笔信也落入日本人的手中。

伊藤博文闻讯后勃然大怒，立刻招来李完用，对他说：“韩皇既然自己无视保护条约而对宗主国谋叛，此时日本便有充分的理由对韩国立刻宣战。阁下宜以首相之职责奏闻韩皇，促其作出‘决断’”。所谓“决断”就是高宗退位，也就是说李完用上年就酝酿好的废黜高宗的想法将在此时实现。伊藤博文逼退高宗的计划并不是由他本人出面进行，而是操纵李完用等展开逼宫，这点在他于7月7日向日本政府的报告中说的很清楚：“本官深切留意于退位一事，倘使韩人做出过于轻率之举动，而其责任则归于日本，如此情况是绝对不允许的。”伊藤指使总理大臣李完用、农商工部大臣宋秉等人逼宫，又嗾使韩国亲日组织“一进会”在民间展开支持高宗退位的活动。李完用内阁从7月7日到18日举行了3次御前会议，会上李完用和宋秉两人交相威胁高宗退位。同时李完用还强迫内阁其他大臣和他们一起逼退高宗。7月17日午后，李完用等7大臣入宫，又一次逼高宗退位。高宗拍案大怒道：“朕宁死决不退位！卿等将朕欲卖与统监乎！”就这样骂了很久，李完用等人被迫退出。次日日本外相林董来韩，扬言宣战。高宗被迫同意下诏“将军国大事委托皇太子代理”。日本却伪称韩国皇帝已经退位。光武十一年（1907年）7月20日，在位44年的高宗李熙禅位于皇太子李即位，改元“隆熙”，是为纯宗。在禅让仪式上，宫内府大臣朴泳孝等人企图扑杀李完用，但事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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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退位后4日，伊藤博文又胁迫李完用签订一个新的条约，这个条约的内容是解散大韩帝国军。“乙巳五贼”中的其他人已经不想再干这种卖国勾当，但李完用竟然答应了伊藤博文的要求，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同意并单独在条约上签字，史称《丁未七款条约》（第三次日韩协约）。经过逼退高宗、解散军队等事件之后，李完用继乙巳勒约之后再次遭到了全国的唾弃。当时逼退高宗的七大臣被称为“丁未七贼”，李完用作为“七贼”之首而遭到人们攻击。在高宗退位仪式上，就有一个叫李炳鼎的宦官痛骂李完用道：“大监世臣也，立朝三十年，义则君臣，恩犹父子，今日此举，乃大监之成功乎！”结果就被当场拿下。汉城市民听说李完用勾结日本逼退高宗以后，怒发冲冠，再次捣毁了李完用的住宅，并将李完用祖宗八代的神主全部焚烧。李完用一家被迫逃到宋秉家寄居（宋秉住在泥岘日本人聚居区，较为安全），极为狼狈。李完用在钟路上行走，旁边一群儿童不停骂他“卖国奴”。就连李完用的儿子李升九也感到羞耻，自杀了。据说李升九自杀后，李完用又霸占了他的媳妇任氏，翁媳通奸一时传得沸沸扬扬。

推动合并

此时的李完用已经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日本人对他的待遇非常优厚，日本于隆熙二年（1908年）赏给他十万日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额），不久后又授给他“旭日桐花章”，以示表彰。自此李完用就更加死心塌地投效日本，积极推动日本对韩国的吞并。他对于日本的一系列要求毫无异议，唯命是从，于是他就任总理以后短短一两年时间，韩国的军队被解散，法部和军部被废止，东洋拓殖会社夺取了韩国大片土地的开垦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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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熙二年（1908年），李完用奏请关闭祭祀明朝皇帝的大报坛，坊间普遍认为忘明朝之恩是不祥之兆（历史上中国明朝曾在壬辰倭乱期间救援朝鲜抵抗日本侵略）。果然，隆熙三年（1909年）10月26日，伊藤博文被韩国爱国志士安重根枪杀；12月22日，李完用应邀前赴汉城明洞教堂，悼念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刚从教堂出来时，遭到李在明抽刀行刺，车夫朴元文被刺死，李完用受重伤。李完用遂前往京畿道温阳温泉疗养。途中警备甚严，李完用只带了他的寡媳任氏去温阳。

这时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合邦论”都甚嚣尘上。韩国方面的宋秉、李容九等一进会头目已经开始策划“合邦请愿运动”，隆熙四年（1910年）春，反对合邦的声音已经逐渐被压下来，日本也着手正式吞并韩国。2月，日本首相桂太郎发照会，嘉奖一进会的“贡献”。李完用在温阳养病，没能“躬逢其盛”，心中十分忌恨。尽管一进会气焰很盛，但日本遇到关键问题还是得找内阁总理大臣李完用。隆熙四年（1910年）6月，日本的韩国统监府打算废除韩国的警察，但韩国内阁中（当时的内阁只剩四个部）度支部大臣高永喜和学部大臣李容表示反对。日本人遂派人到温阳征询李完用的意见，李完用点头之后，韩国的警察机构就消失了。

后来李完用以大韩帝国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与寺内正毅代表日本政府签定了《日韩合并条约》。至此，大韩帝国暨五百多年的李氏王朝为日本所灭，朝鲜半岛也开始了长达36年的殖民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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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生涯

作为头号卖国贼，他是众多朝鲜爱国志士仇恨的对象，他在大韩帝国时期除了李在明暗杀事件以外，他还曾遭到李铎、李东秀等人的暗杀，因此有人说他患上了“刺客恐惧症”。合并以后，李完用的警备异常森严，但仍有人不断试图暗杀他。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公布的“七可杀”中，李完用就被列入其中。大正十年（1921年，纯宗十四年）10月8日，李完用遭到了韩宗河的炸弹袭击，大正十四年（1925年，纯宗十八年）12月16日又遭李荣九暗杀，不过两次暗杀事件他都毫无发损。

大正十五年（1926年，纯宗十九年）2月11日，李完用死于肺炎（当年被李在明暗杀时伤及半边胸部，以致失去机能，被认为是原因）。日本追授他大勋位菊花大绶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朝鲜李王家以外唯一受此勋的朝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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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近代波澜壮阔的战争史上，中华民族奋勇抗争，赢得了国家独立，主权完整，但是也诞生了一些害虫和卖国贼。这些卖国贼最终下场如何呢？唯一的女汉奸又得到怎样的惩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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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和东条英机谈笑

1.汪精卫--从志士到叛国者

汪精卫出生于广东三水。幼年接受家塾的传统教育，曾获番禺县试第一名，考取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赴日留学。其时正是资产阶级革命蓬勃兴起之时，汪精卫加入了革命派行列。

他不仅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而且担任会章起草和评议部负责人。

其间，汪氏为驳斥改良派的种种谬说，发表诸多战斗檄文，在革命党人中赢得了声誉。1910年，赴北京谋炸摄政王，事泄未成，被捕入狱，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悲壮诗句。

1925年，汪氏加入孙中山北上行列，成为着名的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和见证者。随后，汪先后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国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

1927年，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从法国归国，在武汉主持发动“七一五”政变，不仅在对内政策上屠杀共产党和工农群众，在对外政策上，也改反帝联俄政策为反苏亲帝政策。

两月后，蒋汪反共合作，“宁汉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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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氏虽在口头上也高喊抗战，但对战局始终抱悲观态度，称“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从抗战开始到南京沦陷的不到半年时间里，汪氏不仅多次当蒋之面“进言和平”，而且为此给蒋写了十几封信。

以汪为首，逐渐在他的周围形成了国民党内的亲日派集团，以周佛海为中心的“低调俱乐部”成为一个有代表性的团体。汪精卫与周佛海等勾结，导致了国民党抗日阵营的分裂和叛国投敌集团的产生。

1938年12月，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以及汪派要员先后以各种方式逃离重庆，分别抵达越南河内与香港等地。

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对华声明。电文吹捧日本法西斯“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居住、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氏出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汪伪政权的主脑。12月30日，汪日签署“基本关系密约”以及“汪日满共同宣言”，这是全面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协定。

参加谈判的陶希圣事后披露说：日本提出的条件所包括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包含的事物，下至矿产，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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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伪政府建立后，汪精卫在日本占领军当局的支持下，以“东亚联盟”为旗帜，采取各种措施，“强化国民政府”。为此，汪精卫解散了沦陷区内的各种党派团体，建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使形成为一大广泛的国民运动，强化国民党领导中心的全能机构，达到党、政、民一元化的境地”。

接着，在华中沦陷区推行残酷的“清乡”运动，围剿各抗日武装以改变该政府政令不出城门的状况;后又效法蒋介石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开展“新国民运动”，在思想领域奴化沦陷区人民等，为日本侵略者统治沦陷区充当马前卒。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又将南京伪政权绑上日本法西斯的战车，宣布与日本侵略者“同生共死”，又参加日本主导的“大东亚会议”，与东亚各国的日本傀儡政权首脑会晤结盟。

与此同时，汪精卫又将沦陷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都纳入了所谓“战时体制”的轨道，以配合日本侵略者的“大东亚圣战”。汪精卫的种种行动虽博取了日本侵略者的欢心，但却不能挽救南京汪伪政权覆灭的厄运。

1943年8月，汪精卫旧伤复发，日本军医诊断为“多发性骨髓肿”，病根在1935年遇刺时仍留体内的子弹，也与他因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中败迹日益明显而心境恶劣有关。次年3月，汪精卫被秘密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学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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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前的汪精卫

11月10日，不治身亡，葬于南京明孝陵前的梅花山。1946年1月在蒋介石返回南京之前，国民党当局指令工兵部队炸开汪墓，将汪氏棺木连同尸体运往他处火化。汪精卫虽已尸骸无存，但其叛国巨奸之恶名却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下场：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时多，汪精卫因患多发性骨髓肿病在日本名古屋病死，终年6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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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枪毙的陈公博

2.陈公博--汪伪政权第二号大汉奸、代理“主席”

自称“乱世能臣”的陈公博是一个富于多变的人物。他少年时就随父亲参加反清秘密会党的很多活动，决心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青年时期，他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中共一大代表，尔后脱离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从此便一生追随、效忠汪精卫。

大革命时期，他以国民党“左派”自诩。大革命失败后，他又成为拥汪反蒋的改组派代表人物。

汪蒋合流后，他则成了蒋介石的座上客。抗战爆发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汪精卫伪政权的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一生在政治上变化多端，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陈公博，广东省南海县人，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1920年秋，陈公博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回到广州后，参加成立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成为领导人之一，并因此出席了中共“一大”。

1922年，赴美国留学后，即被开除出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公博鼓吹上海当前除“担任后方任务”外，将来“为与日本同生共死，必将担任一部分之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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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上海应以东亚共荣圈之中心地及联络线之资格，成为中日提携之轴心”。陈公博还以上海市市长的名义，发表《告上海市民书》，要上海市民与日本合作，务使“全面和平”得以早日实现。

1943年3月底，汪伪政权为实现“中日”共同协力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一目的，特派陈公博为访日“特使”。陈公博抵达日本东京，向日本主子表示：“深愿竭其人力物力贡献于大东亚战争，但求能与贵国携手迈进，并肩作战，无论任何牺牲所不能辞”。

日本天皇奖给陈公博等人各一枚“一级旭日大勋章”。为此，陈公博离开东京时称：此次“奉令访日，承天皇陛下宠遇”暨内阁总理大臣等人的“隆重款待”，感到“无限光荣”，完全是一副奴颜婢膝之相。

汪精卫病死后，1944年12月，陈公博代理汪伪政权“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院长等重要职务，集大权于一身。

下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汪伪政权日暮途穷。1945年8月25日，陈公博夫妇等人乘机秘密离开南京飞抵日本，10月3日又被强行引渡回南京，关押在老虎桥监狱。

1946年2月，陈公博与陈璧君、褚民谊等三人被押往苏州狮子桥监狱关押。随后，江苏高等法院在苏州道前街第一法庭对陈公博进行公开审判法官认为对陈公博应“从重处断，以为叛国者戒”，并在判决书中指出：“陈公博通敌谋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

江苏高等法院奉命将陈公博在江苏第三监狱执行死刑。陈公博的家属将其尸体运到上海，连墓碑也不敢立，悄悄地将其埋葬在一处公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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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周佛海

3.周佛海--反复无常，三次叛变

中共一大闭幕后，周佛海准备同杨淑慧结婚。后因杨父反对，他带着杨淑慧于1921年11月再度前往日本就读。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1923年毕业回国。

不久，他应邀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随着地位的变化，他与党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中共广州支部负责人对他进行了耐心批评和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

但他毫无悔改之意，后来竟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中央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脱党。从此，周佛海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蒋介石对周佛海也委以重任。从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可谓红极一时，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为蒋介石打内战、搞独裁出谋划策，成为蒋身边的“文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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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位心腹，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周佛海后来会背叛他。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周佛海基于抗日必败的论调，与汪精卫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和政治主张而“物以类聚”了。周佛海抱着强烈的政治野心投靠汪精卫，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在汪伪营垒中，他通过金钱收买和封官许愿等手段，发展和培植亲信，还搞起特务组织并亲自担任头目。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粉墨登场。周佛海是汪伪政权的主要组织者，也是握有实权的大汉奸，占据了伪财政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等要职。

他还向汪清卫表白忠心：“生死相共，患难相随。”汪精卫死后，周佛海又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与陈公博结合得更紧了。

但汉奸毕竟是汉奸。随机应变，反复无常，阴险狡诈这些特性在周佛海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并贯穿一生。在抗战中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抛弃了曾向汪精卫作过的信誓旦旦的“表白”和“保证”，厚颜无耻地倒向了蒋介石，拜倒在蒋介石的脚下。

1942年10月，他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还安排重庆的特工人员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阻止共产党等革命势力进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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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员合影，前排右为行政院长梁鸿志，左为立法院长温宗尧

日本投降在即，南京伪政权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蒋介石再表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在主席之前。”这种种“杰作”，使周佛海赢得了蒋介石的嘉奖，并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

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从臭名昭着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下场：一个来月后，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快速严惩汉奸”的压力下，周佛海被软禁在重庆，后来又被移交南京监狱。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由于蒋介石念其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出面干预，才被减为无期徒刑，保住了脑袋。

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发作暴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

4.梁鸿志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动下，在上海组织维新政府，并担任伪行政院长，卖国投敌。1938年3月28日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持政府，管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敌占区和南京、上海两个特别市。

任“行政院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长。“维新政府”成立后，立即与日本签订《华中铁矿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要纲》等一系列协定，使日本得以迅速控制华中经济，掠夺中国的资源和物资等。是年秋，在日本操纵下北上大连，与伪华北临时政府头目王克敏、王揖唐等商议成立伪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任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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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出任汉奸组织“大民会”总裁。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后，解散伪维新政府，出任汪伪政府监察院院长。在梁鸿志为日本服务的时期，日本人始终从工作、生活等多方面予以监视，并在每次伪行政院会议前与其闭门密谈。

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病死，梁鸿志继陈公博为伪立法院长。

下场：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梁鸿志携两妾、幼女逃往苏州。10月2日梁鸿志在苏州被捕，随即被解押上海，送到楚园里作了“楚囚”。在强大的社会舆论指责下，梁鸿志以汉奸叛国罪被判处死刑。11月9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执行枪决，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

5.傅筱庵--被“两代义仆”朱升源连砍数刀气绝身亡

傅筱庵，浙江镇海人，曾出任北洋军政府高级顾问，1927年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北伐军进军上海之前，他十分的不看好蒋介石，认为北伐军打不过孙传芳的直鲁联军，于是他将宝押给了孙传芳。没想到孙的直鲁联军在北伐军的进攻下，一败涂地。他也因支持军阀孙传芳而被蒋介石通缉，被迫离开上海逃往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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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此时，他的内心已经在盘算着寻找新的靠山，并开始与日本人暗通款曲。通过杜月笙的斡旋，南京国民政府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傅筱庵得以返回上海，并出任汉冶萍公司股东联合会会长。1937年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傅随即公开投靠日本人;1938年3月28日，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傅筱庵出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

傅筱庵公开叛国后，蒋介石极为震怒，命令戴笠对其实施制裁。当时，傅筱庵住在虹口区，属于日军重点设防地域，傅家距日本宪兵队近在咫尺，身边有32名保镖不离左右，平时那里日军戒备森严，外人难以接近此地，更别提自由出入了。

戴笠与手下反复研究了各种行刺方案，始终感到难以有效地实施暗杀行动。戴笠提出，应该在傅身边的人寻找突破口，物色可以行动的内线人物。经过反复筛查，一个叫朱升源的人进入了军统的视线里。

朱升源是傅筱庵的亲信，由于曾在日本人的工厂做过工，对日本人极为反感，他曾私下里劝说傅筱庵，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不要紧跟日本人，傅筱庵对朱升源的劝说总是不置一词。军统对朱许诺，事成之后，会安排他离开上海，并给予优厚的奖金，保证他后半生衣食无忧，朱有些动心。

在一再劝说傅筱庵回心转意无果的情况下，朱升源彻底灰心了，同时也下定决心与军统达成一致除掉这个铁了心的汉奸。

下场：1940年10月11日凌晨，傅在参加了一个日本人举办的宴会后，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为了不打扰夫人，自己独自来到书房睡觉。朱升源觉得时机到了，他抄起一柄早已准备好的菜刀，这把菜刀被朱升源磨得锋利无比。

朱悄悄走进书房，见傅早已进入梦乡，他举起菜刀对着傅筱庵的脖子狠狠地砍了下去，顿时鲜血飞溅而出，傅连哼都没哼一声，被杀死在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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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殷汝耕--华北第一个傀儡伪政权主席

殷汝耕，浙江省平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并通过日籍妻子与日本军政界取得了联系。回国后，在各军阀之间进行投机活动，后投靠国民党亲日派、新政学系首领之一的黄郛。1927年，殷汝耕以国民党政府驻日代表的名义，代替蒋介石与日本勾结、密谈。

殷伪冀东政权成立后，。殷汝耕全面奉行亲日卖国政策。在军事方面，与日本及伪满、伪蒙疆政权先后签订了军事性质的政治同盟，商定冀东海防由日本海军舰队负责;冀东接近东北的长城沿线，由伪满政权负责治安;冀东与伪蒙边境防务由双方共同负责;各方实行军事上的共同防共。

在政治方面，殷伪政权各部门大批聘请日本顾问。为了寻求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和支持，殷汝耕还多次派人或考察团赴日本和伪满等地活动。在经济方面，一方面寻求日本和伪满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又大肆出卖华北经济主权，使国民政府在财政上蒙受了重大损失。

打着”自治“旗号的殷伪冀东政权，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彻头彻尾傀儡政权，它的出笼，使得华北政局更加动荡不安。于是，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十分愤慨，一致声讨殷汝耕的叛乱行经，纷纷要求国民政府明令讨伐卖国贼。维护国家领土完整。

南京国民政府曾经数次与日本交涉，要求取消该政权，但未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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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日军向北平大举进攻之时，驻通县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辖的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官兵，在总队长张庆余、张砚田率领下，于同年7月28日反正，将驻通县城内的日本侵略军一个中队及特务机关人员等400多人全部歼灭，并活捉汉奸殷汝耕，收复通县。

可惜，殷汝耕在押送途中被日军劫走。之后，他失去利用价值，逐渐被日本冷落。

抗日战争胜利后，殷汝耕被捕，接受审判，被判处死刑。1947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被处决。

7.李士群--投靠日本却被日本人毒死

1905年生，浙江遂昌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毕业。大革命失败后，曾留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1928年回国，以蜀闻通讯社采访人员身份，从事地下活动。

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自首叛变，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抗日战争爆发后，潜伏南京，1938年逃至香港，投靠日本人，后回上海为日本侵略者做情报特务工作。

1939年任汪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秘书长、特工总部副主任，残酷迫害抗日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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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场：1943年9月11日，南京汪伪政府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部长、江苏省主席李士群，被日本宪兵特高课毒死。

8.陈璧君--头号女汉奸

陈璧君(1891--1959)广东新会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乔治市(今槟城)，女。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槟城与汪精卫相识，遂入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年)追随汪去日本留学。二年，随汪回北京执行暗杀摄政王的秘密使命。1912年5月，与汪精卫正式宣布结婚。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支持汪精卫对日本妥协的路线。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政府迁往重庆。1938年12月19日，随汪精卫逃往越南河内，叛国投敌，成为汪逆汉奸集团的重要成员。

之后历任汪伪政权的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副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指定委员、东亚联明中国总会常务理事等职、积极支持汪精卫投敌卖国的“和平反共建国”方针政策。1944年汪死后，陈南下广州任日伪广东政务指导员，企图控制汪伪的广东省政府。

下场：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璧君于1945年9月12日被国民政府逮捕，1946年被国民党当局以汉奸罪判无期徒刑，终身监禁。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5月，由苏州监狱遣送上海提篮桥监狱继续关押。1959年6月17日病死上海监狱医院，年6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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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丁默--先是汉奸后又变成卧底，最后惹怒蒋介石被判死刑

丁默，湖南常德人。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退出，加入国民党。1937年任国民党军统局第二处处长。

1938年，日本侵略者妄图扑灭上海抗日力量，拟组织一支特工队伍，丁默被日本人选中。通过李世群拉线，丁默于同年冬潜往上海与日本人挂钩。次年2月，丁默投拜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贤二，提出破获”蓝衣社“及共产党地下组织方案的《上海特工计划》作为见面礼。

土肥原贤二派晴气庆胤给予指导，复由大本营参谋总长下达《援助丁默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至此，丁默正式投靠日本侵略者，并与另一汉奸李世群合组“特工总部”，丁、李分别为正、副主任。

继与汪精卫合流，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日本采访人员称之为“婴儿见之都不敢出声的恐怖主义者”，国人则称为”丁屠夫“。

1955年11月，汪精卫死，陈公博继任。丁默于次年1月兼任伪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

5月，调任伪浙江省省长、省党部主任委员、驻杭州“绥靖公署”主任、省保安司令，集党、政、军权于一身。为谋取后路，丁千方百计与蒋介石的“军统”头子戴笠、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联系。并通过戴、顾向蒋介石保证：“决心以原样的浙江归还中央，决不让共产党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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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场：抗战胜利后，丁默功过难定，因为他先是汉奸后又变成卧底，更糟糕的是后来他保外就医、游览南京的消息传开，蒋介石一怒，下令枪毙丁默。丁默最终在1947年5月1号被“通敌叛国”、“戕害军统、中统地下工作人员”理由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时年46岁。

10.王克敏

王克敏原籍中国浙江杭县(今余杭)，生于广东。字叔鲁。清末举人。1903年任留日学生监督，后改任驻日使馆参赞。1907年回国后历任直隶交涉使等职。辛亥革命后，任中法实业银行中方总经理。1917年任中国银行总裁，并一度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1923年助曹锟贿选大总统。1932年起，历任南京国民政府东北政务委员、北平政务整理委员。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叛国投敌。先后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汉奸组织”新民会“会长、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汪伪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总署督办、汪伪国民政府委员等职。

国民党曾秘密刺杀王克敏，但未成功。

最终下场：抗日战争胜利后，以汉奸罪被逮捕。1945年12月25日在狱中畏罪自杀。